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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传真道网CHINA SUFI · 传统文化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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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在

#101700
叶哈雅
会员

第三章、寻找身份认同
在马格里布阿拉伯社区,我与扎卡里亚具有某种特殊身份,或者不如说,完全没有身份。在家里,阿伊莎从未与我们讲过阿拉伯语,以致我们生活在马格里布社区本身的种族歧视之中,因为我们不讲它的语言!扎卡里亚和我是我们家族中仅有的两个,既听不懂,也不会讲我们的母语。当我们坚持让我母亲教我们几个阿拉伯词时,她嘲笑我们的口音,说我们发音太差,直到我们闭嘴为止。我的姐姐们在摩洛哥出生,几乎每年都回去,所以她们会说阿拉伯语。结果是,当我们见到摩洛哥的亲戚,他们对我们的命运充满悲悯:“啊!他们不讲阿拉伯语?!麦斯奇那!可怜的!”然后我母亲会接上一句。“不,他们不会,他们是真正的小法国人!”
我母亲也从来没有给过我们任何关于阿拉伯风俗或穆斯林文化的教育。并不是因为她不懂这个文化,而是她不希望我们知道它。她甚至在最近的一次与媒体的谈话中肯定了这一点:“我尽最大的努力使他们避免与阿拉伯人接触。”扎卡和我本人,向她请教过多次,如何做祷告,以及为什么要祈祷。她总是回避去解答。她说这不是我们这种年龄的人该知道的。可是,从在米卢兹的时候起,我就看着小伙伴们在他们的父亲陪伴下去清真寺。为什么我们就该如此无知?在别人面前,我们自觉荒谬。在我们周围的人中,谁能够给我们教诲?不是我们的父亲,他永远缺席,况且是个不做祷告的人。我们的姨、舅又居住在地中海的彼岸。我们于是决定向穆罕默德咨询,他当时是我母亲的同伴,是个虔诚的信徒,每天都做祷告仪式。
我们看着他鞠躬,站立,下跪。我们想知道这些动作的意义,以及他说的那些话的意思。他很善良地但却笨手笨脚地搬来一些书,这些书中具体地解释“怎么”做祈祷,但没有任何关于精神方面的知识。当时的纳尔本还没有清真寺,只是在圣·让-圣彼得有一间“祈祷室”,而我又是在很久以后才知道它的存在。如同很多的祈祷室,它们没有在大街上挂牌,而常常是在一个简单的住房里,不显山不露水的。
我们根本不能向我们那些马格里布伙伴问这类问题,那会暴露出我们全面的没文化,他们定然会嘲笑我们。由于看不到希望,使扎卡和我泄气地不再努力。那是在我二十五岁的时候,在蒙贝利埃,我才第一次走进了一个清真寺。我想扎卡里亚第一次进清真寺是在英国。由于扎卡与我是血统继承的穆斯林,我们对这一宗教的无知极大地影响了我们的一生。我相信同样的无知也对那些在巴基斯坦接受基地训练的青年发生过重大作用,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那些仍被美国监禁在古巴关塔纳摩的法国人身上。
我希望在此暂时离开我们个人的故事,而谈几点关于伊斯兰的细节,我认为这对理解扎卡里亚以后的生活历程是必要的。
在全球范围内,有十亿人宣称是伊斯兰,他们中的95%是逊尼派信徒,4%是什叶派信徒。大约有一百万人,也就是说1%的人自称是瓦哈比派信徒。不过这一百万人享受着神赐的经费赞助,因为世界第一的石油国家,沙特阿拉伯支持他们。
要想更好地分析瓦哈比派在全世界的影响,就必须把它放到国际形势的大背景下去看。我们都记得当时的国际局势是灾难性的,车臣战争与那里的屠杀,阿富汗战争的终曲等等。扎卡里亚和我从一开始就很欣赏马粟德将军,那位令人怀念的这场战争中的英雄。在波斯尼亚,正值“种族清洗”,或更准确地说是我们认为的有组织的种族灭绝。各种真实的种族屠杀在我们的眼前发生着。阿尔及利亚,在这个白色恐怖中,它很独特:十年之间,有十万人遇害身亡,但却是手无寸铁的平民。最后,有巴勒斯坦被占领,它的居民正遭受着真正的种族隔离。
对于任何一个生活在法国的年轻的马格里布人,所有这些暴行都是不能被容忍的。这也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对亲身体验到的反阿拉伯人、反穆斯林的言行的敏感。因此,我们是一些容易被诱惑的猎物,因为在现实中,很多人明白我们生活在悲剧之中。加之没有任何一种声音出来表达和维护我们的情感,只有一种思想支配着,没有人敢揭露暴行。
正是这样一种背景下,扎卡里亚在蒙彼利埃与住在小巴德和帕亚得的一些学生发生接触。这是两个敏感小区。那些学生向他解释说:在阿尔及利亚,人们进行的是反对腐败政府的合法斗争,那些斗士们是伊斯兰的“献身者”。他们的分析让我们觉得荒诞:阿尔及利亚是块伊斯兰的土地,怎么能够以伊斯兰的名义发动反对穆斯林的战争?妇女、孩子、年轻男子或老年人被用锯或斧头割断喉咙,这不可能是以伊斯兰的名义!这种暴行无论是否发生在一个穆斯林国家,都应该毫不留情地予以审判。
在今天的法国,如果一个年轻的穆斯林对他的宗教产生兴趣,想了解其父母的传统价值以及他所属的社区历史,而他的父母又不能给予他解答,那他就会去某个阿拉伯文化协会,或者开始自学。他肯定会去一个阿拉伯-穆斯林书店或某类传统文化书店,找有关的书籍。这后一类书店里的书通常昂贵,而且是供知识分子阅读的。况且这些书的作者常是一些东方学家。阿拉伯-穆斯林书店则更热情亲切,书相对也便宜。人们在那里可以找到许多作品,讲述我们父母祖先的文化,某一类馨香,某一种服饰,伊斯兰长袍或用来刷牙的某种植物。也有各种杂志,教阿拉伯语的录音或录像带,有古兰经,关于伊斯兰产生历史的书籍,宗教仪式教材,阿拉伯世界史,阿拉伯-穆斯林文化等。林林总总,卷帙翻新。
清真寺也是自我修养的一个途径。另外还有那些塔伯利哥传经人,人们偶然会在菜市场上碰到他们。此外,有报告会或集会,由法国伊斯兰组织联盟(UOIF)或“塔莱克斋日”这类组织召集。还需要提到的是宗教节日,比如穆罕默德先知诞辰节等,由在法国的伊斯兰慈善计划协会(APBIF)组织办理。
初学者眼前是一片处女地,等待开垦发现。不是所有的人都观点一致。在这些集会中,有人会在一些微不足道的或次要的问题上纠缠不清,一年又一年,让我们以为在那里可以找到本质。偶尔,我们会翻到一本极端激进的书,或相反,一本十分适当的书。有的时候,会有真正的宗教教诲,可有时,也不乏政治说教或异教宣传。
由于缺乏父母的权威性的告诫或宗教权威的清楚界定,年轻的初学者因此只能靠自己去鉴别。于是所有的危险都在窥视着他。众多的传经人或对话人对他们所谈论的宗教了解甚微,而选择清真寺教长伊玛目的条件甚至只是他懂得说阿拉伯语,并且会能言善辩……再好一些的,是要求他能够背诵古兰经。可是没有人关心他本人的神学修养。在此情况下,第一代移民有两种担忧:一是如何找到可以做祈祷的地方,二是有人能够教授他们的孩子学习阿拉伯语和古兰经。当他们找到的只是些新手,很显然传授的质量便大大降低……
于是有人乘虚而入。各组织的年轻学员,“穆斯林兄弟会”的,解放党的或瓦哈比教派的,各路出动,竞争着新一代伊玛目的位置。他们是各种协会的积极分子,组织教授阿拉伯语,赞助穷孩子入学和宗教学习,渐渐地使他们自己成了被青少年接受的教育者。这些年轻学员成功地打入第二代移民子弟中间,建立起组织结构,壮大到可以召集一些大型会议。在所有这些活动中,传统宗教传授中那些严肃适度的方法完全不存在。
与此同时,所有为说法语的年轻穆斯林服务的书店都充斥着下述人物的著述:萨伊德·扣特巴(Sayyid
Qotb),马杜迪(Al-Mawdoudi),卡拉达维(Al-Qaradawi),穆罕默德·伊本·阿巴德·瓦哈比(Muhammad Ibn Abd
Al-Wahhab),伊本·巴兹(Ibn
Baz),乌塔伊曼(Al-Outhaymine)。换句话说,所有瓦哈比派和“穆斯林兄弟会”的领袖们的著作。这后一个也被称为扣特巴派(qotbisme)。在这些描述中我们找到的是什么?以下我摘录几段节选:“今天,已不存在穆斯林社会,已没有了伊斯兰或穆斯林信徒,因为已不再有哈里发和哈里发之职。(哈里发,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人。哈里发之职,是历史上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首脑。)只有当现存的一切制度被摧毁,让位给一丝不苟地遵守神圣立法的政权,穆斯林社会才会获得新生……地球上所有的社会,无一例外,都是亵渎神灵和偶像崇拜的社会。他们知道惟一的权威只属于神,因为当一个人贸然发明法律时,他会宣称自己与神同在。所有不加抵抗,不进行反叛,而归顺于这种社会的人们,都在以驯服的方式同流合污……在今天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穆斯林,就必须进行圣战(Jihad),与所有那些以人为标准进行立法的制度作斗争,将其推翻,以建立神圣的立法。”
人们还可以读到:“只有一个组织,那就是伊斯兰组织;其他组织都只会通向偶像崇拜……只有一个家园,那就是伊斯兰家园,在那里保留着穆斯林政权。其他一切地方〔在那里不存在伊斯兰权威,这也包括在伊斯兰土地上–作者注〕,都只会对一个穆斯林充满敌意,而他与这些地方只能有战争的关系,或建立在特殊条件下的休战状态。没有任何可能将那里视为伊斯兰之家;那里的居民与穆斯林永远不可能和睦相处。”仇恨渗透在字里行间。这些言辞是一种精神变质的反映,是宗派之争的产物,因而是危险的。
瓦哈比派或扣特巴派信徒的暴烈特性有一个象征人物,艾曼·扎瓦里(Ayman
Al-Zawahri)。不就是那个本·拉登左膀右臂的埃及人?他是在加兹拉电视台播放本·拉登录相带时向公众露面的。艾曼·扎瓦里曾于1981年被捕并遭监禁,与埃及前总统萨达特被刺有关。他也是1991年开始出现的埃及“圣战”组织的领袖,这一组织被认为是最极端和血腥的。仅仅1992年一年,他所组织的恐怖活动就在埃及造成了1200人的死亡。见其果而知其树,看看扎瓦里是如何谈到萨伊德·扣特巴的著作对他的影响吧。
在伦敦出版的一份阿拉伯报纸,叫《中东》(Asharq-i-Awsat)。据说扎瓦里通过一个极端基本教义组织成员的中介,暗中将其手稿带到伦敦,在该报上分期连载。这篇被作者称为“最终遗言”的文字是这样被该报介绍的:“艾曼·扎瓦里博士,埃及‘圣战’运动的领袖和基地组织中本·拉登的盟友,在本报每日连载中谈萨伊德·扣特巴。”在2001年12月4日一期中,人们可以读到:“埃及圣战运动在60年代开始了反政府的战斗,届时总统纳塞尔发动了打击‘穆斯林兄弟会’的运动……在判处了‘穆斯林兄弟会’的最重要的领袖扣特巴死刑以后,当局以为自此便彻底在埃及消除了伊斯兰主义的老巢。然而,这却成为埃及反政府圣战主义运动的导火索……扣特巴在他有炸弹性威力的著作《路标》中为他们奠定了组织结构,也激发了基本教义主义的再次复兴……扣特巴的组织决定对现任政权展开攻击,因为它是伊斯兰的敌人,它拒绝服从安拉的神圣法律,离开了他指定的道路。扣特巴的召唤曾经是,今天也还是伊斯兰革命的星星之火,这一革命旨在以一切内部的和外部的敌人作战,自此,流血事件日复一日地重新发生着。这革命每天都在使信仰进一步坚定,步骤更加详尽,使战斗的性质得到理解,并丰富了急中生智的经验。扣特巴导师在引导新一代穆斯林走上这条道路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埃及以及那些阿拉伯地区影响重大……扣特巴成为诚实和坚韧不拔的榜样……平静的表面掩盖着受扣特巴思想召唤的沸腾的反叛,当代圣战的组织的核心在埃及悄悄形成。”
无可争辩的是,瓦哈比派和扣特巴派的意识形态是众多的凶杀、暴行以及平民战争的根源。历史上,当瓦哈比派出现的时候,他们制造了在麦加、麦地那、塔伊夫、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屠杀。今天,同样的屠杀在阿尔及利亚继续发生着。可是,这些教派的领袖们却在西文世界或在近东公开打出招牌,鼓吹他们的意识形态。他们将其思想宣称为改革潮流,并自封为伊斯兰的改革者。他们把宣传瓦哈比和扣特巴派的意识形态的文字变成“无数美妙的篇章”。当他们谈到平民百姓被屠杀时,从来都不是对这种暴行的严厉揭露,而是竭力减低其严重性。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战争操作,在这个过程中,有的时候,他们〔指瓦哈比信徒–作者注〕猛烈打击那些拒绝跟随他们的人。”更有甚者,他们这些瓦哈比派和扣特巴派作者为这些暴行进行辩护,说那些行凶者受到伊斯兰改革和复兴愿望的激励。在世界范围内,利用伊斯兰复兴、伊斯兰改革派之名的大有人在,比如弗萨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