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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伊斯兰法学具有一种独特的立法上的民主精神。伊斯兰初期的立法,已有从“意见”发展为“商议”的趋势。白阿威根据买伊蒙•本•迈赫兰的传述:艾布•伯克尔碰着有人发生纠纷请他裁决时,他首先参考《古兰》,若在《古兰》里得到裁决的依据,就照着裁决,否则再参考《圣训》,若《圣训》无明文便向大众征求意见道:“现在有如此如此的一桩案件,你们知道穆圣处置过同样的案件吗?”这样,或许有些人能够回忆起穆圣曾裁决过类似的案件。如果再不能解决时,他便集合一般头领,长者商议,众人的决议,便是他的裁决。赛尔赫西在所著《阿尔•买布苏退》中说:“欧麦尔奋精通法律,也常常和圣门弟子商量。发生事件时,欧麦尔对左右道:‘你们去请阿里来!请宰德来!’众人来后,欧麦尔便和他们商议,尊重他们的决议。”沙尔白说:“欧麦尔接到一桩案件后,有时用一个月的功夫和左右商量。”宰德•穆桑依布说:“阿里问穆圣道:‘安拉的使者!假使发生一桩事件而没有天经的明文,也没有你的教训,应如何处置?’穆圣道:‘召集一般学者或信上,和他们商量,不要以个人的意见独断。”’(引自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
与此相对照,中国儒学所提倡的是个人独断专行。孔子所说的“为政在人”的“人”,并不是指一般的人。他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小人学道则易使”,“唯上智与下愚不移”(《阳货》)。在他眼里,普通百姓都是“下愚”无知的“小人”,只能供统治者役使,而根本没有资格“为政”,更谈不上执法或与其商议。他还认为,即使是“君子”也并不是都可以“为政”。因为“君子不仁者有矣夫”。他反复称颂的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类的人物。他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以泰伯》)可见,孔子所说的“人”只是个别“圣贤”。他认为由这种人物“制礼作乐”,实行专制主义的统治,就可以“胜残去杀”,无争无论。由于孔子认为国家的治乱完全取决于统治者个人是否贤明,那么,法律在他眼里自然就没有多大分量。事实也正是如此。在论及人和法,礼和法之关系时,孔子总是竭力夸大当权者个人的作用,强调礼的作用,而贬低法律的作用。他反对公布成文法,就是为了使法律独掌于少数贵族手中,以便他们在惩罚平民时可以任意取舍。孔子无限夸大当权者个人的作用,贬低法律的作用,把个人置于法律之上,这也就为个人独断专行,大搞特权开了方便之门。
另外,伊斯兰法学还倡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合法就是合法,非法就是非法,毫无二致。主命是对众人的定制,惩罚也同样。有一次,圣门弟子想让穆圣挚友吾撒目•辛德为一位偷盗的古莱氏妇女说情,穆圣十分恼火,这次生气可以说在他光辉的历程中绝无仅有,因而留下了名锤千古的箴言:“你们以前的人们毁灭,只是由于达官显贵盗窃时逍遥法外;贫民偷盗,则依法严惩。假如穆罕默德之女法蒂玛犯偷盗罪,穆罕默德必断其手指。”正统哈里发时期,有许多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生动事例。譬如,艾伊罕目(一位加萨尼人的长官)和一个游牧人之间发生纠纷,游牧人向欧麦尔诉告文伊罕目无理打他耳光,欧麦乐马上招来文伊罕目,要求这位游牧人用同样的方法征罚这位加萨尼人的长官,除非游牧人原谅他。可是,这位拿它竟然恼羞成怒地对欧麦尔说:“怎么能惩罚我呢?我是掌官,而他是贫民百姓。”欧麦尔答道:“伊斯兰法律面前对于你俩完全平等,不分贵贱。”又如,一次埃及总督尔撒的儿子与科卜特人的儿子赛跑,总督的儿子输了,便仗势欺人,动手打科卜特人的子弟。科卜特人为了捍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尊严,从埃及爬山涉水来到麦地那,要求欧麦尔秉公执法,主持公道。于是,欧麦尔招来总督和他的儿子,让科卜特人的儿子惩罚总督的儿子,同时对总督留下了千古绝句:“何时你们学会奴役人的?他们生来就是自由的。”
而中国传统法律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具有一套反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宗法等级制。西周“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礼治”思想便是这种宗法等级制度的反映。所谓“礼不下庶人”,就是说,“礼”主要是用来调整奴隶主阶级内部关系的;各级贵族根据礼的规定所享有的种种特权一律不准给予普通百姓。奴隶或平民只有服从奴隶主统治的义务,而没有起码的做人的权利。所谓“刑不上大夫”,就是说,刑罚的锋芒是指向普通百姓,而不是奴隶主贵族。孔颖达在《礼记》中说:“刑不上大夫”就是“制五刑三千之科条,不设大夫犯罪之目的”。西汉的贾谊主张,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要有严格的等级、界限,因此,他们在法律面前也不应当平等,一定要按“刑不上大夫”的原则行事,主张“默剧之罪不及大夫”(《治安策》)他说:“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不谓不廉,日‘器篡不饰’;坐污秽淫乱男女无别者,不日污秽,日‘帷薄不修’;坐罢软不胜任者,不谓罢软,日‘下官不职”’。这就是说,大臣犯了贪污受贿、男女淫乱、行为不端等罪行时要采用轻描淡写的说法,尽可能为其减轻或开脱罪责。他还认为,对有地位的大臣判罪时,不能以斥责的口吻正面宣布其罪行,这是为了“尚迁就而为讳也。”这些都表现出贾谊继承和发展了西周“刑不上大夫”和先秦儒家“为尊者讳”的思想。他还认为,“廉、耻、节、礼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无库之,又说“今而有过,帝令废三可也,退之可也,赐之死可也,灭之可也;若夫束缚之,系线之,输之司寇,编之徒官,司寇小吏署骂而榜苦之,殆非所以令庶见也。”他认为,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卑贱者习知尊贵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习天下也,非尊尊贵贵之化也。”他主张,严格区分“卑贱者”和“尊贵者”,使“卑贱者”承认“尊贵者”同他们在社会地位上有原则的不同,因此,在法律上不应平等。杨坚(隋文帝)在执法上除了“皆自专”,“不复依准科律”(《隋书•高祖下》)外,还提出“法备小人,不防君子”(《资治通鉴•陈纪九》)的主张。其具体表现有:一、在“不防君子”的思想指导下,他对某些达官贵人的犯罪活动有些放纵,以为只要不是谋反、谋叛,“纵有百死,终不推问”,致使一些功臣元勋有逍遥法外的各种特权。二、在“法备小人”的思想支配下,他对平民百姓的所谓“犯罪”行为,实行轻罪重刑政策,如“盗一钱以上皆弃市,或三人共盗一瓜,事发即死”(《资治通鉴•隋纪二》)。其锋芒所向显然是受剥削的平民,目的在于保证地主剥削阶级的财产不受侵犯。由于他对百姓规定了如此严厉的刑罚。使得“行旅晏起早宿,天下凛凛”。全国笼罩着白色恐怖,人们提心吊胆,惟恐身陷法网。杨坚这种做法在当时就遭到有些大臣们的反对。他们说:“自古以来,体国立法,未有盗一钱而死者”。三、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对普通官吏常搞法外制裁。杨坚明令规定:“请司论属官罪,有律轻情重者,听于律外斟酌决杖”(《资治通鉴•隋记二》)。允许长官可以律轻、情重为由,任意杖责属官。
纵观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可以发现,它具有明显的反人民性反进步性。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在以下两点:
(一)“亲亲”、“尊尊”的宗法等级制度。“亲亲”,即亲爱自己的亲人,这是宗法家族制度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体现。它要求人们用自身血缘亲疏尺度来判断是非并规范自身的言行。“亲亲父为首”,故独崇孝道。“尊尊”,即尊敬和服从地位比你高的人,这是等级制度特点。它要求人们放弃个人的主见,无条件地服从上级。“尊尊君为首”,故力倡愚忠。“亲亲”、“尊尊”携手并肩,共同维护历代王朝及其社会基础。“亲亲”使人们只爱其亲、其家、其族,无视他人和社会的利益。法律就其本义而言应当是普遍适用的行为准则。但是,通过这“亲亲”的透镜之后,法律被扭曲了形象。同属打、骂、杀,长辈虐待幼辈则无罪或减免刑事责任,反之则为大逆不道而处以极刑。为了维护“亲亲”原则,法律准许“亲属相隐”,即亲属之间可以相互包庇、隐瞒罪行而不受法律之追究。法律还对为亲属复仇杀人者采取宽容态度。“不许复仇则伤孝子之心。”尽管“亲属相隐”同“族诛”在形式上似乎是矛盾的,但统治者用“小罪可隐,告者有罪”和“大罪不能隐,隐者同罪”使两者统一起来。如果人们的行为危及统治者之切身利益,只准揭发不准隐瞒,“不以亲亲寄尊尊。显然,“亲亲”把个人的存在和权利淹没在家长、族长的淫威之中,它割断了个人与社会的正常联系,使人们对自己的正当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皆持漠然的态度,他们目睹王朝的兴衰如同看待四季更替一样无动于衷。人们的热情、智慧和勇气被扼杀,国家如同座落在茫茫荒丘之上,缺乏奋然向上的生气。“亲亲”是血缘等级,而“尊尊”是政治等级。“尊尊”要求人们服从权势和官位,而最高的权威莫过于皇帝,他可以凌驾一切、决定一切。一个人的尊严不在于品德而在于权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