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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25521
群贤维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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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土与金子》[2]一文中,张承志认为研究回族和伊斯兰教的“可能性”在于,“那就是人民活着”,可是还存在着一个无法克服的难度,这种难度“几乎可称为不可能性”,原因则在于,“中国回族是在分散于东方文化中心——汉文明的汪洋大海之中的情况下坚持他们的神性世界的”,这种神性世界也可以称之为“圣的空间”。回族自华化以来,尤其在清代深重的民族歧视中被陷入社会底层以来,正是因为生活在一种神性世界或圣的空间中,民族精神才得以薪火相继、传衍不绝。因此,对研究者来说,如果缺乏一种最基本的同等或者同情性的理解,就很难进入被研究对象的内部。

  回族的历史性特点还表现在,它与严酷的农民起义难分难解,“人民在拥有宗教理想同时更拥有光荣的革命史”,研究者们在表示尊重的同时,却遇到了“坚固的沉默”,比如回族人民在极为艰苦的日常生活中,坚持着圣的礼仪,体味着一种沉醉的境界。真正的回族研究“只有在模糊感受到这一切之后,才发现自己面临着巨大的困难”,而解决这一困难,关键就在于以同等水平的理解进入此种圣的领域,因为“这一切又是与历史密切关联的;史家必须真正挣脱以往历史偏见的束缚,才能叙述历史中真实的、活着的梗脉”。

  张承志同样以历史的眼光考察了回族自身的缺失和弊病。在《路上更觉故乡遥远》一文中,他从“乡约”传统、居住的分散性、求官的族病、小商传统等几个方面,分析了其对回族学术以及思想发展的滞后或侵蚀作用,尤其是小商传统,浮现在学术及思想方面,“不仅使从郑和到刘介廉种种类型的大家大师难以产生,而且直接营造着陷自己的代表人物于孤独的环境”。因此,从现实意义上着眼,回族要想求得健全的发展,必须有勇气清除自身的“病毒”;这不是不可能的,因为回族原本并不是低文化水平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