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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在

#118282
雅欣
会员

《堂吉诃德》里也经常出现“老基督徒”的字眼以及对血统论的讽刺和反感:

我是老基督徒,仅这一条也足够当伯爵的了。
杜尔西内亚是自身品行的产物,品德可以改造血统。
所谓家世门第是一笔糊涂账。
每个人都是自身行为的儿子。
血统来自祖上,品德自己修养;美德自有价值,血统哪能比拟。

在短篇小说《双狗对话录》里,塞万提斯借两只狗的对话批评了这种歧视人的国策。

一天夜晚,给医院把门的两只狗突然说起了人话,它们的对话录充满了对人世的批判。一只狗对另一只狗抱怨人世间的主人与天主大不相同:

人世间的主人想雇佣人,首先要细察其家世,考究其能力,注意其仪表,此外,他还要先了解他有些什么衣服;但是供上帝差遣,就不论贫富,不讲出身家世的贵贱,只要他们准备好一颗纯洁的心去供上帝差遣就行。

这则短篇的指喻更尖锐:它指出“不能说人话的痛苦”。两只狗吁天叹世,“到现在为止我们所经历的和正在经历的事是一场梦”,但它们相信自己“会在别人意想不到的时候重新变成人”。它们还宣称:“我们是狗。但是我们不必因此就放弃享受一下我们会讲话的幸福,以及在这个阶段我们能讲人话这件如此伟大和了不起的事所能带来的乐趣”。

小说结束时用读者的口吻说:“你编造这篇《对话录》用心良苦,我能理解,这就够了。”(《塞万提斯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如果把“由人变来的、不能说人话的狗”替换成“被强迫改宗的、不能说真话的摩里斯科”,其中的逻辑不是也完全成立吗?
  
第一部第九章,艾哈迈德•本•安赫利先生:

现在就可以来重读第一部第九章了。第九章,宛如中国的《红楼梦》第四回,由于它耐人寻味的伏笔写法,也许可以被视为解读全书的纲领。

堂吉诃德在七月一个炎热的清晨离家出游之后,很快发生了戏剧性的几幕:在客栈受封骑士、解救小长工以及著名的大战风车。故事写到这里,小说已经到了第八章的结尾。

故事的叙述者“我”忽然打住,声称往下的英雄业绩已没有文字记载。于是“这部作品的第二作者”(指塞万提斯本人)必须去寻找故事的下文。紧接着在第九章,《堂吉诃德》的“第一作者”以一种意外的方式出场:

在这一章里,自称第二作者的“我”,在托莱多的市场上无意之中买到了一堆旧抄本手稿,他一读大吃一惊:题目正是《堂吉诃德》,内容也正是他渴盼的下文。而这一情节的紧要处在于:手稿的文字是阿拉伯文,手稿的作者即《堂吉诃德》一书的真正作者,是一个阿拉伯史学家。

尽管欧洲传统骑士小说里时有假托古人之作、制造离奇来源的手法,但是,如果我们把小说放回十七世纪初的西班牙,逐句品味第九章的有关文字,并研究这位阿拉伯史学家在全书各处的表现,也许就不会排斥另一种可能的结论。

一天,我来到了托莱多的阿尔卡纳市场,见一个男孩走近一个丝绸商人,向他兜售一堆旧抄本和手稿。

阿尔卡纳市场在当时是一条非常闻名的商业街,街上曾住着不少穆斯林和犹太商人,同时代的著名流浪汉小说,如《古斯曼•德•阿尔法拉切的故事》也提到过这条街。小男孩兜售的旧抄本显然是准备用来包装商品的。托莱多曾是卡斯蒂利亚王国的都城,从小受多重文化熏陶的天主教国王“智者阿方索十世”执政时,其朝廷里不同宗教背景的学士和科学家云集,城内开办了多文化的翻译学校,大量阿拉伯文和希伯来文的哲学、宗教、文化、科学文献在这里被译成西班牙语。研究者奥古斯丁•罗梅罗•巴罗索认为塞万提斯选择托莱多作为《堂吉诃德》“第一作者”出场的地点并非偶然:“事情恰恰发生在托莱多,塞万提斯以这种极为巧妙的方式纪念托莱多著名的翻译学校,这些学校在整个中世纪体现了宗教、语言、习俗、种族方面的共存局面和宽容政策。”

胡安•戈伊蒂索洛也认为:“塞万提斯选择这个背景是出于他与摩里斯科—奥斯曼土耳其世界之间复杂的和难以忘怀的关系,也是出于他对伊斯兰文明的迷恋。”

我顺手从小男孩手里拿过一本抄本,一看写的是阿拉伯文。我虽然能辨认,可是看不懂,便四处张望,想就近找个会说阿尔哈米亚语的摩里斯科人帮我念一下。找这样的翻译并不困难,即使要翻译更优美、更古老的语言,也能够找到人。

手头见到的几个译本都把“morisco aljamiado”,即“会说阿尔哈米亚语的摩里斯科人”简化为“懂西班牙语的摩尔人”,这种译法放弃了其中最有意思的文化内容。上文提及,从“摩尔人”到“摩里斯科人”,意味着时代的变更,暗含着强迫改宗政策造成的结果。“阿尔哈米亚”是上一个时代遗留下来的、摩尔人所说的一种混杂的西班牙语,正如“阿尔加拉比亚”,即“algarabía”,是西班牙基督徒所说的一种不标准的阿拉伯语。一个“会说阿尔哈米亚语的摩里斯科人”,即一个已改宗基督教的、同时保留着自身文化特点的摩尔裔西班牙人。这正是塞万提斯时代——那个文明更替的年代——所特有的情景。此外在塞万提斯的时代,希伯来语被认为是最古老的语言,因此这段文字中提到的“更古老的语言”,应当是指希伯来语。在翻译学校的故乡,当然不难找到这样的人才。

针对这个情节,洛佩斯•巴拉尔特说:“塞万提斯开了一个精彩的玩笑,这个玩笑也含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在十七世纪的西班牙,拥有一本阿拉伯文的书——更别说写作和翻译这样的书——是政治罪行。塞万提斯好像在告诉我们:《堂吉诃德》不仅是一部东方作品,而且是一部禁书,它可能会引起宗教裁判所的审判。至于塞万提斯为什么要给自己的作品戴上阿拉伯文学的面具,我们无从深入他的内心,无从了解其中的深层含义和情感动机。”
摩里斯科翻译告诉“我”:这部手稿题为《拉曼恰的堂吉诃德》,手稿上标明的作者是阿拉伯史学家Cide Hamete Benengeli。熟悉阿拉伯姓名在西班牙语中变异方式的学者很容易就可以把这个名字还原为Sidi Ahmed Ben Engeli,即安赫利(Engeli)的儿子(Ben)艾哈迈德(Ahmed)先生(Sidi),我们可译之为“艾哈迈德•本•安赫利先生”——一个标准的阿拉伯人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