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传真道网 › 论坛 › 【网友天地】 › 【文苑芳草】 › 张承志:亚细亚的“主义” › 回复 #89583
“两样占全者为顺民。两样皆无者是无赖。有恒产无恒心者不过花花公子,无恒产唯有恒心者为士。所谓志,即是士之心。志在天下,济世救民。空怀此志而不得机会,郁闷于困穷者即为浪人。”
他接着抒发胸臆:
“浪人终生不可失其志。意志薄弱、无能且愤世者,无浪人之资格。贫穷于人皆是苦痛,惯于浪人生涯则不觉其苦。与此相比,那些一时充数的浪人对贫困神经过敏,折节于一月工资,攀缠于一席虚职,宛如软骨动物。……
世上尚有称作文士的艺人,大都既无能发现真理贡献于世、又不敢指摘不平警告同胞、且更无殉于主义思想的觉悟。仅为苟活而写。或曾意在执笔,其实不过是笔下的囚徒!”
(转引自田所竹彦:《浪人与革命家》,里文出版, P.57-8)
对各有心事的朋友,没有不散的宴席。
宫崎滔天逝后两年,孙中山北上途经神户,渴望与包括邮政大臣犬养毅在内的旧交晤面,争取以外交辞令,一举废除国人不能容忍的二十一条。犬养毅不能抽身,只有头山满抵达神户与孙中山会谈。
头山满不仅熟知孙文的脚印,更看透了孙中山的心思。大概由于他听惯了孙文以满洲(中国东北,下同)主权求购日本的支援吧,他迎着孙文的话头,强调了日本对满洲的主权要求。
头山满说:往昔满蒙地方受到俄国侵略之时,我日本付出莫大牺牲,为保全贵国而制止之。如今若轻易即行交还,恐我国民,多数不能应承。
孙文见状当即转移了话题。
头山满的强硬表态,使孙中山最后割断了机会主义的幻想。他知道,已经到了结束甜蜜的周旋、结束亚细亚的空谈、结束危险的政治交易的时刻。三天后,孙中山在神户高等女子学校发表演说,论述亚细亚主义。
在罗列了东方的“王道文明”与西方的“霸道文明”之后,孙中山向日本国民提出了著名的呼吁:
究竟做西方霸道的番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
孙中山这一番慷慨激昂的时间,已然到了他大权在手之后,而不是革命尚未成功的辛亥以前。头山满似乎无动于衷。当时各种媒体包括神户的报纸,都没有刊载讲演内容。
留下了宫崎滔天,继续成为一个谜。很难猜测滔天若是活到1924年,对老友的呼吁会怎样回答。宫崎滔天对这番话语是否听得进、生性坦荡的他会怎样付诸行动,是最饶有兴味的问题,可惜只能任人乱猜了!
也许宫崎滔天具备一线可能、跳出日本人的局限?
但这是一个严峻的话题。跳越局限,就意味着先完成对浸透自己头脑的,明治以来皇国崛起、日本优越思想的决裂。这一决裂会极为痛苦,因为那将等于绝对的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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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亚细亚主义者形形色色。他们的起源、主张和实践,因人而异。
一类是启蒙的思想家。大川周明是一个最有特点的例子。
——还是用一个戏剧性的故事开头: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甲级战犯的第一天,有过一个匪夷所思的镜头:坐在后排的唯一的知识分子甲级战犯大川周明,突然站起,挥掌打了前排的东条英机的光头。同时他口中念念有词。满场一片哗然,大川周明被押下。
后来才知道他说的是德语——“印度人,到这儿来!”“你滚出去!”
他被带去作精神鉴定,结果诊断为梅毒引起的脑障碍。于是起诉被撤除,大川周明住进了医院。
无人料到,他一进医院就埋头其中的——是伊斯兰研究。
两年半的时光,在医院里他完成了毕生之作:《古兰经》全译。此作虽然不是译自阿拉伯文而是以英译为底本,但据云参考了十种语言的译本,1949年译完,由岩波书店出版。他本人述怀说,三十五年宿志,一朝得以完遂。晚年他更潜心于穆罕默德传的执笔,但书未出人已死。在此之前,他还著有一册《回教概论》,被竹内好赞为“日本伊斯兰研究的最高水准”。
大川周明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专攻印度哲学,日本著名的右翼思想家。据中亚学者前嶋信次说:他在东大上学时,总去大学图书馆读英文《古兰经》,一时被人编成歌,戏唱“图书馆,高鼻男子读古兰”。他早年迷醉于印度哲学,把印度视作神圣之国。后来因读了一本《新印度》,书中描述的殖民地人民的悲惨,使他一夜改寻新路,转向亚洲和殖民地问题。为学习法语他常去教堂,一度曾为天主教吸引。竹内好说,大川周明是个拒绝宗教情绪的人,却对所谓普遍宗教怀着憧憬,也许就因此,晚期的他把自己结合于伊斯兰。
后日他组织右翼结社,并参与策划5·15政变,被捕入狱。在监狱里,他沉湎于历史,写下四十册读书笔记,编成了三大册《近世欧罗巴殖民史》。
大概因为欣赏自己独特的经历,他的自传《安乐之门》第一章题为“人在狱中亦能安乐生活”,第二章则题为“人在精神病院亦能安乐生活”。
他的印度学和印度观,形成于对印度独立运动的支持。前文已述,当避难日本的印度志士古普塔逃到他家,大川周明不仅敢于庇藏逃犯,而且与印度人抵足共眠,日夜深谈,长达三月,后来写成了《印度国民运动的现状及其由来》。这篇文献,逸脱了冬烘学院的萎琐旁观,文字之间寓有行动。
如此对印度的支援,在印度换回的好感不言而喻。战后,印度总理尼赫鲁访问日本,举行招待会时特别邀请这位原甲级战犯。虽然大川周明因病未能出席,但他拥有的“印度独立恩人”的地位,已牢固不动。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大川周明在NHK的广播中,举行了连续十二次的《美英东亚侵略史》讲座。基于现场速记,次年出版了同名单行本,在日本被广泛阅读,成为首位畅销书。
这是为日本对美英的战争,以实证提供根据的一本书。因为他在东京审判中的病态,人免予起诉,书也避开了法庭的追究。
对中国问题大川的发言不多,因为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印度和西亚。他是最早向日本介绍土耳其的凯末尔、阿拉伯的伊本·沙特、伊朗的巴列维、印度的甘地和尼赫鲁的人,也是最早留意中国穆斯林古典中“回儒不二”思想的人。他从这一思想出发,思考着东方精神的一致点,企图用东方共通的“天道之理、万物一体”的观念,尖锐对抗近代西方的殖民主义政治经济的意识形态,进而居高眺望未来。
正因为大川周明的关注点超出了一般日本亚细亚主义者的视野,所以导致了他的思想在两个方面,至今引人重视:
首先,亚细亚所以成为问题,并引出了亚细亚的“主义”,正是由于欧美对亚洲的侵略、殖民和掠夺。
西方霸道的炮弹和商品,首先瞄准的别非他处,乃是印度。大川周明的出世并不偶然,由于具备印度学识的根基更能放眼印度的现实,在感悟印度的苦难中追究西欧殖民主义的源头,继而在与印度革命的密切结盟感觉中丰满自己的印度观点——不仅他本人,包括日本标榜的“抵抗欧美殖民主义解放亚洲”的吵嚷,即所谓亚细亚主义,都有了某种可信和真实。
其次,欧美西方的白种优越和他人歧视,是从漫长的,从近东至西亚与穆斯林世界的政治、军事、文化角力之中发展膨胀,并在其中孕育的学识中形成的。由于大川周明长久地观察、且在晚期集中精力向伊斯兰思想谋求出路,他的亚细亚观点,更进一步囊括了比印度更关键的世界——近东、中东、土耳其。那里是整个东方的边界,是遏制、抗击,甚至东风压倒西风、战胜过西方殖民主义的核心战场。这一遏制和战胜的武器,不是刀剑而是文化。这一文化称为伊斯兰。大川周明在镣铐加身之时、在懵懂摸索之中似有所悟,于是倾心于这一文化的两大支柱:古兰与圣训。
具备伊斯兰学识基础的人会明白:这一方向,已经不再是竹内好激赏为“过去甚至以后都无人能超过”的《回教概论》的秀才学技了,恰恰是概论天下时代的大川周明,尚未跳出对伊斯兰的帝国主义猜想——而他的晚年,却瞄准了E·萨依德揭露的“东方主义”的靶心。
诚然,临盆于日本帝国的胎盘,又赌命于一种完美的理论,说到底是前定的徒劳。但人们也应如竹内好所说,不必因人废言,谈及大川周明便生“不洁之感”。我们该有勇气说:大川周明的摸索,不仅对和平降临后的日本,甚至对仰望富强的中国,都是一份难得的馈赠。
鲁迅研究专家、亚细亚主义的阐释者、正在中国知识界流行的日本左翼思想家竹内好,居然是大川周明的知音和热烈鼓吹者。
竹内好一再撰文演讲,称道这位日本右翼的思想魁首,指出他的种种局限,更指出他受限于时代的不得已。他提醒人们注意大川在东亚经济调查局或满铁主持一面时,曾采用了许多左翼的知识分子,而且得到大川庇护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有相当数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