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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宗教功修与社会工作的统一
穆罕默德,塔哈尼在《怎样培养教育穆斯林青年》一书中指出:“如果一个穆斯林仅仅热心和埋头于功修礼仪,整天忙于诵念经文和每次礼拜后的那些祈祷词,什么也不关心;除此以外,穿着粗简,生活艰苦,对自己所敬佩的人言听计从,百依百顺,对于生活中的其它大小事物和穆斯林大众的种种事物则漠不关心,认为政务问题自然有专职人员负责,而自己是教门人……毫无疑问,他已偏离了伊斯兰教育的正道。”
的确,伊斯兰教育观主张宗教功修与社会工作的统一,认为人无论做什么社会工作,只要他在从事该项工作时意念纯真,即把工作和博取安拉的喜悦这样的善意联系起来,那么,该项工作也就是一种善功。工作者本人必将蒙安拉的报偿。伊斯兰教育反对片面的功修。这是圣妻阿依莎的论断。有一次她看见一个人在低声说话,装出一副奄奄一息的虚弱相。阿依莎问道:“此人怎么啦?”旁边的人们答道:“他是一位苦修行者。”阿依莎马上作出回答:“欧麦尔是修行者的师表。他说话声音宏亮,步行动作迅速,伊斯兰不会承认此人这种外表式的苦修行。”有一天欧麦尔见到一个这种类型的苦修行者,使用鞭子抽打他,告诫他说:“你不要在我们的面前把我们的伊斯兰搞得如此气沉沉。愿真主诅咒你!”同样,如果一个穆斯林把自己的精力和时间全部用于社会工作,不礼拜、不斋戒、不朝觐等,那么,他也偏离了伊斯兰教育的正轨。
而古代基督教教义鼓励人们轻视短暂的现实生活,潜心修炼,将自己的一切献给神,听从神的召唤,以追求永恒的超凡脱俗。脱离世俗生活和社会工作的僧侣阶层被认为是最高尚的。为了专心伺奉上帝甚至可以抛弃父母,独身不婚。因为“专心伺奉父母的人,不能专心伺奉上帝”,“没有妻室的人能专心事主,惟求取悦于主。”(《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28节)
现代西方的基督教,在遭受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的重创后,一蹶不振。基督教徒不再象从前那样注重自己的宗教功修。一生只进教堂三次者有之,只在星期天作礼拜者有之。这种宗教世俗化或半世俗化倾向打破了宗教功修与社会工作的统一。它造就的是缺乏正信和远大理想的人,这些人往往为物欲所蔽,东奔西走,到头来荒芜了精神的绿洲,使其变成砂石乱飞的孤岛。佛教则持苦修禁欲的教育观。教徒们出家修行,终日禁锢在高墙深宅的禁寺内,烧香拜佛,诵读佛经,闭目打坐。这种与世隔绝,把宗教功修与社会工作截然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做法同样是一种偏离,而且是一种以物伴主的偏离。儒家和道家因完全缺乏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功修而无所谓宗教功修和社会工作的统一可言。孔子虽然受仁民爱物、博施济众的人本思想的驱动,厥里办学,杏坛设教,但儒学教育只偏注治国方略和人伦建构,培养“学而优则仕”的少数贤哲贵族,最终无法摆脱成为一种缺乏正信根基的政治泡沫的命运。道家、道教是以崇尚神仙之信念为基础,虽然提倡个性的发展,但更多地追求一种保身、全生、自然无为的精神状态,而否定教育目的的社会制约性。在道家看来,接受教育、学习是为了返朴归真,回归到原始的自然状态,否认教育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由此可知,儒道两家不但缺少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功修,而且缺乏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前者把少数贤哲贵族的治国勘乱和儒家伦理思想的传播视为全部社会工作之内涵;后者则以摆脱社会工作(包括伦理思想的传播)为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