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儒教的组织和祭仪
基督教是从民间发展起来的,它不得不在国家政权组织之外建立自己的组织。由于具体的历史条件,在基督教世界形成了政、教两套独立的组织体系。伊斯兰教诞生不久,就用武力取得了许多地区的国家政权。这样,他就直接通过国家政权的组织系统去贯彻自己的教义,而无须另立组织。宗教是否在国家政权之外建立自己的组织要依具体情况而定,也不是教与非教的分水岭。
儒教没有在政权组织以外建立自己的组织,政权组织同时也就是儒教的宗教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任职的官员,同时也是一种教职,执行宗教的职能。
高居于整个政权组织之上的,是君主。君主不仅是国家元首,同时也是最高的教职。他是天子,是“圣上”,在最隆重的祭天大典上,担任主祭。
皇帝以下各级官员,依自己不同的品级,担任不同的祭祀任务。在朝廷任职的官员,还常常作为皇帝的使者,到京城之外去执行祭祀任务。
各级地方主官代替了原来的诸侯,祭祀境内的名山大川。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祈雨。古代的个人文集中,凡担任过地方主官的儒者,几乎都有与祈晴、祈雨、祭祀一方神灵有关的诗文。比如叶适,被认为是有唯物主义倾向的思想家。《叶适集》卷二十六,就有《祈晴文》、《祈雪文》、《祠山祷雨文》数篇。其《送龙水还潭文》道:
……而合境士民,私忧过计,方欲推龙功之所致,验雨职之所专,保佑此方,永永依怙。惟龙不倦特施,显发威灵。自今以往,有旱必告。邦人当竭其力,事龙无怠。尤其鉴之。
苏轼、陆九洲等人的文集中,都可以找到这样的文字。
担任国家职务的官吏,同时也具有宗教职能,这是儒教的特点。在这一点上,儒教类似伊斯兰教,而和基督教世界的情况不同,在基督教国家,行政职务和教职是分开的。
中国古代国家,有专管宗教事务的部门。这样的部门,不是现代国家的宗教管理部门,如我国的宗教局,宗教局是宗教组织体系之外的国家机构;而古代的宗教事务管理部门(如《周礼》的“春官”,后来的礼部)本身就是宗教组织中的一个机构,其任务是组织和实施宗教活动。唐宋以后,专管宗教事务的部门归属于礼部。六部之中,礼部地位最高,礼部主官被称为“天官”。礼部的地位,就是宗教事务在国家事务中的地位。基督教国家中,也没有这样的部门;这样的部门,归于教会和罗马教廷。
也就是说,从独尊儒术开始,中国古代的国家组织,同时就是儒教的宗教组织。
据甲骨文和其他文献,商代君主,对神的祭祀非常频繁,几乎是每天必祭,而且往往规模宏大。直到春秋时代,还有人企图用祭品的洁净和丰盛去讨取神的欢心。儒教对祭祀的密度提出了新的主张。《礼记·祭义》:“祭不欲数,数则烦,烦则不敬;祭不欲疏,疏则怠,怠则忘。”依据祭不欲数,亦不欲疏的原则,儒教对祭祀的品级、次数、祭品的种类和数量,以及程序,都作了详细的规定,并且不断加以修订。
依儒教祭礼规定,天子祭天,祭天下名山大川,诸侯祭境内名山大川,卿大夫祭五祀,即门、户、井、灶等,一般庶民只能祭祀自己祖先。违犯规定,就是僭越。僭越行为轻则受到指责,被迫纠正;重则受到惩罚,甚至杀头。
祭祀的次数也有规定。比如祭上帝,一年有四次:春天祈年;夏初祈雨;秋季大享明堂;冬至郊祭,最为隆重。祭祖、祭孔,一般是春秋两次。规定之外,每逢大事,还有随时祭祀,将自己要做的事向上帝或祖宗报告,称“告”礼。封禅,是在获得巨大成功时实行的最隆重的告礼。
在这些较为隆重的礼仪之外,还有平素进行的简易礼节。比如学宫祭孔,在春秋两次大祭之外,每月朔望,还有两次较小的祭祀。再次,则学生每日上学,也都要向孔圣行礼。中国民间流传着一句话:“礼多人不怪。”其实神也不怪,“早晚一炷香”,也是比较正常的现象。祭品,也有种种规定,从最隆重的太牢三牲,到瓜果蔬菜,都可充作祭品。祭祖礼仪中,有一项是“荐新”:“其四时新物初登,皆先荐寝庙而后食。二月献羔开冰,四月以彘尝麦,七月登谷,八月尝麻,九月尝稻,十二月尝鱼。”(《通典》卷四十九)汉惠帝时,叔孙通说,古人有春天尝果一说,于是将樱桃进献宗庙。从此以后,瓜果蔬菜也成为祭品。
儒教虽然对祭祀作了种种规定,但人情所在,越礼之事几乎随时发生,厚葬深哭,往往使儒者倾家殒命;每年一度或三年一度的郊祭,往往给国家财政造成困难;至于封禅告天,甚至会弄得民穷财尽。其耗费之巨大,扰民之严重,远非今人可以想像者。儒教国度内的宗教虔诚,一点也不亚于他人。
局外人看到这个国度内各人所祀的神灵不同,就说什么这是多神教,仅是偶像崇拜,实在是不了解实情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