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传真道网 › 论坛 › 【网友天地】 › 【文明对话】 › 《王岱舆的“天命三品”论对当今文明对话的启迪意义》马效佩著 › 回复 #84194
二对“天命三品”论的初步思考
笔者通过对王岱舆的“天命三品”论的潜心学习和静心思考,得出以下一些心得,现在不揣冒昧地提出来,旨在抛砖引玉,与各位学界同仁共作 探讨。
(1) “天命三品”论具有深刻的理论创新意义
长期以来,一部分有成见的所谓的东方学家坚持认为,穆斯林学者只会被动地接受和解释来自《古兰经》和圣训的教条性知识,很少有思维创新和理论阐发的意识和能力,面对另外一种文化传统和宗教,只会生硬地加以拒绝,不会提出有创新意义的思想和理论。王岱舆提出的“天命三晶”论,证明实际情况并不尽然。“天命三品”论的创新意义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首先,他大胆借用了儒家传统中的“天命”这一重要哲学术语,并对其赋予了崭新的伊斯兰教意蕴。使中国这一起源于《诗经》“惟天之命,于穆不已”的古老概念从“天降之命”和“天命流行”,一跃而成为“真主敕命天仙,降传至圣,从天而下”的伊斯兰教使命观。
其次,一般的伊斯兰教教义学家,即从事于“凯俩穆”学的人士,把肩负天启的圣人分为两种,一种为“热苏立”,一种为“奈宾伊”,即现代汉语中翻译这两个阿拉伯语概念时所使用的“使者”和“先知”。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更为详细的分类法把肩负使命的圣人分为四种:封印的至圣,具有坚强意志的大圣,钦差圣人(使者)和先知。然而,在“凯俩穆”教义学家中,据笔者所知,还没有人像王岱舆这样,把“天命”明确分为“明命”、叫S命”和“觉命”三晶,并用这种分类理论来解释穆斯林遭遇非伊斯兰文化传统时面临的教义学问题的。由此可以断定,王岱舆的“天命三品”论乃属发前人之未发,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之举。
再次,王岱舆从其“天命三品”论出发,虽然指出中国历史上没有接受真主“明命”的圣人,但是却有许多接受“兆命”和“觉命”的圣人,前者有黄帝、武丁和文王,后者有孔子和孟子。王岱舆是中国穆斯林学者中第一个在历史上提出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框架,主张自黄帝到孟子,中国历史上有一系列可以被伊斯兰教所承认的肩负“天命”的圣人的思想先驱,站在伊斯兰教立场上,从哲学和认识论意义上承认了儒家传统的历史地位,其所具有的理论创新意义不言而喻。
最后,王岱舆用当时中国人非常认真的信仰的凤凰为例,强调中国文化传统虽然没有过“明命”之存在,但并不能因未见而否认其存在,因为儒家传统就相信没有被人们见过的凤凰的存在。他进一步指出,“天命三品,惟全正教,其他无非觉兆也。”*很显然,他是在这里强调伊斯兰教作为“正教”而具有的包揽“天命三品”的完整性,然而,它的论述并没有在这里结束,非常具有理论创新意义的是,他提出,“治国安民,修身行善,亦圣人之事也。代表穆斯林学界,首次承认获得觉兆之命的中国圣人,其所行在伊斯兰教学者看来也是圣人之事,能治国安民,修身行善。我们进一步发现,他的这种承认并不是简单迎合或取悦处于主流地位的儒家传统学说,他真诚而耿直地指出,儒家学说虽为圣人之事,也能治国安民,修身行善,但它却不能认主知人,明先天之原始、后天之归宿。从伊斯兰教的传统美德出发,给儒家进了一句发自肺腑的忠言。
2.“天命三品”论具有明确的伊斯兰性
笔者认为,王岱舆的“天命三品”论,虽然提出了“兆命”和“觉命”都属于“天命”,从而自然地主张从黄帝到孟子的一系列中国圣人都可被认为是伊斯兰教的圣人,其所行之事也是圣人之事,但还不能以《古兰经》和圣训中没有明确认定他们为圣人作理由而否定王岱舆的“天命三品”论的伊斯兰性。笔者以为有以下理由可说明其理论的伊斯兰性:
首先,“天命三品”论是王岱舆作为一个学贯回儒的穆斯林学者,站在伊斯兰教的立场上,在系统论述伊斯兰教教义的框架内提出的。
其次,笔者不赞同所谓一切创新都是“闭达尔替”异端的近现代伊斯兰清教徒主义观点。按传统的伊斯兰教教法学家的分类,“闭达尔替”可分为两种,即阿拉伯语中的“闭达尔替·哈塞乃”和“闭达尔替·散佚埃”,前者为好的创新,后者为坏的异端。所以,像王岱舆这样生活在一个传统伊斯兰教学术氛围中的大师,紧扣“闭达尔替·哈塞乃”思路,对伊斯兰教在不同环境、不同时代所遭遇的问题,在不违背经训精神原则和指导思想的前提下,进行一次新的理论创新,实在是其伊斯兰性的具体表现,是一种符合伊斯兰教精神原则的原创。
再次,按《古兰经》的原则,每一个民族都有一个圣人或引导者,而且,真主不会在差遣使者之前惩罚任何一个民众。”《古兰经》还明确说有许多圣人,真主没有把他们的故事在经文中进行讲述。”圣训作为对《古兰经》天启的补充和解释,讲得则更为详细,按圣训记载,“热苏立”有三百一十三位,“奈宾伊”则多至十二万四千多位。所以,正确而符合理性的理解应该是,《古兰经》既没有明确指出尧舜孔孟等中国圣贤为伊斯兰教认可的圣人,也没有明确否定他们是圣人。客观地说,这是一种保持沉默的态度。这就为后来的学者留下了进行原创性理论探索的余地和空间。王岱舆就是在这样的余地上进行了他原创性的学术和思想开垦,按“治国安民,修身行善,亦为圣人之事也”的原则,认为“获觉兆之命”的中国圣人,也可以被看做真主差遣给华夏大地的圣人,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
最后,据《古兰经》记载,讲述著名的优素福圣人生平故事的《优素福章》,从一个他梦见太阳、月亮和十一颗星星向他叩头的故事讲起,整个过程中穿插了一系列的梦以及对梦的解释,从而显示出优素福圣人的伟大、圣洁与智慧,最后以故事开头的梦的圆满而结束。说明他在许多重大事件中,是梦中受命的。再者,作为伊斯兰教五大天命的朝觐功课中的宰牲仪式,究其来源,也是“众先知之父”易卜拉欣大圣人的一个梦,他梦见真主命令他宰杀自己的儿子,而他也认定这就是来自真主的启示并予以执行,这说明他
在这件事上就是“梦中受命”的。所以,伊斯兰教认为圣人的梦都是真梦。我想,王岱舆在建立自己的“天命三品”论,把“兆命”即梦中之命,作为天命的第二个品级而认为黄帝、武丁和文王都是梦中受命的圣人时,是不是以这些《古兰经》事件为依据呢?王岱舆没有说明,留给我们的仅仅是猜度和思索。假如他真是以这些故事为依据,那么,这能否证明其“天命三品”论的伊斯兰教性呢?据《定义书》的作者,著名的伊斯兰教教义学家伊玛目阿里·穆罕默德·居尔加尼对“奈宾仪”一词下的定义,“奈宾仪”受启示的情况有三种,他说:
“‘奈宾仪’(圣人或先知)者,通过天神受启示,或在心间受‘以利哈姆’(默示),或通过真梦受警示者也。 ‘热苏立’ (钦差或使者)因其高于‘奈宾仪’所受启示的特殊启示而更为高贵,因为‘热苏立’是真主特意通过珈百列大天神降示经典而受启示者。”
居尔加尼在这里明确说明伊斯兰教认可的圣人有三种,其中第三种就是通过真梦而受启示成为圣人的。
至于王岱舆所说的获“觉命”即“心间开悟”而为圣人,究竟指的是伊斯兰教教义中启示的哪一种呢?“觉命”之说是否有经训依据呢?居尔加尼在给圣人下定义时提到的第二种即“在心间受‘以利哈姆…而成为圣人的人,是否可以理解为王岱舆所说的“心间开悟”呢?居尔加尼本人对“以利哈姆”的定义是:
“通过流溢的方式而投置在心中者。”
我个人觉得儒家所说的“心间开悟”好像是一种主动行为即人作为主体自己开悟,而伊斯兰教的“以利哈姆”却是一种被动行为,这里的主动者是真主,人是“以利哈姆”的被动接受者。所以这两者好像还是有区别的。这一点也显示出儒家文化是一个“以人为本”的传统,强调人的“主体”地位,所以也就特别强调人的“开悟”;而伊斯兰教文化则认为一切来自真主、回归真主,是一个“以主为本”的文化体系,强调人作为“客体”的被动的接受作用,所以特别强调“天启”和“默示”精神。但无论如何,笔者以为
‘天命三品”论的伊斯兰性是不值得怀疑的。
3.“天命三品”论具有显著的本土特征
笔者认为,王岱舆的“天命三品”论是一种明显的本土理论,其本土性具体体现在伊斯兰教本土性和中国本土性两个方面,合而说之,可以称为中国伊斯兰本土性。
王岱舆从小生长在一个穆斯林家庭,接受了坚实的伊斯兰教宗教教育,其极高的伊斯兰教学术造诣淋漓尽致地表现在《正教真诠》、《清真大学》之中,成年后,又孜孜不倦地钻研儒释道这三家在华夏大地鼎足而立的学说,运用比较研究和哲学思辨,对回、儒、释、道四大家展开思索,最终成就了他自成一系的中国伊斯兰教思想。笔者认为,如果没有深沉的伊斯兰教学人身份,没有儒释道三足鼎立的中国宗教文化环境,王岱舆是不可能提出“天命三品”论的,其独特的身份和宗教文化环境就是他所生活于其中的“本土”,而这个“本土”则为他提供了进行学术和思想呼吸、获得精神生命升华的最佳土壤。离开这样的本土是不可能产生其所代表的独特的中国伊斯兰教思想的,也是根本不可能提出“天命三品”论这一极具中国伊斯兰思想特征的原创性理论的。我们可以借用他描述先知穆罕默德“明命”的妙语“兴事而应时者,其至圣乎!”来对他“天命三品”论的本土性做一描述:“兴事而应土者,其岱舆乎!”其所兴之事,就是中国伊斯兰思想之事,就是如何让华夏学人理解伊斯兰教之事,就是穆斯林如何看待儒家学说及其历代圣人之事;其所应之土,就是穆斯林自移植到中国以来长期生存并珍爱的华夏热土,就是儒家文化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华夏中土,就是“觉兆之命得之者,治国安民,修身行善,亦圣人之事也”的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