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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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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真绿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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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对革命精神的美学召唤
  
  新世纪以来张承志文学活动中一条精神线索越来越清晰:对现实进行激烈批评的同时频频回顾革命的精神资源,倾心于革命的“美感”。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一统江山、社会主流精英宣告“告别革命”的今天,他的这种逆流而动的姿态显得非常不合时宜。张承志认为:“正是在全世界急速褪色、苏联东欧土崩瓦解的今天;正是在此时此刻,马克思以及**的初衷,才应该深究细问。”“革命确实已经退潮了,但对革命的追究才开始”。(《谁是胜者·谁曾经宣言》)这是张承志反思革命的逻辑起点,对革命本意的追究与其说是为了召唤革命毋宁说出于对真理的追求而还原革命原初的面目。“可能是因为见惯了腐败奸狡官僚的缘故吧,这两年,有时突然对真正的革命觉得感兴趣。南至瑞金,北到预旺,我独自在一处处红色遗址上徘徊寻味,想捕捉湮没的一点什么”。(《聋子的耳朵·斯诺的预旺堡》)他捕捉到的是斯诺“曾善意地暴露,清醒地怀疑。他委婉但坚决地表现了自己的原则,他为潜在的弱者,预先地表达了关注”的立场,对革命的关注在张承志这里有着非常确定的参照并契合着作家自我的底层意识。在《秋华与冬雪》中,作者对当代知识分子内在的精神堕落进行激烈批评的同时表达了他对革命烈士瞿秋白与民族英雄杨靖宇的敬仰和理解。张承志肯定瞿秋白作为一个没有受到异化的革命者所进行的自我解剖,同时反对人们“迷醉一介书生的色彩,而忽视瞿秋白的**者本质”。张承志认为瞿秋白“文章做人,于散淡庸倦之间,藏着一个遮蔽的骨头。这一个骨头非同小可,它是中国文人常常不得遗传得的‘大义”’。“百年以来,除此我们还有什么遗产!愈是在他们合唱最热之际,我愈是沉湎于**的美感。”张承志认为杨靖宇将军让对手折服的那一幕或许是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取得的最大胜利”。对杨靖宇的崇敬伴随着他对目下“否决革命”、“腐蚀中国的精神”的“古怪的文化”的抨击。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张承志特别倾心于富于抗争精神的战士型知识者,徐锡麟、秋瑾、鲁迅等近现代以来绍兴“异类”的风骨文章磁石般地吸引着他。张承志以自己的切身体会,表达出对这些勇于献身的先驱者深切的理解:“他们的革命同时也是一种自救。对他们的自我而言,对他们敏感而受伤的心灵而言,他们一个个都做到了言出必信,行己知耻。”(《东浦无人踪》)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对鲁迅成为文学家的内在精神心理动因的看法表现出异于他人的理解:“它(秋瑾之死——作者注)潜随着先生的一生,暗注着先生的文字。我想诸多的研究没有足够考虑鲁迅留日十年酿就的苦涩心理。称作差别的歧视,看杀同党的自责,从此在心里开始了浸蚀和啮咬。拒绝侮辱的陈天华,演出荆轲的徐锡麟,命断家门的秋瑾——如同期的樱花满开然后凋零的同学,从此在鲁迅的心中化作一个影子。这影子变成了他的标准,使他与名流文人不能一致;这影子提醒着他的看杀,使他不得安宁。也许就是这场留学,造就了文学的鲁迅。”(《鲁迅路口》)在这熔铸着文学激情和学术审慎的鲁迅研究篇章中,张承志以自己身与心的抵达,以文学的方式接近鲁迅活的灵魂,其理解充满了知性和情感双重的穿透力。
  不难看出,张承志对革命精神资源的反顾主要表现为人格与审美的精神层面,在他看来,革命作为体制的异端,暗含了对于专制、暴政、投降、以及苟活的拒绝和反抗,同时还有对于自由、正义以及美的追求。换言之,这种超脱具体政治实践的革命意识在张承志的书写中不断地被纯粹化和审美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所召唤的革命精神更接近于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和乌托邦意识的无政府主义。他对瞿秋白的“**的终极理想”——“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的无限遐想和偏爱隐约透露出张承志自己的对革命认同的向度。
  在这个知识界争先恐后与价值脱钩、言不及“义”的时代,张承志以底层意识和边缘立场坚持着对知识界和对这个不义的世界的批判,他的思考和书写使得人道、正义、人民、革命等久已蒙尘的话语焕发出新的光彩,并且以秉持“大义”的激情写作在这个时代为我们塑造出一种独特的知识分子人格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