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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在

#118284
雅欣
会员

凡此种种,均为疑点。研究者梅迪纳•莫莱拉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做过如下的结论:

根据塞万提斯的文化背景和亲属关系,根据他所继承的价值观,以及他的知识框架,他应该是一个祖先以穆斯林为主体的安达卢斯人;当然这并不排除合乎逻辑的混血成分,而且作为一个必然的改宗者,他本人也是一个跨文化边界的作家。

(以上总结性资料基本引自Medina Molera, Abd al-rahman: Cervantes, el Quijote: Frontera de Identidad)

毕竟四百年过去了,对于无法通过实证道路澄清塞万提斯血统和个人隐秘的后世人来说,分析的依据依然只能是作品,只能是基于作品文本的逻辑判断。无疑,一个满腹心事的作家,哪怕环境再险恶也会竭力在作品中留下蛛丝马迹,让后世读懂自己。

除上述文本分析,《堂吉诃德》里还有一些可能流露着作者情愫的细节。

在小说的尾声,第二部第六十八章中战败返乡的堂吉诃德与桑丘被六百多头“肮脏的”猪从头顶践踏而过,堂吉诃德称之为“天罚”(对于穆斯林,猪的践踏当然是最大的侮辱)。桑丘抱怨道:伺候骑士的侍从也该受罚吗?“桑丘家族与吉诃德家族有什么关系!”(桑丘在《堂吉诃德》里的老基督徒身份明白无疑)在第六十四章中,最终战胜堂吉诃德者是“白月骑士”,白月恰是伊斯兰的标志。

或许塞万提斯的血统和身世将成为永世之谜。

但确凿无疑的,是他在《堂吉诃德》和其他作品中表达的鲜明的反体制立场。若他的受害者背景得以确定,那么,这一受着血统影响的“罪人”地位,更强化着其作品的异端色彩。即便日后塞万提斯被证明并非摩里斯科后裔,他也已被证明是一个被剥夺信仰者的同情者、伊斯兰的朋友、文化共融的鼓吹者、人道主义者和资本主义的早期批判者。

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里利用骑士小说的外壳,创造了在官方话语罗列下尖锐质疑的文学手段。他在标榜“让世人厌恶虚妄荒诞的骑士小说”的同时,创造了一个单骑挑战巨人、一人对抗社会的真骑士。这个骑士相信“骑士道也是宗教;天堂里也有骑士圣徒”(高斯注《堂吉诃德》II,139页)。他怀着清醒的使命感,独自拯救“极其悲惨无助的、遭遇大难”(高斯注《堂吉诃德》II,529页)的人们。

塞万提斯的时代也是西班牙文学史上著名的“黄金世纪”,那时涌起的文学繁荣,被体制用来美化自己。然而人的求索追踪,必定要纠正文学史的误解和误导。阿梅里科•卡斯特罗把一四九二年后的西班牙文学分成两个集团,一是老基督徒的主旋律文学,一是新基督徒的抗议文学。这一见解虽尚可商榷,但是——没有苦难就没有文学的“黄金世纪”,这是更大的文学规律。黄金森林的每一株巨树——从《托尔美斯河上的拉撒路》开创的流浪汉小说,到描写皮条客的《塞莱斯蒂娜》,再到某些神秘主义诗人直至《堂吉诃德》——都是抗议的、对抗歌功颂德的不朽之作。文学揭示的时代冲突,刚刚掀开面纱之一角。

为缅怀长眠于西班牙荒凉大地上的孤独骑士,谨作此文以为悼念。

完稿于二〇〇五年二月

(由于篇幅关系,本文省略了部分引文的出处。文章中《堂吉诃德》的部分译文引用、对照了以下版本,但有个别改动:《奇思异想的绅士堂吉诃德•德•拉曼却》,董燕生译,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奇思联翩的绅士堂吉诃德•德•拉曼恰》,孙家孟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