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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则陷入战略困境中:在美国发动的货币战争中“金融战败”后,“赶超美国”的豪言壮语已经灰飞烟灭,在美国政治军事紧密控制下因缺乏地区集团的支撑,也难以取得欧元区的地位,“亚洲的英国”地位也根本难以实现:美国不可能允许日本在至关重要的核力量、金融和情报领域拥有英国的地位。今天的日本,大体上扮演了“神圣同盟”被动的的支持者和小伙伴的角色,但断言这就是依然拥有强大民族凝聚力和经济实力的日本的最终宿命,显然为时尚早。

中国的角色与对策

中国毫无疑问是这场全球新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中国革命、工业化和改革开放,中国执政党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即“中国模式”道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对内是把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的活力有效结合,在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同时,保证了国家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对外则是始终坚持各个国家民族宗教的一律平等,广泛学习包括美国在内的一切国家的有价值的经验,不输出价值观和发展模式,秉承中华民族“天下主义”胸怀与“和而不同”精神,持续为建立理性、公平与公正的“和谐世界”而努力。

美国同中国建立了紧密的国家间政治、经济、文化与科技合作关系,但对中国的遏制和演变从来没有停止过——因为这是“神圣同盟”实现全球终极目标所要求的。

在意识形态领域,在国内新蒙昧主义者的策应下,推行美国定义的“普世价值”,解构中国国家民族意识的行为按下列逻辑展开:

首先是歪曲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宣扬市场原教旨主义,把这场取得了伟大成就的独立自主的改革事业描绘成某种走向“美国模式”和“美国彼岸”的过渡阶段。

其次,进而割裂改革开放与建国后开始的工业化的有机联系,无限夸大前三十年的某些错误和挫折,无视新中国建国后在极端落后的条件下在工业化、农业、水利、卫生、科学、教育及国防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

第三,再进一步,否定中国**领导中国人民为建立独立自主国家而进行的中国革命,把所有问题一律无条件上升为中国的根本制度问题:既然民国是搞资本主义,改革开放最终也是走向资本主义,为什么还需要中国革命呢?

第四,更进一步,彻底否定中国自1840年以来的所有反侵略革命历史,似乎中国近代的贫穷落后不是主要由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而是由于中国人民反抗侵略、抗拒殖民地进程造成的。

这其中,试图为汪精卫汉奸集团翻案具有特殊标志性意义:一旦打破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坚定共识,那就意味着中国国家民族意识被彻底解构。

这套逻辑不仅在政治和道德上完全站不住脚,也违背起码的经济学常识:中国近代意义的民族资本(国家和私人)诞生的太晚了,在西方已经建立起全球经济垄断的情况下,半殖民地国家不解决民族独立就能发展起现代工业体系,这无异于痴人说梦,满清和 民国许多仁人志士的“实业救国梦”统统破灭,就是最好的证明。被某些人大吹大擂的蒋介石“黄金十年”(1927—1937),虽然在轻工业领域有所建树,但在至关重要的重化工业体系建设方面几乎毫无进展——即使蒋介石国民政府有这个愿望,在中国货币金融业居支配地位的西方资本也根本不允许。当时中国重工业建设唯一显著“进展”的地区,是日本占领下的东北“伪满洲国”,但通过这个“进展”制造的是落在中国人民头顶上的炸弹。

真实的历史是:在欧美建立全球经济工业霸权后至今一百多年,成功建立有世界意义的完整工业体系的只有三个国家:苏联和中国靠的是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制度,日本则不仅靠残酷的战争掠夺,也靠把整个国家安排成“日本株式会社”的日本模式资本主义道路(这套模式始终被美欧视为资本主义的“异端”)。

在货币(及经济)领域,“神圣同盟”的中心目标是架空中国独立自主的货币发行权,美国对中国汇率和资本管制的集中攻击,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展开的“货币战争”。货币霸权国家对非货币霸权国家发动“货币战争”具有一个巨大而独特的优势:前者(美国)可以通过凭空“印制”钞票获得财富购买力,后者(欧、日、中、俄等)只能主要依靠提供产品和资源去获得财富购买力,前者可以对后者以实体经济贸易为压力筹码获得货币领域更大的优势。

虚拟经济远大于实体经济时代,货币(特别是货币霸权国家)对世界范围的实体经济、市场和价格都具有优势支配地位,丧失独立货币发行权最终将导致主导产业的失控,以及被“神圣同盟”定期剪羊毛掠走大量发展财富,战后至今,欧洲、日本、俄罗斯、拉美、东南亚几乎无一幸免。而中国经济之所以成功抗击了多次金融危机的冲击(包括这一次),就是因为中国政府坚持了中国模式的发展道路,并高度关注了国家稳定与安全。

对货币本质的深刻认识,是这场金融危机背景下全球新启蒙运动的一个关键部分,中国的很多学者都有非常有分量的论述。比如,虽然被反对者视为“阴谋论”演义小说,但因为在《货币战争》中揭示了货币发行权的本质并准确预测了这次金融危机,宋鸿兵不经意间成了全球新启蒙运动开启者里中国年轻学者的代表。

至于个别西方媒体耸人听闻地说什么中国“反犹”“反美”,则完全不值一驳,中国根本不存在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反犹土壤,中国人民对犹太民族的苦难历史深表同情,对犹太民族取得的杰出成就深表钦佩。至于反对国际资本大鳄兴风作浪,这与“反美”“反犹”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因为在这点上,中国人民与痛恨贪婪的资本大鳄的美国、以色列大多数人民的立场是一致的。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和以色列也是这场全球新启蒙运动的特别重要的组成部分:美国人民声势浩大的反伊战运动,美国公众对制造了这场危机的贪婪的华尔街的声讨,以色列人民要求公正对待巴勒斯坦的和平运动,都充分证明,大多数美国和以色列人民追求的是理性、公平与公正的世界秩序,而少数人组成的资本“神圣同盟”所追求的全球终极目标,将把美以在内的世界所有国家拖入一场可怕的灾难中。

在军事领域,美国的反导系统以及隐形打击力量对中国的威胁,丝毫不亚于对俄罗斯和其他国家,但是我们,拥有光荣传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定能够完成保卫国家安全、捍卫世界和平的神圣使命。

结语:

盎格鲁撒克逊—犹太资本“神圣同盟”基于自身的“宗教天命”,不会放弃实现自己全球终极目标的企图,但是,在处理眼前紧迫的现实利益问题上,英语民族和犹太民族都有悠久的现实主义实用主义传统。

“神圣同盟”目前并没有处于希特勒和东条英机集团那样的极度疯狂状态,在耶路撒冷问题上的(暂时)妥协态度就是证明,美军也依然表现出对较强对手动用武力谨慎甚至过分小心的传统态度(任何其无法完全控制后果的战争,对追求单极霸权把全世界都视为对手或潜在对手的美国而言都是难以承受的)。同样,“神圣同盟”的首领们也不是无所不能的“先知”,在冷战、越战、伊拉克战争和金融危机中,他们也同样表现出判断错误和惊慌失措。

全球理性觉醒时代的到来,是包括美国和以色列在内的广大世界人民追求世界公正与和平愿望的体现,我们坚信,中国扮演重要角色的这场伟大的新启蒙运动,必将阻止世界陷入黑暗的新蒙昧主义神权统治,并最终引导全球走向理性、公正、光明的“和谐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