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方面,从葛兰对当今土耳其教育制度的批评来看,他既不全盘否定现代价值,也不固守传统观念,更没有沉湎于奥斯曼帝国的美好时光。他批评寺院与道堂的根本原因是它们无法满足现代社会的需要,它们所培养出来的学生无法对现代社会做出积极正面的贡献,因为它们的教学方法中未能融入现代科技的进步。它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可能具有很完备的宗教知识,也有可能具有非常优秀的道德操行——正因为如此,他们更应当在当今社会上发挥良好作用。但遗憾的是,他们所拥有的信仰知识与道德标准却无法发挥作用。
另一方面,葛兰批评世俗的国立学校和军事院校,指出这些学校只是在传授现代科学知识和技术技能,而在传授伊斯兰传统思想和伦理价值方面却是失败的。从这些学校毕业的学生,有可能在科学技术和专业领域找到工作,但是他们的工作缺乏目的性,他们不知道应当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更缺乏内在的道德约束,无法让他们自觉地拒绝权力、贪婪和自私的诱惑——而这些诱惑总是难以避免。
无论民间的寺院道堂,还是国立的院校机构,其根本问题都是一样的,缺乏兼容——新生与旧有、现代与传统、科学与宗教、技能与道德的兼容。而缺乏这种兼容,其结果便是置社会于危机之中。对此,尼鲁费·古勒(Nilüfer Göle)有过一针见血的描述:
最近20年来,我们这些生活在土耳其的人,都处于一种飘荡的状态之中。我们一直在追赶时代潮流与认识我们自己这二者之间摇摆不定;我们在抱负、愤怒和兴奋之间徘徊;我们试图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与现实社会之间徒手开辟一条道路;我们在为自己非正式的身份和不甚明朗的计划而拼搏……过去与现在,传统与现代,自我与外界,土耳其如果无法将这些东西联系起来,就无法保持稳定。暴力和无政府状态就是这一问题的反映。[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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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Nilüfer GöleP: Ufuk Turu (Istanbul,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