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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达卢斯之旅——另一个“东方”的发现和意义
中国人自古以来一直以天下的中心自居,自以为是“中央之国”。近代以来的沧桑巨变并没有使得我们真正获得世界性的眼光,依然习惯于聚焦的是排除了内部多样性的“西方”。在“东”、“西”二元对立的世界格局中,常常不假思索地以中国代替“东方”,将“东、西”关系简化为“中西”关系。这不能不说是近代以来我们习焉不察的一种思维惯性。尽管爱德华·赛义德的巨著《东方学》近些年来已成为中国知识界时髦的话题,但是我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本巨著提示我们,应该反省我们以为不言自明的‘东方’这一概念,而且从反省‘东方’这一概念出发进而反省中国整个的建立在现代化意识形态之上的现代知识体系”。直到1840年之前,中国少有与西方的正面接触。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对广大的伊斯兰世界少有探究的兴趣,在中国主流文化界的知识谱系中,同为“东方”的伊斯兰世界基本上是一个盲区。张承志认为,沿地中海边界的“穆斯林屏障”长久以来保护了东方诸文明免受欧洲殖民扩张的侵蚀。1492年西班牙的斯林王国首都格拉纳达的陷落,是世界历史划时代的志和界碑。“殖民史雄辩地说明:就在格拉纳达失陷的那一年,美洲立即就被‘发现’,地球随即坠入了以‘地理大发现’和‘大航海时代’为名的殖民主义近代”。(《聋子的耳朵·地中海边界》)张承志的安达卢斯之行及相关的思考以此为出发点为我们打开了认识世界的一扇知识和思想的窗户。
“阿拉伯人把穆斯林的西班牙唤作安达卢斯,从公元八世纪到公元十五世纪,伊比利亚半岛的中南部以及直布罗陀海峡以南的地区,是一个传奇的文明开花、结果并凋零的地区”。(《<鲜花的废墟>小引》)在世界文明史上,安达卢斯具有特别的意义。“伟大的文明在这里相遇。东方和西方,他们教会、碰撞、分界、相融的地点,不是在别的地方,不是在洛阳长安——而是在这里”(《聋子的耳朵·地中海边界》),它见证了东方和西方、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两大文明在这个区域的兴衰和更替。穆斯林文明强盛时期安达卢斯的首都科尔多瓦当时是欧洲文化的巅峰,它以宽阔的胸怀接纳着来自各方的文明成果,并在自己统治的范围内保留着宗教信仰的自由:“当年的科尔多瓦,不仅是受歧视的犹太人的投奔处,而且使他们施展才能的大舞台。”(《鲜花的废墟》)“黑人、白人、抑或是阿拉伯人,无论他们是犹太人还是天主教徒,都在伊斯兰的烈烈大旗下接受庇护,施展才能”。(《摩尔皇宫的秘密》)安达卢斯的穆斯林文明经过八百年的繁荣走向终结之后,继犹太人被驱逐,数百万的穆斯林被迫改宗天主教,后又惨遭凌辱、屠杀和彻底的驱逐;而以科尔多瓦为代表的清真寺纷纷被改建为天主教堂。先后交替的两种文明在西班牙土地上充满对比意味的历史真相对“东方主义”话语构成尖锐的挑战。
《鲜花的废墟》“举意”之一,“是对一段于第三世界意义重大的历史的追究、考证和注释”。张承志认为“胜利是一个表面的概念,只有文明的胜利才被人传颂永久”。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穆斯林身份而纠结于两种文明之间的历史纠葛,努力站在超然的立场寻找两种文明和谐共存的可能和证据,在他发现在清真寺旧址上建造起来的阿尔梅利亚圣胡安教堂居然保留着清真寺的“米合拉布”(清真寺大殿朝向麦加方向的墙壁正中一个小凹壁窑,教长在此领拜和讲经传教)时不禁感慨不已:“每一天,每一个天主教徒在圣胡安做弥撒的时候,他们都会或者瞥一眼、或者仔细注视这个伊斯兰的方向。同时,这历经沧桑的米合拉布也每天每月地,守候着虔诚的天主教徒在这里诉说他们的心思。”“人类居然真的能如此宽容!”张承志以此作为参照进行灵魂的自我拷问:“当你念诵着以慈悯一切的神的名义的时候,你拥有无私的胸怀、足够的宽容和慈悯吗?”遗憾的是这种动人的情形只是特例,安达卢斯的教堂及其他公共建筑很多是在摩尔人被驱逐之后由清真寺改建的,但是现实中的西班牙人却极力回避或者淡化这个起源,张承志认为这样的做法潜藏着一种对他人文化的自卑。“可是,难道这不也是我们的毛病吗”?由于自觉的自我反省,张承志在安达卢斯的寻幽访古、对穆斯林文明史的追怀,避免了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绪,更多地表现出对伊斯兰文明遗迹散发出来的丰富的美感的认同。
在伊斯兰被持续污名化的后殖民霸权话语体系中,张承志对穆斯林文明的认同、对自身穆斯林身份的强调无异于宣示自己相对于国际霸权话语和“主流文明”的异端立场。作为一个拥有多种文化背景、多种语言语言能力的作家,作为一个具有独立的学术立场、富于批判精神的学者,张承志以独特而广阔的视野突破了流行的知识范畴,揭示出强势话语对历史的遮蔽以及实现第三世界文化自觉的迫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