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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天道与人道——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差异
王岱舆、刘智和马注等学者着力考察了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共同点和契合点,在整合二者的基础上构建了“真一”、“数一”化生天地万物和人类的宇宙生成理论,以及将天道“五功”与人道“五典oe相对接的伦理观。马德新在肯定前辈学者的学术探索和贡献的同时,严肃而坦率地指出了他们在学术上的某些偏颇之处,认为,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之间既有同,也有异,异不妨碍同,同不掩盖异。二者最突出的差异在于:伊斯兰文明重天道,中华(尤其是儒家)文明重人道。
马德新认为,伊斯兰文明强调严格的一神信仰,主张认主独一,唯主独拜,以神(真主)为本位,以神人关系为出发点,强调二者的主仆关系,强调入对真主的义务,真主对人的仁慈。而儒家重视现实人生,重视人伦道德,强调家的价值(国是家的延伸),关注社会生活,以人为本位。马德新总结性地指出:“我教圣人所任者天道,他教圣人所任者人道”。“人道者,处世之理,乃人与人当行之事也,是谓五伦。天道者,乃人与真宰所当尽之功,是谓五典也”。也就是说,伊斯兰文明的核心是宗教信仰,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华文明的重心则是宗法性伦理道德。伊斯兰文明坚持神本主义,强调真主的至高无上地位,以认主拜主,履行对真主的义务为人生第一要务,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整套的思想体系,确立了调整人与神(真主)之间关系的宗教伦理规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伦理规范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自然生态伦理规范。不仅如此,伊斯兰文明还以死后复生说和后世报应说为信条,强调对现世人生有限性的超越和延续。而儒家学说则强调人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要求人遵守具有等级色彩的纲常思想,以仁义为出发点关注现实人生,以“立德、立言、立功”为“三不朽”,对鬼神存而不论,淡化后来、来世,淡化宗教的超世性,而把天人、生死、人鬼、祖孙一同纳人人道系统,突出宗教的人际情感作用和社会教化功能,以不语“怪力乱神”而回避对鬼神的深度求证和探索,从而与兼顾天道与人道的伊斯兰文明形成鲜明的对比。
“以儒诠经”活动的社会影响
及其对当代文明交往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