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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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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以儒诠经”活动的社会影响

上述以王岱舆、刘智、马注和马德新为杰出代表的明清时期的穆斯林学者所进行的“以儒诠经”活动,即沟通与整合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尝试,在中国社会的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首先,它引起了中国主流社会某些官僚和知识分子的共鸣,并作出了一些积极的回应,促进了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沟通与相互理解。中国是文明古国,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而且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过重要角色,久而久之,中国的知识阶层和官僚阶层萌生了自我中心主义和文明优越感。因此,在文化和文明领域,“美人之美”是不易做到的。在科技和经贸层面,可以来者不拒,为我所用;但在深层的宇宙观、价值观和伦理观方面,接受异域文明的理念,实属不易。然而,对于王岱舆、刘智、马注、马德新等穆斯林学者所进行的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与沟通尝试,部分汉族学者和官僚采取了认同的态度,作出了某些积极的回应,实在难得。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王岱舆等人的著述的影响力和感染力。比如与王岱舆同时代的儒士何汉敬对王岱舆所阐述的伊斯兰教教理给予了高度评价。他首先褒扬了儒学及其创始人孔子,称儒学“唯精唯一,不偏不倚,所以生命伦常之道立,而其教遂亘古而弗衰”,然后贬其他学说为“蝇声蛙噪耳”,最后肯定了伊斯兰教,说“独清真一教,其说本于天,而理宗于一,与吾儒大相表里……其教亦不废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序,而洁己好施,更广吾儒所不足……且立说平易,不事玄诞,与道释两家,绝为霄壤,较之吾儒性理一书,同而异,异而同,亦在所不讳”。”
刘智的著作在汉族士大夫中引起了更大的反响,甚至受到一些儒者的青睐。如杨斐在《天方典礼》②一书问世时就称赞说:“数十百年来未明之礼,于斯较著。上可报我皇上抚绥之恩,下可以为人心检束之范。刘子之功,于是大矣。”“中华好事者,见天方语言、文字茫然捍格,疑其礼有惊世骇俗、诡异而不近情者”,但读了此书以后,便“化诡异之疑,与经典相为持盾,同归彬雅”。③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先生也对刘智等人所进行的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努力,给予了积极的评
价。他说:“当时刘智等这些人物已经能够通过他们的诠释实践,用古代汉语并通过对宋明儒学的理解,把伊斯兰教的经义陈述出来。而且刘智对宋明儒学的理解是,所有宋明儒学,从周敦颐、张载、二程到朱熹所讲的都是对的,都是可以接受的,也都是作为一个中国伊斯兰教徒的传统,但是它还有一见未达,还有一个层面没有发展出来,那就是‘真一’。有了‘数一’,有了‘体一’,但没有‘真一’这个层面。”他还强调“17世纪如此丰富的对话和丰富的资源”对当代的文明对话具有借鉴意义, “作为一个儒家学者,我觉得王岱舆对儒家不仅没有曲解,还有很多独到的洞见”。他还把刘智等穆斯林学者和基督教传教士利玛窦对儒学的态度进行了比较,然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说道:“事实上利玛窦的策略是要彻底解构宋明儒学的基本信念(我所理解的宋明儒学的基本信念是纯有的连续,从草木瓦石到人和神灵都是一气贯穿的),利玛窦要把这个结构彻底打破,使得儒家学者回到先秦,回到‘天’回到上帝,因为只有回到先秦才能把基督教所认为的超越而外在的上帝这个概念带进儒家的论说,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利玛窦的宰制性(colonization)的说法是,一定要打破你的基本信仰,然后你才能接受我的看法。这就便王岱舆和刘智的理论显得非常有价值,因为王岱舆本身是中亚细亚人……但他把整个宋明儒学当做是自家的学问……到了刘智他把那时所有儒家的资源都消化接受,其基本立场是我并不要改变你原来的信仰议程,但是我要用另外一套论说使你相信我的理念;我完全接受儒家的学说,但我认为你还有一见未达。从我从事儒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是非常大的挑战:是不是这条路为从儒学走向超越而外在指示了一个方向?这个很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第二,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广大中国穆斯林对汉文和汉文化的某些偏见,进而加深了对中华文明的理解和认同。自唐代至明末,伊斯兰文明传播于华夏大地,约有千年之久,普通中国穆斯林在日常生活中早已不用阿拉伯语、波斯语等母语,而改用汉语和汉文。可是在宗教生活中,在宗教的著述、传承中一直不肯用汉文,认为伊斯兰教的经典和教义只能用阿拉伯文和波斯文表述,用汉文表述便会走样,失真,甚至会丧失其神圣性。而王岱舆等人的汉文译著传播开以后,他们觉得用汉文翻译伊斯兰教经典和表述伊斯兰教教义同样可行,汉语如此丰富,汉文如此典雅,汉文化如此博大,完全适合表达深奥的神圣的宗教理念。其中的部分原因是,王岱舆等人的汉文译著文本,在沟通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过程中,创立了一套“汉克塔布”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既保留了伊斯兰文明的内核,又适应了中国人的语言习惯、思维习惯和汉文化的叙述特点,易于为生活在汉文化环境中的中国穆斯林所接受。可以说,中国穆斯林这个特殊族群的形成,是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交往的结果;同时,中国穆斯林历史地担当了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交往的中介和桥梁角色,使二者相辅相成,实现了互动。而在互动过程中,王岱舆等穆斯林译著家所起的作用功不可没。

2.“以儒诠经”尝试对当代文明对话的启示意义

明清时期王岱舆、刘智等穆斯林学者的“以儒诠经”尝试和沟通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努力,虽然引起了中国主流社会部分官僚、士大夫的共鸣,并作出了某些积极的回应,但从整体上而言,由于受时代的局限,囿于文化本位主义、自我中心主义和“华夷秩序”观,“对于王岱舆、刘智等人的良苦用心和不懈努力,中国主流社会中的大多数知识阶层采取了高高在上,甚至不屑一顾、漠然置之的态度,使得他们的努力沦为一相情愿式的单方面的行为,从而使这种文明交往本应产生的更大效应大打折扣。可见,文明之间如果没有一种平等交往和平等对话的良好诚意和健康心态,那么,所谓“交流”、“沟通”等,不是言不由衷的口号,便是自欺欺人之谈。
当今时代已完全不同于过去那种唯我独尊、闭关自守、保守专制的时代了;全球化,实际上就是文明交往的全球化,这就意味着文明交往的广度和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当我们中国学人在抱怨和批判西方学术界盛行的“欧洲中心论”和“西方文明优越论”的时候,我们自身在面对其他的非西方文明的时候,是否也有一种自觉不自觉的文明优越感和中国中心论呢?如果没有,那是我们的万幸,我们就应该珍视明清时期我国穆斯林学者所留下的这份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对话的宝贵资源,因为这份资源对今天的文明交往和文明对话仍有重要的价值和启示意义。
启示之一,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虽属两大文明体系,各有特色,但二者的差异并不像有人所认为的那么大,二者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二者不相同却相通,可以超越各自的边缘而进入与自己有差异的另一方当中,即打破自身的界限与对方融通,从而进一步拓展自身的视野,提升自身的品位。王岱舆、刘智、马注和马德新等对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沟通和融合,为我们当代学人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启示之二,文明之间应该平等对话,平等交往,克服文化本位主义和文明优越感,只有这样才能使文明交往和文明对话,切实可行,收到实效,这正如历史学家彭树智先生所说:“文明交往倡导的是不同文明的共存、共处和在平等公平的基础上共同发展,是对不同文明的感性同情、理性探索和深刻理解。理解是打开文明交往门户的钥匙;深刻的理解,可以解开文明交往的深层次之谜。”①王岱舆、刘智、马注和马德新等虽然自身有伊斯兰文明的背景,但对中华文明采取了非常尊重的态度,这才使其“以儒诠经”的尝
试能够始终沿着学术的正常轨道发展,并能产生较好的社会效益。
启示之三,文明交往与文明对话应该本着求同存异、互相理解的原则进行。不同的文明各自不同的历史、社会和人文特点,造就了独特的文明个性,在文明交往和文明对话的过程中,既要寻求不同文明所公认的普遍人类价值,又要尊重客观实际,承认差异、容忍差异、尊重不同的个性和多样性。“根据古今中外不同文明之间的辩证联系的规律,差异性并非必然导致冲突,同一性并非必然导致融合。……在多元文明时代,不同文明之间通过交往的必由之路,是寻找彼此之间的交会点,而不是一方化掉另一方,更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王岱舆、刘智、马注、马德新在其著述中,既看到了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共同点,又不回避二者的差异和不同点,并给予合理的解释和恰当的说明,表现出对对方的理解和尊重。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启示之四,在文明交往和文明对话中,应注意倾听不同文明代言人的声切忌想当然地给对方下断语。凭自己的某些直观的印象,凭自己的感觉和道听途说,给一个族群、一种文明下结论,是学术研究之大忌。但这种现象却十分常见。如某些西方人士说起中国人和中华文明,就大而化之地、想当然地定格为“留辫子、裹小脚、娶小老婆、抽大烟”等,对博大精深、底蕴深厚的中华文明采取一种草率的简单的或一概而论的态度,显得非常可笑。而王岱舆、刘智、马注、马德新等人,却对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抱有十分严肃和认真的态度,如对中华文明,他们并没有停留在日常生活中所获得的直观印象和从某几本书中得来的一知半解的认识,而是花费了漫长的时
间和巨大的精力,刻苦攻读和钻研儒释道三教的元典,并虚心向全国各地的鸿儒和博学之士求教,力求对其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深刻的理解和准确的把握。在介绍对方的观点时,摒弃主观武断,断章取义,而是尽可能引用元典的原话,把对方的思想和观点原汁原味地展示出来——在涉及儒学时,如数家珍,信手拈来,应用自如。对伊斯兰文明的态度也是如此,除了深人钻研各种数以百计的典籍外,马德新还不辞劳苦,实地考察埃及、土耳其等多个伊斯兰国家,力求掌握第一手资料,其严谨求实的态度,可以说达到了一丝不苟的程度。唯有如此,在表述相关文明的观点时就不至于走样、失真;唯有如此,文明对话和文明交往才能建立在坚实、可靠、可信的基础之上,并有所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