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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 月, 2010 2:11 下午 #12797
亚尔古柏
会员(二)仁政博爱 惠泽百姓
赛典赤•赡思丁是一位华化的回回人,从小深受伊斯兰文化的熏陶,又受儒家文化的教育,在他身上集合着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的精魂,伊斯兰文化核心精神之一是人道的“宽容、博爱、和平”,儒家文化“以和为贵”,“仁者爱人”。作为政治家的赛典赤•赡思丁用自己的政治生涯实践了这两种文化的精神,仁政博爱、惠泽百姓。史书记载,赛典赤•赡思丁在元宪宗时任燕京路总管,即以“多惠政”知名,“轻财安民,甚有人望”被儒臣王恽称为“回回人当中有良心和道德的先行者。”
他任平章政事行云南中书省事后,采取绥徕远人的方针去感化“叛服不常”的一些交趾(今越南北部)人。赛典赤来滇初始,因形势复杂,朝廷征调湖广重兵开战、给地方百姓带来了新的灾难,很多人流离失所,背井离乡。深谋远虑的赛典赤不拘旧怨,“遣人谕以逆顺祸福,誓约为兄弟,交趾王大喜,亲至云南,赛典赤郊迎,待以宾礼,交趾王十分感动,从此以后不再反叛,以藩臣归顺朝廷。”在处理境内各民族关系上,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不依靠武力,使得西南各民族和谐共处,社会安定。
赛典赤•赡思丁在云南时,云南有几个土吏,因赛典赤•赡思丁没有重用他们,怀恨在心,到朝延控告赛典赤•赡思丁专权集制。元世祖看了看侍臣说:“赛典赤忧国爱民,我是知道的,这些人怎敢诬陷赛典赤•赡思丁。”便下令把这些人解送云南,交与赡思丁处置。赡思丁没有采取报复手段,反而除去他们的刑具,告诉他们说:“你们不知道大汗给了我便宜行事的权力,因而控告我专权。我不认为你们有罪,我还要给你们官做。”这些人喜出望外,连连拜谢说:“我们犯的是诬陷罪,平章不但给了我们活命,又给我们官做,我们要誓死相报。”另据史书记载,红河地带的萝甸土司(当时云南的一个部落)抗命,他带兵出征,面带愁容。随从人员见了问他为什么如此愁绪?他说:“我并不怕打仗,只是担心你们在战争中不幸而死,又担心你们欺侮老百姓,使他们不得安宁,一旦把老百姓逼反了,你们却又去征伐他们。”军队到达了萝城,已经三天了,还不见萝甸人有降顺的意思。部将及手下急不可待要请攻城,赡思丁不许。他就派人前去劝说萝甸土司,萝甸人表示愿意服从,但过了三天仍然不降。诸将奋勇请战,赡思丁还是不答应。将中有人擅自攻城,赡思丁大怒,急令收兵,斥责带头的人说:“天子是命我来安抚云南的,不是来杀人的。没有主帅命令,擅自出兵,军法当诛!”他当声下令要严惩肇事的军官。这件事很快就被萝甸土司首领听到了,十分感动,说:“赛平章是这样宽厚,我若再抗命,是不吉祥的。”于是出城请降。赡思丁这次出征,没有杀一个人而取得很大的胜利。赡思丁的这种风范,在云南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中传开了,他们的首领纷纷前来,表示愿意接受行省的领导,并按惯例,这些首领都敬献重礼。赛典赤把这些东西分赐给从官或贫民,自己一点也不要,并设宴慰劳这些首领,送给他们衣服鞋袜。在赡思丁主政期间,云南政通人和,民族关系融洽。
(三)发展经济,兴边富民
当行省建立、郡县改制基本结束时,赛典赤同时开始了经济的恢复、建设工作,其中治理滇池是云南历史上第一个“民众至今受其赐”的规模最大、最科学的水利系统工程。当时滇池时常泛滥,雨季甚至漫过城墙进入中庆城内,滇池以东地区则又因缺水而使农田遭受干旱,成为制约滇中地区农业生产、影响人民生活的一大隐患。赛典赤亲自主持了大规模治理滇池工程,组织中庆的军民凿开石龙坝,疏开口河,使滇池水顺利泄出,获良田万顷。又疏浚了滇池上游的盘龙江、金汁河等六河,在盘龙江上建松花坝,“以时启闭,缺则放水,涝则蓄之”。这是滇池地区第一批规模较大的水利设施,不仅控制了滇池水患,还新辟了大量良田。之后这一带“屯田大兴”中庆路屯田的面积,约占全省屯田总面积的1/3,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云南各族人民对赛典赤•赡思丁治理滇池十分感激,誉之为“李冰凿离淮”,传颂至今。元代以后历代对滇池的治理,也基本上是沿袭赛典赤•赡思丁疏六河、扩海口的办法,松花坝经历代加修,至今仍是滇池地区水利枢纽工程之一,仍在造福于春城人民。
针对云南山高路险、交通不便的状况,赛典赤下令大力修筑驿道,并沿途设置驿馆,还在荒野无人、盗贼出没之所置镇,派驻官员,保护行人商旅。以中庆为枢纽,到达今四川宜宾和成都、广西南宁、贵州、湖南的驿道相继修通;省内自中庆经大理、保山、德宏至缅甸北部的滇西线、自中庆经蒙自到今越南北部的滇南线和自中庆经元江至今景洪的滇西南线的驿道都得到了修治。驿路的修建打通了云南与中原及邻省、邻邦的交通往来,为先进技术和外来移民的进入、各民族的交往创造了便利条件,促进了边疆的开发。而且,云南行省能始终与中央政府保持密切的联系,行省能对各地进行有效的控制,驿传的普遍修建,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赛典赤对民间的商业贸易采取了支持与鼓励的态度,“薄征税以广行旅”,“筑驿馆,导水治桥,兴市进,皆候农隙”。并从云南民族习惯出发,仍用民间传统货币——海贝作为交换媒介,而不强制实行全国统一的钞法,保障了云南民间贸易的发展。
元代以前,云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大理。赛典赤•赡思丁建立云南行省后,决定把省治设在中庆(今昆明地区)。一方面是因为中庆地处滇中,利于统摄全局,并可借以摆脱大理国残余势力和段氏总管的牵制;另一方面中庆地势平坦开阔,自然条件较好,与内地联系也较为方便,有发展前途。赛典赤到中庆后,导水治桥,扩建城市,使中庆崛起为云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西南重镇,改变了云南的政治经济格局。今天的昆明尽管比当年扩大了许多倍,但元代中庆城区所在的正义路、南屏街、三市街、长春路、金碧路仍是城市中心的繁华地段。可以说,赛典赤•赡思丁在700多年前就奠定了昆明这一省会城市的基础。而随着云南政治经济中心的内移,云南与祖国的联系也更密切。
赛典赤•赡思丁通过一系列措施大力恢复、发展经济,增强了边疆地区对中央政府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为郡县制在云南的推行奠定了坚实的社会政治基础。史载“云南的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这里变成了富庶之地,现在越南南部土司非常羡慕,陆陆续续的前来诚服,让赛典赤•赡思丁收他们自己的领土作为郡县。”由此可见,赛典赤的各项政治政策不仅卓有成效,而且深得人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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