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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25989
风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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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工夫的第二层次。刘智认为心与感官有区别,感官只能认识事物的表面,而心(即妙眼、妙耳、妙鼻、妙口、妙识)则能够由事物表面体悟内在本性体悟真宰。一旦能从(外在)自然的一草一木中,体悟到真一;能从(内在)自身的生理、心理结构和运动中,体悟到自我,体会到真主的创造与伟大。如此内外皆悟,便达到了“清心”之目的。应该清楚,心静是进行体悟的重要和必要条件,因为入静才能观照才能体悟。求“静”的方法不是去深山老林独自修炼,而是在社会生活中,在日常的接人、处事中,克服干扰以求静。这样,以心观照,则“理无遗理”[31]。
第三,尽性。刘智认为“尽性”是尽心之能知,尽形之能践。
性何以能尽?尽于其心之能知也,犹尽于其形之能践。心以返照为知,则理无遗理。形以顺应为践,则形归无形。知其全体,复知其大用,则我之性明,而万性不外于是。践其当然,复践其所以然,则发挥尽妙.
刘智认为,内在之善性应该通过人的形色表现出来,即所谓“践形”。形色不能实践道德本性不能言尽性,或一处或一时能够实践其道德本性也不能言尽性,只有在所有事物中(空间),在人的一生中(时间)实践其道德,即真正达到“形不异性,性不异形”,才为尽性。注意,这种修养,包括知(以心观照)与行(践形)两个方面,只有知行合一,才为“尽性”。
概括一下刘智功夫的基本要点:(五功)身正—→(清心)识真——→(践形尽性)体真、合真,即从身、心、性三个方面,由外而内地进行修养。这种功夫论虽带有很浓的回教色彩,可是与儒家的修养思想还是非常相同或相近的。
首先“修身”。儒家的修养虽然没有五功,但是诚、敬的要求是有的。对于诚与敬,朱熹有详细地说明:

  大凡学者须先理会“敬”字,敬是立脚处。[33]

  “坐如尸,立如齐”,“头容直,目容端,足容重,  手容恭,口容止,气容肃”皆敬之条目。[34]

关于“诚”则多与“诚意”一起论述之。
诚意,只是表里如一。若外面白,里面黑,便非诚意。
诚意,是真实好善恶恶,无夹杂。[35]
在朱熹看来“敬”是学者的立根处,而“诚意”应一而无杂,因为“杂”是人欲,“一”则是天理。于此可见,理学对于“敬”、“诚”的重视以及具体要求。这些都与刘智五功中“存诚持敬”思想是一致的。所以,金宜久先生认为刘智的“五功”受理学影响[36]。
其次“清心”。儒家的心没有“七德、五官”之说,但排除内外之干扰于静中体会万物之理与人类本性,儒亦有之。
即事是学,即事是道。[37]

学者自学而已,吾性分之外,无容学者也。万物皆备于我,而仁义礼智信之性,果在外乎,率性而自知自能,天下万事毕矣。[38]

这是王阳明后学,泰州学派的两段言论。第一句说,普通百姓之事亦有道。第二句说,自己的心性是万物之根本,而仁义礼这智信皆在此故应该率性而动。这里,第一句是关于外在万事万物,第二句是关于内在即关于人自身的。两者合而为一:道、性是同一的,都是理的显现。应该清楚,上述言论是心的“妙知”、体悟(刘智语)。若是将此段论述,放在刘智的“清心”中,除去体悟真宰与体悟性理有差别外,其余几乎相同以致象“妙知”的具体内容。
刘智认为心之体悟由静而来,明儒王龙溪也有同感:“寂者心之本体,寂以照为用,守其空知而遗照,是乖其用也。”[39]由于明儒多认为心入静才能观照万物而于事见理;认为求静应即动而求静。所以,他们都提倡的入静与寂感合一。于此可见,回教的“清心”与理学的思想,完全相同。沙宗平先生认为:“刘智的‘修心说’(即清心说)与宋儒的‘本心说’完全不同。”[40]其实,这是误解。宋明理学(无论是陆九渊还是王阳明)的“本心说”,既是道德实践论又是认识论。从道德实践角度看,本心为善而人心兼善、恶,故应以道心控制人心,或应“致良知”;从认识论看,“心”、“良知”是睿智,由静而发,可以了悟事物之理与人之本性。显然理学“本心说”与回教的“清心说”基本一致。只是,认识目的存在体悟真主与体悟性理之差别。
最后,“尽性”。刘智的“尽性”实际就是通过“形色”来实践、体现本性或本然。关于此,朱熹有详细地论述:
尽性,性有仁,须尽得仁;有义,须尽得意,无有一点欠缺方是尽。践形,人有形,形必有性。耳,形也,必尽其聪,然后能践耳之形;目,形也,必尽其明,然后能践目之形。践形,如践言之“践”。伊川以为“践形是充人之形。”尽性、践形,只是一回事。[41]
朱熹这段论述,就似对刘智“践形尽性”的注释,至于“尽性”应达到“形不异性,性不异形”之境界,实际就是形与性的合一。理学虽然没有这样的表述,但是,与心合一,与理合一的思想,不仅一直存在,并且也是修养的目标。下面举两个案证明之。
其一、王艮的经历。王艮立志悟道,闭关在家,夜以继日,寒暑无间,默坐体道。每天读诵《孝经》、《论语》、《大学》。如此两年,在二十九岁的一天,开悟,“顿觉心体洞澈,万物一体,宇宙在我之念更真切不容己。自此,行住语默皆在觉中。”[42]这是王艮年谱中的一段记事,它较为详细地记载了人与心、与万物合为一体的体验(即也是开悟的体验),并载道,自此以后,一切言行都在觉中。笔者认为,这是他达到新境界的表述,说明王艮已经达到了理事圆融,或者说,与理合一的境界。
其二、陈白沙的经历。《明儒学案》载:“比归白沙,杜门不出,专求所以用力之方,既无师友指引,惟日靠书册寻之,忘寐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焉得。所谓未得,谓吾此心与此理未有凑泊吻合处也。于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约,惟在静坐。久之,然后见吾此心之体,隐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间种种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御衔勒也,体认物理,稽诸圣训,各有头绪来历,如水之有源委也。于是焕然自信曰:‘作圣之功,其在兹乎!’”[43]这里有两点应该注意:一、他是知行合一的:在知的方面有未悟与开悟之区别,在行的方面有尽性与不尽性之别。二、开悟后,“日用间种种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御衔勒也,体认物理,稽诸圣训,各有头绪来历,如水之有源委也。”通俗地说,这时陈白沙处事已经能够随顺本性而动。换言之,已经能够理事圆融地认识、处理一切问题。当然,陈白沙达到这样的境界后,若能够常住此境界,可以认为是“形性合一”,是“尽性”。如果不能常住(或时住、或时不住)则不能为“尽性”。就是说,只有在一生处理万事万物的过程中,都随顺真性而行或都实践其道德本性,才为“尽性”。
我们若将朱熹论述和明儒的个案与刘智关于“尽性”论述相比较,可知两者如出一辙,只是理学的内容更详细、更具体。
《天方性理》卷四《修进功程图说》对于“修身、清心、尽性”的工夫,有如下总结:
清源黑氏(刘智友人)曰:声色味臭,乃本然所妙之相也。能以理取之,则相即本然。若以欲取之,则本然亦相,是故遂于声色味臭,而不知其所为本然,嗜欲之蔽也。功修者,开蔽通塞,以还本然大法也。[44]

这个总结使我们清楚,回教“正身、清心、尽性”主要是去欲入静,体悟本然,实践本然之性。而这些修养功夫,修养的次第(即由静体悟性理,进而实践、体现本性),在理学重要思想家中,都能够找到。可见回儒修养论基本相同。
当然,刘智的修养理论与儒家的也有一定的差异:首先,刘智的理论是回教的宗教修养论,修养的目的是归于真宰,或者与真主合一;儒家理论则没有这种目的。其次,修行方法不同。刘智方法带有很强的回教色彩,比如五功。儒家虽然对敬与诚有要求,但是并无五功。最后,儒家修养在达到与理为一或践形尽性后就完成了。刘智的修养还有更高的修养:“全体归真”。该方法以“忘”为特征,欲达到“忘修、忘我、忘他、一切俱忘,而本然独湛的”境地。这些儒家都没有。

三、小结
综观刘智与儒家的修养理论,可以感到刘智不仅是现代意义上的学者,而且又是一位有成就的修行者。他关于回教的修养理论,可知其修养已达到相当的境界。若无功夫,这样修行的次第、方法、境界是绝对无法论述的。因此,笔者认为刘智是一位学、修并重的回教学者,而非纯粹知识型学者。我们对他的研究也应两方面并重,既注意他的哲学思想,也注意他的修养理论。否则,就不展现刘智思想全貌,也不能真正把握刘智的思想特点。回教与其他宗教一样,都非常重视修持,因为这是人与真主沟通的主要途径,也是与真主合一的根本方法。宋明理学也重视工夫,并将修养视为“内圣”之道,“外王”之基。梁漱溟先生认为“儒家的孔门之学为体认人的生命生活之学,要在反躬修已的实践,不宜以哲学思想目之。”[45]由于回儒之学都重视修养,都有非常丰富的功夫理论,以至修养理论成为回儒之学的本质所在,或者说,本质特征之一。缘此,笔者更有理由认为在修养方面进行比较、沟通极为重要,只有在这方面沟通、融合了,才能为回儒之学的根本沟通和根本融合创造条件。
通过比较我们了解到回教的修养理论包括:心性论、修养论(修身、清心、尽性)的内容、以及修养次第、境界,与儒家基本相同。而这种“同”是与宋明儒家(包括理学、心学)相同,不是与某一人某一派的相同。笔者选取了理学朱熹,心学王艮、王龙溪、陈白沙等人的思想,与之比较就是为了证明这点。《天方性理》自序说,智(刘智)“辟居于山林间,盖十年焉。恍然有会于天方之经,大同于孔孟之旨也。然犹未敢以自是,质疑问难于天方之学者,必求其贯彻始终,而表里精粗无不极其致,乃喟然曰:‘经,则天方之经;理,乃天下之理。”[45]实际上,“经”虽然有回教与儒家之别,但是理却是天下之公理,人类之共理。换言之,在“理”(包括修养理论)的层面上,回教文化与儒家文化都具有普世性内容,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所以它们不仅应该,而且能够由比较、沟通到融合。
刘智的贡献在于,在论述回教修养理论的过程中,非常注意回民的文化背景,即他们虽然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但皆生活在中国文化的环境中。为了方便信众的学习、修养,也为了使汉族知识分子能够理解、起码不排斥回教,有必要使用人们都熟悉的理学概念、思想,来论述回教的修养理论。于是他在论述回教修养理论过程中,大量使用了理学的概念、思想。比如“五功”,本是一个重要的、基本的回教仪礼,但他在论述时将其归在“修身”、“正身”范围里,或者说,以修身来诠释五功,以“敬”、“诚”要求信众,希望他们能够从内外两方面规范自己的言行。其余,诸如“清心”“尽性”的论述也基本如此。由于“修身”、“敬”、“诚意”等带有儒家色彩的概念内涵比较清楚,所以回民信众在进行五功时可以依据已有的文化背景来指导修行,汉族士大夫见了这些熟悉的概念也乐于接受之。这就是他著作的意义或价值所在。
当然,刘智毕竟是论述天方性理,主要阐述回教,而回儒是两种思想学说,彼此间会有许多差异。刘智在论述过程中,真正作到了存同求异,所以,他的修养理论既维护了回儒之学的各自特点,又促进了彼此的沟通,并为今天的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的融合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我们应该沿着这个线索继续探讨下去,为回儒之学也为两种文化的沟通与融合贡献自己的聪明与才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