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传真道网 › 论坛 › 【中国苏菲】 › 【真镜花园】 › 英国弗莱彻:中国西北纳格什班底 › 回复 #87643
新疆的马克度木圣战
由于伊斯兰教在清朝中国的存在而引起的问题一开始被清政府的文化带隔离政策微型化了。清政府把全国分为满洲里边远地区,内外蒙古,**,新疆和中国汉人区,这些文化区之间只要能隔离就一律隔离。即便是在新疆,准噶尔大草原区,天山以北地区,东土耳其斯坦的农业绿洲区,和天山以南区,这些区之间都划了明显的界线。东土耳其斯坦又从行政上划分为阿勒特沙(六城)和维吾尔斯坦,双方的旅行和商业活动都设有限制。如果在新疆和中亚西部之间旅行那就触犯了帝国的禁令,但是来自克什米儿,巴达克善(Badakhshan),浩罕(Kokand),西尔达雅山谷(Syr Darya valley)城市的一些商人,天山里的柯尔克孜族人和帕米尔人,使得阿勒特沙(六城)的居民们和新疆以西的穆斯林世界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交流。
尽管有隔离的政策,清政府还是鼓励汉人区的居民向准噶尔移民去开发那里的大草原和荒原。这些移民中有很多回族人,他们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和西北汉人区的回族人取得联系。在伊犁山谷,早前有一个准噶尔人建立的属于东土耳其斯坦的穆斯林社群。在于1759征服阿勒特沙(六城)以后,清政府强迫乌什吐鲁番和其他一些地方的东土耳其斯坦人举家迁往伊犁山谷,从而增加了那里的人口。这些移民被称为“塔兰齐”(Taranchi),“农民”。塔兰齐们和他们在南部的亲戚朋友们当然是保持着联系。简言之,清政府的隔离政策并非完全有效,但是在它有效的地方,例如中国汉人区,由于闭关自守,使外界的有竞争力的领导力量无法进入,从而导致了当地穆斯林的等级现象。
这一时期,阿勒特沙(六城)的穆斯林的领导权问题上充满了斗争。清政府主要扶持当地那些土生土长的贵族,从而换取他们反对马克度木扎德家族的华哲们。他们中有一些是伊斯哈格系的纳格什班底耶,但是清政府把马克度木·阿赞木一系的贵族们全都分离出来送到北京,给他们以帝国贵族的封号。前文所提说过的、贾玛尔·阿·丁·卡塔吉(Jamal ad-Din Kataki)一系以降的纳格什班底耶华哲们有着为数可观的拥护者们,主要是在阿勒特沙(六城)的东北和新疆的回族人当中。随着回族人的大量拥入,马明心的新教有了立足之处,纳格什班底耶的印度分支“木加地迪”(Mujaddidi)在莎车(Yakand)也有了栖身之地。其他的神秘主义道路的作用也很重要。由华哲·穆罕默德·谢里夫·坡(Khoja Muhammad Sherif Pir,殁于1555/6年或1566年)所建立的乌外西耶(Uwaysiyya)在伊犁的塔兰齐人和回族人当中拥护者很多。嘎德忍耶也拥有一定的力量,包括在库车的胡达维(Hudawi)的后继者们,清政府给他们在阿勒特沙(六城)封有重要的行政职位。
在所有这些派系当中,纳格什班底耶的阿发格分支在阿勒特沙(六城)人的心目中仍然享有比较高的地位。他们把阿发格·马克度木家族看成是这片国土的合法统治者。清朝的统治只是暂时的挫折,效果有限。天高皇帝远,在大多数地方,执行的依然是伊斯兰教法。住在可汗领地内的山里的马克度木家族的华哲们以圣战(jihad)的名义向清帝国发动了一系列的进攻,希望能够收复东土耳其斯坦。而清政府这一方面,则试图把作为宗教社群的阿发给耶和以阿发格·马克度木家族为首的“叛乱”的支持者们区别对待。所以位于喀什噶尔城外的哈德拉特·阿发格[Hadrat Afaq, 以前称为“雅格都”(Yaghdu)] 的阿发格墓地多功能区依然作为阿发给耶的活动中心而开放,而位于东北方向不远处的阿斯丁·阿图什(Astin Artish)的萨图克·布格拉汗(Satuq Boghra Khan)的墓地也成为一个类似的阿发给耶活动中心。
1759年,有两个阿发给耶的华哲被清朝的军队赶到了巴达克善。其中一个叫做伯罕·阿丁(Burhan ad-Ding),他有一个孙子,叫做穆罕默德·玉素夫。有证据表明玉素夫和一伙柯尔克孜族人于1797年偷袭了清朝边境。1814年,一个属于伊斯哈格分支的纳格什班底耶, 名叫迪亚·阿丁(Diya ad-Ding)在喀什噶尔西南部的塔什马力格(Tashmaliq)发动了一次小的起义。但是这两次行动均未引起阿勒特沙(六城)人的反应。但是在1817年,穆罕默德·玉素夫的弟弟张格尔(Jahangir)宣布向清朝发动圣战,在柯尔克孜族人的帮助下发动了几次后果比较严重的袭击。1826年,扎罕格在喀什噶尔取得的军事行动上的成功引起了全城人的起义,浩罕(Kokand)的可汗本人也率军揭竿而起,进入阿勒特沙(六城)。英吉沙(Yangi Hisar),莎车,和和田(Khotan)等地的群众也都纷纷起义,把城池交给扎罕格。但是阿发给耶非但没有如法炮制,还用他们的强力地位抵制伊斯哈给耶,于是永久性地削弱了伊斯哈给耶。当清朝的军队于1827年前来平定这一地区时,扎罕格及其手下弃城而逃,没有抵抗。清政府于1828年将张格尔捉拿归案,在北京斩首示众。
清政府逐渐采取较小的报复措施。先是和浩罕地方政府一道以书面的方式谴责这次叛乱。他们刻意避免将问题的根源归结为伊斯兰教的武力性和与己相异的世界秩序观,从而避免将边疆的问题和内地的问题联系起来。1781年和1784年内地新教起义之后,清政府曾禁止穆斯林收养非穆斯林的婴儿,现在他们又如法炮制,禁止非穆斯林的汉族人娶穆斯林的女人为妻。在穆斯林看来,这两条规定都形同虚设,因为伊斯兰教法严格禁止收养和穆斯林的女人嫁给非穆斯林的男人。对于清政府的这些禁令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读,但是他们的真实意图可能是这样的:清政府自然是有着种种便利的条件,可以对伊斯兰教和帝国版图内的穆斯林社群了如指掌。平定叛乱之事是万众瞩目的焦点,他们的这些无用禁令就是做一些表面文章,给让汉族人看政府是如何限制穆斯林传播伊斯兰教的。
张格尔是马克度木家族中最后一个实干家,但是在阿发给耶的主导下,在后半个世纪,考坎的可汗们试图垄断新疆的对外贸易。为了逼迫清政府许可他们进行贸易,浩罕资助马克度木家族分别于1830年,1845年(马克度木家族支持的一次叛乱),1847年,1852年,1854年,1857年,1861年进攻清朝。但是这些袭击活动的破坏性太大,削弱了人们对阿发给耶事业的热情。与此同时,伊斯哈给耶的力量却增强了,尤其是在莎车。为了和阿发给耶争权夺利,伊斯哈给耶临时改变策略,逐渐开始支持清政府的统治。
然而,总体看来,虽然阿发给耶的力量衰退了,伊斯哈给耶开始忠于清政府了,但是纳格什班底耶的力量还是增长了,这种增长中蕴涵者对清帝国统治的挑战。阿发给耶在喀什噶尔依然强势,库车的华哲们在在阿勒特沙(六城)的东北部加强了力量。在莎车,纳格什班底耶的印度木扎迪地分支的领导人阿布德·阿·热赫曼·哈达拉特(Abd ar-Rahman Hadrat),在势力上有所发展,而且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也为他自己赢得了众多的伊斯哈给耶教下。到19世纪60年代时,木扎迪地耶已经成为阿勒特沙(六城)西南部一支强大的力量。在天山以北的回族人当中,马明心的新教的力量也得到了增强,而阿发给耶(老教)肯定也赢得了不少教下。纳格什班底耶成为浩罕和国外其他地方之间的联系纽带。例如印度的英国人曾用一个纳格什班底耶,华哲·艾哈麦德·筛海·纳格什班底·赛义德,作为代理人,搜集关于东土耳其斯坦的信息。在拉达克(Ladakh)的首都雷埃(Leh),纳格什班底耶大师华哲·筛海·尼雅兹(Niyaz)和他在雅坎的学生们保持着联系。
积极参政思想的传播
清政府于1781年镇压了田五阿訇起义以后,马明心的新教的传播就转为地下,但是在全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除了新疆,中国西北和陕西之外,清政府于1789年在青海也发现了一个新教社群,甚至在湖北,吉林,黑龙江,天津和清朝首都都有新教的拥护者。由于曾经被清政府镇压过,新教可以说是清帝国内最反清的穆斯林群体,所以说由新教发动一次有力的反清圣战,也是顺理成章的。
马明心在于1781年被害之前曾引导很多人成为他的哲赫忍耶教下。苏四十三和田五虽然领导了哲赫忍耶进行了1781年和1784年的新教起义,但是他们有可能是,也有可能不是马明心指定的继承人。据传说马明心指定了他的两个徒弟作为哲赫忍耶的大师(老人家)。其中的一个名字不详,另一个是穆罕默德·然巴尼(Rabbani),又称“穆阿訇”或“穆巴巴”(“巴巴”是土耳其语,“父亲”的意思),其墓在甘肃省东部的平凉。
穆罕默德·然巴尼成为教主以后又指定穆罕默德·哲俩里(Jalal,中文名字为马达天——译者注)为继承人,他可能是一个回族,不知怎么招惹了清政府,结果被流放到黑龙江的船厂做苦役。他逝世后被埋葬在那里,后来被称为“船厂太爷”。后来好象在宁夏南部的金积堡附近的灵州为他建了拱北。穆罕默德·哲俩里的继承人为他的儿子“马尔”(原文为Ma Erh, 实际上是马以德——译者注),被称为“四月八老太爷”或者“四月八太爷”,因为他是在阴历四月八日被清政府的军政当局所杀。马以德从穆罕默德·然巴尼那里得到了最初的传授,但可能并没有得到做教主的授权。他的教主继承权是从他的父亲穆罕默德·哲俩里那里得来的。马以德被葬于宁夏平原上金积堡附近的鸿乐府。
哲赫忍耶的下一个教主是马以德的儿子马化龙。马化龙从父亲那里继承了教权,但却是从一个叫做马修真(音译,原文Ma Hsiu-jen)的老师那里接受的教育。这位老师和马化龙同葬于鸿乐府拱北。金积堡位于宁夏南部,黄河的东岸,马化龙以此为据点建立了稳固的势力范围。截止目前,除了新疆的几次阿发给耶战争以外,其他的一些穆斯林起义在清政府看来只是叛乱而已,算不上圣战。除了和穆斯林国家接壤的边疆地区的穆斯林以外,中华帝国的其他地区的穆斯林永远都是数量上少很多的少数派。这些位居少数的穆斯林一旦和中国汉人区的政权发生冲突,其原因要么是他们内部冲突,要么是来自汉族非穆斯林的压力使他们不得不诉诸武力。
但是中国的十九世纪中叶是一个战乱纷呈,动荡不安的年代。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沙俄吞并满洲里,贵州的苗族人起义,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皇帝出逃,再加上新疆穆斯林中的阿发给耶制造的动乱,所有这些环境因素看起来似乎圣战是可以打赢的。在云南省和西北地区,来自位居多数的非穆斯林的压力肯定是有的,但是19世纪50年代的非穆斯林起义,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使得清王朝岌岌可危,生死存亡都成了问题,这使得圣战看起来是遇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而且为了穆斯林的生存,有必要推翻清王朝。
19实际上半叶,尤其是在云南和陕西,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摩擦日益加重。云南出现了骚乱,分别在20年代,1830年,1845年两次,1855年又出现一次。1856年,在长达几个月的相互报复——杀人,放火,抢劫——之后,出现了一次针对穆斯林的大屠杀,于是爆发了大规模的穆斯林起义。云南的穆斯林被称为“班赛”(又称:潘泰——译者注),这是缅甸语中对穆斯林的称呼。这些起义,总称为班赛叛乱,前后持续了约20年,遭到了清政府的血腥镇压,直到1873年,才最后平息。这次起义并非全是穆斯林,还有非穆斯林的加入。纳格什班底耶在这次班赛起义中的作用还有待研究,但是杜文秀有可能是马明心的神秘主义道路分支的倡导者。杜文秀曾出版了第一本完整的汉译《古兰经》,而且使用的名字是“苏丹·苏来曼”(Sultan Sulayman)。他曾试图在云南西部的大理建立一个独立的苏丹国。
1862年,当太平天国的军队进攻四川时,陕西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关系已经恶化并出现了一些动乱和暴力行动,进攻,自卫,反击在双方之间时有发生。双方都有野蛮行径,当局无能为力。陕西的很多穆斯林被赶出家园,被迫到甘肃寻求避难。这些难民中有一个人名叫妥明(音译,原文Tao-ming——译者注)[ 又叫做陶特林(音译,原文To-te-lin——译者注)]。此人似乎是一个哲赫忍耶。他曾追随新的教主马化龙在金积堡学习过一段时间,然后在马化龙的另一个学生的邀请之下去了新疆的乌鲁木齐,并在那里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此后不久,还是在同一年,马化龙也加入这场冲突而且很快成为其中的重要人物。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场互相配合的圣战,阿发格派的纳格什班底耶和其他各派的穆斯林力量,至少有一段时期是遥相呼应的。
这场中国西北的圣战以武力的方式将新疆和帝国的中心隔绝了。1863年,伊犁地区的穆斯林出于同情也发动了一场起义,被清政府镇压了,但是1864年在新疆爆发了六次相互独立的圣战起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新疆的圣战中回族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这些圣战中有两场是由纳格什班底耶大师们领导的。一场是由贾玛尔·阿丁·卡塔基(Jamal ad-Din Kataki)的后代拉什丁·汗·华哲(Rashidin Khan Khoja),人们称为黄华哲,在库车领导的;另一场是由阿布德·阿·热合曼·哈德拉特在莎车领导的。另外有两场也几乎可以确定是有纳格什班底耶大师领导的。一场是由陈祥音(音译,原文Chin Hsing-yin——译者注)和柯尔克孜族首领萨迪克别克(Siddiq Beg)领导的,在阿发给耶的大本营喀什噶尔,另一场是由妥明领导的,在乌鲁木齐。他给自己封了一个头衔,叫做“清真王”。不难想象剩余的两场也是由纳格什班底耶神秘主义道路的拥护者们领导的:由哈知·哈比卜·阿拉·穆夫提(Hajji Habib Allah Mufti)领导的和田(Khotan)地区的圣战和塔兰齐领导人穆阿赞木·达特(Muazzam Dhat)或穆阿赞木·汗领导的在伊犁地区的圣战。穆阿赞木·达特是乌外西耶的创始人穆罕默德·谢里夫·皮尔(Muhammad Sharif Pir)的后代。皮尔追随其他道路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当时纳格什班底耶拥有很大的实力和影响力,所以皮尔很有可能也是纳格什班底耶。第二年,1865年塔尔格班泰( Targebatai)的穆斯林也起义反抗清政府,受到了哈萨克人的武装支援。
与当时中国西北(译者注:作者所说的中国西北不包括新疆)的情况不同的是,新疆的各个穆斯林队伍中发生了一次领导权危机。妥明和拉什丁·汗·华哲进行了合作,于是增加了后者在喀什噶尔的影响力。但是陈祥音和萨迪克别克反对这样做,他们向考坎的汗要一个能够将新疆人民团结起来的人,一个马克度木家族的人。浩罕派去了张格尔的儿子巴则格·汗·图拉(Buzurg Khan Tura)和一支象征性的军队,66人组成,由一个叫做阿古柏·别克(Yaqub Beg)的人率领。巴则格·汗很快就干掉了陈祥音和萨迪克别克。他的大将阿古柏·别克打败了拉什丁·汗·华哲和阿布德·阿·热合曼·哈达拉特,然后流放了巴则格·汗,自己登上了权利的宝座,自封为毕达拉特(Badawlat,“幸运”)。1868年,他将整个阿勒特沙(六城)西部纳入自己的权威之下。
1869年,雅古百制服了拉什丁·汗·华哲之后与妥明开战。而这时的妥明已经因一次部下哗变而削弱了力量。起初,阿古柏和准噶尔的徐学功(音译,原文Hsu Hsueh kung)麾下的非穆斯林军团结盟,而徐是最终忠于中国和清政府的。两人合力进攻乌鲁木齐的妥明,但是拿下城池以后,阿古柏未将许任命为省长,于是联盟破裂,许撤回军队。
在中国西北,清朝的军队最终于1871年迫使马化龙投降,并砍了马化龙及其儿子的头。马化龙的身体被埋在黄河的东岸的金积堡附近而他的头则被埋在甘肃省张家川以北的宣化岗。在击败了回族人最强大的领导人之后,清朝的军队逐渐开始对准其他的起义队伍。这些队伍中有些向北进入蒙古,进攻科布多,袭击鄂尔多斯人,然后再向西北开进,直到被拦截。一直到1783年,清军才平息了中国西北的最后一支叛军,迫使最后一位穆斯林领导人退回到新疆。
打败妥明以后,阿古柏尚有一个主要的穆斯林地区未能控制,那就是伊犁。当时的伊犁,穆阿赞木·达特的位置已经被阿布·敖格兰(Abu l-Oghlan)所继承,人称阿拉·汗,而他自封为以固勒扎(即伊犁,Kulja)为中心的穆斯林王国的“苏丹”。伊犁的穆斯林成功抵制了来自雅古百的压力,但是1871年,俄罗斯人入侵伊犁并将整个地区置于俄国人的军事管制之下。1874年,清朝军队开始试图重新征服新疆。俄国和英国曾考虑过支持雅古百政权,但是后来又决定反对之。奥斯曼帝国名义上的支持也收效甚微。
1877年,阿古柏死了,不是自杀就是被刺。此后不久清军彻底平定了阿勒特沙(六城)的叛乱。阿古柏的儿子别克·古里·别克(Beg Guli Beg)的部下和逃亡的回族领导人白彦虎逃入俄国境内并在那里受到了庇护。经过旷日持久的谈判,清政府使得俄国政府于1882年撤出大部分伊犁地区,而这时伊犁山谷的穆斯林因害怕清政府的迫害,在俄军撤退时一道迁入俄国境内,使得在那里避难的人口大大增加,他们的后代就是今天苏联境内的东甘人(或东干人)和维吾尔人(塔兰齐人和东土耳其斯坦人)。在俄罗斯的突厥人当中,有一个华哲·阿发格的后代,名叫哈希目·汗(Hakim Khan),继续代表者马克度木家族的传承。别克·古里·别克在费尔干纳(Ferghana)享受俄国政府给的生活金,而且继续自称喀什噶尔的国王。阿布·敖格兰在卧尼(Verny)定居,俄国政府给了他牧场和年俸。
清政府对圣战的镇压使无数的穆斯林人头落地。清军对他们认为犯有反叛罪的穆斯林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和屠杀。在中国汉人区,18世纪晚期开始就不断恶化的回汉关系,在圣战失败后变得更加仇恨和充满敌意。清政府决定隔离是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灭绝性地屠杀回族人口并非政府的选择,而且北京反面也避免将哲赫忍耶放逐到一个广阔的、王国似的天地,尽管西北地区的地方政府的确将放逐了陕西和甘肃的哲赫忍耶,并鼓励穆斯林学习汉族传统文化以促进同化。在二次镇压过程中逃到甘肃的穆斯林不准返回,他们的土地都被分配给了汉族人。在甘肃省采取了开发贫瘠土地的项目来收容这些穆斯林难民。金积堡,西宁,和肃州的很多穆斯林被迫迁徙到平凉,化平,安定和兰州地区,但是这些措施并非持续有效。为了更加紧密地控制新疆,清政府废弃了以前的由穆斯林来治理的制度,并于1884年将整个地区并作一个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