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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在

#125707
群贤维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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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智不同于这些外来的“西洋僧人”,也不同于当时的一般儒家子弟。他继承父命,刻苦研读天方之学,不事生产,又不举业求功名,对于其家族而言是不喜欢这位不能改变家族地位的“闲人”的。在这样一个中国传统文化氛围“学而优则仕”的环境中,其家人就不是很支持刘智的学业的,也就是说当时刘智同时代的人们对刘智极其学术行业包括对经典的翻译都是有看法和争议的。

今天看来刘智的探索给我留下了极宝贵的财富。伊斯兰文化作为弱势文化,学者们的首要任务是阐述伊斯兰立志阐发、弘扬伊斯兰文化,不仅仅是在学术层面上的讨论,而是还要建设性的破除回、儒之间的藩篱。刘智有感于“中华、天方之人两相遇而不能两相通”,故而讲大同之“天下公理”而存小异。当然大同是否就真的是大同,小异是否就真是小异,这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作为中国人的刘智把伊斯兰基本精神传述给士大夫、呈现给中国文化,其精神是值得我们今天学习和发扬的。虽然不可避免受自身及时代的限制,刘智所理解和表达的肯定与原生态阿拉伯伊斯兰是有所不同的。他提出的人道五典,强调人论就是很大的不同,我们应该从刘智治学的目的即“俾中外翕然同风”的角度来理解和看待。

阿拉伯历史上来看学者是很民间化的,但其生存环境是相对良好的。刘智的生存状态则是相当困难的,其学术思想遭到的境遇也是极为不妙的。他明白他是在一个宋明理学背景里阐释伊斯兰。“人道五典”的提出是从学理的层面归纳疏理阿――伊文化中有关人际、伦理的思想,用儒家的话语表达出来。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刘智现实主义态度,不单是从文本层面出发的。儒家文化作为伦理型文化是符合宗教文化的,刘智把儒家文化中原本较为模糊而伊斯兰教中较为重要的东西突出出来,通过“真一”、“数一”、“体一”、“先天”、“中天”、“后天”等一系列概念和理论用儒家的布料缝出“回”来了。刘智像一个高明的裁缝从实际出发,从文化的角度,理性地剖析中国文化,使之为我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