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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葛兰认为一个人可以通过深省自己的无能无力、一无所有和空洞虚无,从而在真理的光辉之中消灭自我。
所以,如果葛兰可以被看作是一个苏菲,哪怕只是思想上的而不是名义上的苏菲,那么在他看来,究竟什么是苏菲呢?在有关这个问题的两部著作中,葛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较早的一部作品中,他说:
塔索伍夫(苏菲行知)的意思是,将自己从人类所特有的劣性和弱点中解脱出来,并获得真主所喜悦的、天使般的品行,通过这种方式,按照知识的准则管理自己的生活,获得真主的喜爱并享受由此而产生的精神愉悦。
在后一部作品中,他对“苏菲道路”给出了类似的定义:
遵循苏菲道路的人,是能够将自己从人类的劣性和弱点中解脱出来,从而获得天使般的品质,其行为受到真主的喜悦,其生活符合真主的知识与爱的原则,并享受由此而带来的精神愉悦。
这两条定义殊途同归。葛兰特别重视意志,强调苏菲行知尽在克服人性上的障碍,顺服于真主的力量与意志,并获得真主期望他的仆人们所能具备的美德与品行。能够按照这种方式生活的人将会在思想智慧中逐渐成长,对真主和他人的爱都会日渐增加。对于忠诚于这条道路的人,真主赐予他精神上的愉悦、鼓励和坚定。这种理解和认识,与数个世纪以来苏菲思想的主流是合拍的。在这些思想中,苏菲通过个人努力抵达各种思想境界,克服种种障碍,获得真主的垂怜,并深信不疑地等待真主恩赐给他们知识、爱与喜悦的境界。
葛兰为何会对苏菲感兴趣?苏菲传统对他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吸引力?他曾经说,数个世纪以来,穆斯林一直都在深刻思考并努力实践伊斯兰的内在价值,并为控制私欲而制定了思想和行为规范。这些穆斯林实际上就是苏菲。可以说,苏菲就是伊斯兰的本质,或者说灵魂。
作为宗教的伊斯兰当然重视思想领域,认为对自我的淬炼是一项基本功课,清心寡欲、虔诚奉主、与人为善、真诚忠实乃是其重要课程。在伊斯兰的历史上,对这些原则坚守最多的就是苏菲行知。反对这一点,就是反对伊斯兰的本质。
换言之,在葛兰看来,苏菲的天才,就是能够以生命“活化”古兰经与圣训的精神,并以之影响、塑造他人的行为。通过苏菲行知,穆斯林认识到了这样一个过程:从服从自己尚未理解的诫命这样的境界,上升到欣赏、喜爱伊斯兰教义的境界。——这种境界应该是信士生活的部分,或者说全部。苏菲行知解释了一个穆斯林应当如何克服私欲,如何应对挫折和阻力,如何坚忍不拔,如何战胜灰心丧气并避免在日复一日的单调事务中沉沦。苏菲行知使得穆斯林能够获得美好的品德,并遵守一些个人戒律,充分按照真主的意愿生活。苏菲的道路导人至欣喜,于是对宗教操行的坚守不会变成被迫接受的、繁重沉闷的负担,而是充满喜悦的、快乐的生活方式。令葛兰最感兴趣的正是苏菲思想的这种能力——它能够提供一个程序,使穆斯林“活化”伊斯兰的信仰和操行,而不是一些苏菲圣徒们所热衷的、或者据说所拥有的狂喜状态和超常的神奇体验。
葛兰并不因为热爱一些苏菲大师的思想而不去批评某些苏菲的生活方式。晚期苏菲教团制度形成以后,早期苏菲的活力就消失了。尤其是近代,许多苏菲远离现实生活,沉湎于无谓的幽玄思索。葛兰认为,当代土耳其之所以出现教育危机,他们也必须为此承担一份责任。因此,他在教育方面的努力,可以看作是对土耳其学生在教育上缺乏选择这一现实的一种反应。正是因为在科学知识和思想价值观之间缺乏调和,所以葛兰和他的助手们才会设计一种崭新的教育模式。
在葛兰和他的团队启动新的教育模式之前,土耳其的学生们只能要么去世俗的共和国院校读书,要么去传统的经学院,要么去苏菲道堂,再要么就去读军事院校——而所有这些教育模式中,没有一个能够将科学知识的教授与人文品格的培养真正结合起来。
当现代世俗学校专注于意识形态的教条,宗教教育机构远离现实生活,思想教育机构沉湎于形而上的理论,军事院校醉心于武力时,知识的完美调和基本上没有实现的可能。
他认为世俗的学校教育一直无法摆脱现代意识形态的传统与偏见;而传统的宗教学院在面对现代技术和科学思想所提出的挑战时,却缺乏应对的兴趣和足够的能力。它们缺乏革新求变,无能为这个时代的学生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教育的灵活性和想象力;而苏菲道堂,虽然在努力培养和发展思想价值观,但是他们却无法应对现代的挑战——用葛兰的话来说,“他们在用几百年前的圣徒先贤们的美德和奇迹来自我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