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传真道网 › 论坛 › 【网友天地】 › 【文明对话】 › 论穆斯林的人格塑造—兼论中西传统人格塑造之偏颇 › 回复 #91095
如果说,西方人由于基督教的传播在人格塑造上或多或少残存着黑格尔所说“个性之自觉”(即个人的道德自觉意识),那么,中国传统人格塑造(甚至现代人格塑造)则不具有这种自觉意识。这是因为:一、从哲学上看,西方人自古就已有灵魂与肉体分裂而独立、灵魂不死的观念,而且西方哲学自柏拉图以来就有物质与其形式相对立的逻辑概念。这两个构成“个性之自觉”的基本前提中国人都不具备。虽然中国人也有灵魂、身体的概念上的区分,但两者并不分裂和对立。特别是,中国人不象西方人那样认为灵魂纯洁,肉体污浊以及灵魂不灭。中国人认为,灵魂与肉体和宇宙万物一样,都产生于“气”。如东汉哲学家王符对元气本原论作了系统的论述,认为“上古之世,太素之时,元气窈冥,未有形北,万隋合并,混而为一,莫制莫御。若斯久之,翻然自化,清时分别,变成阴阳,阴阳有体,实生两仪。天地壹郁,万物化淳。和气生人,以统理之。”风潜夫论·本训》)但是,作为气衍化出来的灵魂与肉体最终还是要消散的,并非不朽。世界万物“有无之说,必存乎聚散。聚散气变之总名,万化之生灭。”(《弘明集》卷五《沙门不敬王者论》引)意即有无归结为气的聚散,某一东西的存在,是气的聚,这一东西的消失,是气的散。佛教传入后,中国人中滋长了灵魂不灭的意识,但至今中国人祭祖与拜佛并重,甚至更重要。在灵魂问题上,祭祖比请僧人作法事更为常见。拜佛一般与灵魂无关,而是抱着功利态度求佛爷菩萨保佑,故有“临时抱佛脚”的成语。所以,灵魂不灭的观念并未真正地转变为中国人的文化心态。另外,尽管中国很早就有形质之分,但两者却从未形成分裂和对立,更谈不上以抽象的形式(或物质)概念为逻辑起点建立起形而上的逻辑化哲学体系。
关于人格塑造中的人格尊严问题,伊斯兰认为,只要人信仰、敬畏和服从安拉,按照安拉的意愿行善、坚忍、求知、奋斗,那么他就具备了人格尊严。由于这种人格尊严来自正信,它具有真正意义上的神圣性。而中国传统人格塑造在人格尊严上缺少的正是这种神圣性。中国是一个多神的国家,财神、灶神、玉皇大帝……一大串。但这些神大都是物质力量的化身。即使是西方的神和东方的佛、菩萨,到了中国也都异化成“法力”的象征,因此,中国人当然不会有人格尊严神圣性意识可言。或许有人会问:中国不是有许多廉洁奉公、克己利他的历史人物吗?他们的人格尊严难道没有丝毫神圣性可言?问题在于,这些人物虽然堪称道德上的典范,但并不具备正信。“表现好”不等于具有人格尊严的神圣性。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古人的正统学说不承认有什么神圣的东西。“经”可谓高矣,可儒学一再提醒世人,光靠“经”无济于事,还要有“权”或“权术”,清规戒律与玩弄权术相结合才能办得成所谓的大事。西方虽然在这方面比中国略有进步,如康德称道德法则为“无上俞令”或“绝对命令”,称服从道德法则的人格尊严来源于“纯粹精神”、“纯粹实践理性”,但从西方社会的整体来看,人格尊严的“神圣”性已被世俗的力量所侵蚀,剩下的只是一具外壳。西方的人格尊严的世俗化往往更多地给人以这样的印象:有多少多钱就有多少尊严,有多大的权利就有多大尊严,甚至暴力手段也成了获得尊严的工具,个性自由和性解放也构成了尊严的一部分。 穆斯林的人格塑造还体现了伊斯兰所倡导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完美统一。既反对只突出精神需求而贬低物质需求的禁欲主义,也反对只强调顺应人的自然本性而否弃精神价值观的凡俗观念,而在西方的文化模式中,柏拉图主义的理念论和黑格尔主义的“宇宙精神”论对西方人格的塑造产生过较大的影响。理念属于彼岸的世界,完美而不可及,因而只好设计出一种既在彼岸世界,又在此岸世界的具有理念意义的中介,那就是理想。理想具有现实的可能性一面使人们深信,经过努力可以化理想为现实,理想是依照理念在此岸生成的范型。然而,此岸的人都是生来有罪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肉体,肉体使人有堕落的趋向。亚里士多德把善的理念看作世界万物运动的“终极目标”,不但作为一个整体的城邦是如此,而且个体的人格塑造亦是如此。结果,由此衍化出“灌输”、“改造”这类概念。因为从逻辑意义上讲,“灌输”也好,“改造”也好,皆必须以有理念和有作为理念和现实之中介的理想这些范式为前提。而“灌输”和“改造”的对象当然是负罪的肉体。显而易见,西方传统人格塑造中灵魂被先行地赋予正价值,肉体则被安置在负价值一方,因此人格塑造上有禁欲主义的特征。直到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随着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泛滥,这一传统人格模式被物质至上,本能至上的人格塑造模式所替代。如果说,西方传统人格塑造的历史呈现从禁欲到纵欲的增变,那么,中国传统人格塑造则始终是顺从人性。和西方的“原罪”说相反,中国在远古时代人们就认为人性是善的,这种善性是与身俱来的。这就叫天降善性论。在古籍《尚书·汤诰》中记载:“谁是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孔氏传》解释说:“衷,善也。”孔颖达疏:“天降善于下民……与善于民”(见《十三经注疏》)。既然“人之初,性本善”(《三字经》),人格塑造就不必多强调“灌输”和“改造”,理念和理想似乎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只要通过自身的“修炼”,将善的四端扩而充之,“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儒家纲领性文献之一《中庸》开篇就指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里的“率”,意为引导和顺从。《中庸》又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由此可知,中国传统人格塑造中强调的是顺应人性。但由于这种顺应人性没有象伊斯兰一样的正信作为依托,很容易滑向“善”的对立面。
总而言之,中西传统人格塑造,不论是什么人格类型,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某些弊端和偏颇。唯有穆斯林的人格塑造才是最符合人的本性的,因此也是最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