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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普世伦理与全人类使命
现代意义的普世伦理概念最早是1993年世界宗教协会的《走向全球伦理初始宣言》中提出的,它试图在民族和民族之间平等的立场下,通过对话建立普世伦理。这建立在三个基本主张的基础上:(一)不能轻视任何民族的文化价值;(二)持多元文化的态度;(三)形成人类单一体制。
蒙培元先生在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上提交的会议论文《从“仁”的四个方面看普世伦理的可能性》中说:“普遍伦理是全球文化多元化与一体化的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愿望和要求:争取建立全人类能够共同接受和遵循的原则和基础。这种愿望和要求本身就是以承认文化多元为前提,因此,普遍伦理问题就成了不同文化进行对话与相互理解的问题,也是互补问题。”这些原则和基础,从实践层面去看,就是对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找出符合人类整体利益和共有价值的解决方法,这也正是普世伦理的应用。从这个方面讲,儒家的“仁”道和伊斯兰的“拉和麦”都是具有普世意义的理念。
伊斯兰自其传播之初就宣称,它禀赋着向全人类传播“拉哈麦”的使命,这种表述在《古兰经》中出现过10余次:“你说:人类啊,我确是真主派给你们全体的使者。”“我派遣你只为对众世界的怜悯。”“我派遣你是为了给全人类报喜和警告。”先知也对他的弟子们说过:“‘仁爱’不是只对你们中的某个人,而是普遍的怜爱。”“不爱世人者,真主也不爱他。”这些都是在鼓励人们对所有生灵施以“仁爱”,包括穆斯林、非穆斯林;动物;属于你的东西和不属于你的东西;也包括济人以饮食、减轻他人负担等等。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人类的不同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传统是现实,也是必然。然而,“道异行而不相悖”。文化理念的“和”与相通,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当今世界是不同文化主体之间沟通和交往的起点。在这个基础上,不同文化主体对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和共同关心的文化主体间的交往问题才能产生深层次的共识。当我们告诉一个外国朋友,对于某件事我们和他的观点一致时,我们之间产生的共鸣,决不如我们对他说,由于我们的文化中有与他的文化近似的理念,而使我们对这件事的观点一致时,我们之间产生的共鸣深刻。而这种文化共鸣,也会使不同文化主体在更广泛的领域相互认同,从而加深相互间对文化主体本身的认同。认同是交流的基础,而文化间的交流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途径。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讲道:“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纳忠先生在《阿拉伯一伊斯兰文化史•译者序》里也讲到:“其实各民族在自己文化发展过程中必须相互学习,互相充实,互相继承,这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规律。”
当今世界,国际间的交往,尤其是文化交往的困难性并没有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媒体的发达而降低,相反,文化交往的困难却加大了。这也是中国**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总书记的报告中提出的问题。这是一个现实的亟待解决的问题。这是为什么呢?韩国汉学家隆虞的《东方文化如何建立普世伦理》中的一句话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个中缘由,他说:“只有当任何文化都放弃自己的完满绝对性,从而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其他文化的时候,人类才能建立新的21世纪人类文化价值。”乐黛云先生在《跨文化对话》首期的刊首语中说:“两种文化的接触最便捷的方式是直接对话。对话的首要条件是要有双方都能理解和接受、可以达成沟通的话语。”所以,这种全球化语境中,文化多元化背景下,不同文化之间文化理念的认同及由此产生的文化共识确是不同文化主体间对话和交往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