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传真道网 › 论坛 › 【网友天地】 › 【文明对话】 › 儒家“五伦”思想和刘智“五典”思想之比较 › 回复 #96954
伊斯兰认为,安拉是无所不在,无时不有,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这种来自宗教的巨大力量,一方面,使穆斯林感到敬畏;另一方面,也加强了穆斯林遵奉伊斯兰道德诫命的必要感。此外,在穆斯林所信仰的诸多天使中,就有专司此职的天使,每个人的左右肩膀上分别有一名天使,记录人们的恶行和善行,其中位于左肩膀上的天使记录一个人一生所干的恶行,右肩膀上的天使记录一个人生所干的善行。“你们的上面。确有许多监护者,他们是尊贵的,是记录的,他们知道你们的一切行为。”(《 古兰经》 82 : 10 一12 )而且,天使的记录是无微不至、分毫不差的。“行一个小蚂蚁重的善事者,将见其善报;行一个小蚂蚁重的恶事者,将见其恶报。”( ( (古兰经》 99 : 7 一8 )
伊斯兰一再告诫人们,在“**审判”的那一天,安拉不允许任何人说情、担保,每一个人所得到的赏罚都由其生前的实际表现各负其责。“你怎能知道报应日是什么?在那日,任何人对任何人不能有什么裨益;在那日,命令全归真主。”( ( (古兰经》 82 : 18 一19 )在伊斯兰看来,因为生前每个人都有充分享有安拉赋予的择优、从善、• 为美的自由,因此在“**审判”时,安拉只根据作为证人的天使记录的功过簿做出公正、合理的审判。和世俗的道德文明相比,伊斯兰的这种伦理思想和道德文明对信徒具有更强的神圣性和巨大的威慑力,也远远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伦理思想。实质上,伊斯兰教的教义与教法内容紧密相连,互相交叉,两者没有严格的界限,它在实施过程中无形中带有强制性,在穆斯林社区甚至发挥着准法律的作用。所以,赏罚绝对分明是伊斯兰伦理道德的一大特征,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伊斯兰世界犯罪率极低,酗酒、卖淫、偷窃、赌博、抽签算卦、短斤少两、弄虚作假、坑蒙拐骗等社会丑恶现象极为罕见,相反,孝敬父母、体恤骨肉、善待邻居、周济穷人、诚信守信、忍耐谅解、谦虚谨慎、讲究文明礼貌现象蔚然成风。至于伊斯兰世界发生的一些恐怖(绑架、人体炸弹等)事件,则属于政治问题(有着复杂的国内国际因素),绝非普通的刑事犯罪,其性质是个别极端分子或者极端派别的极端行为,是伊斯兰伦理坚决反对的,理所当然地遭到全世界绝大多数穆斯林的一致谴责。
在伊斯兰世界,没有类似“五讲”、“四美”、“二热爱”的说法。也没有类似“三好”、“五好”的评判标准,没有类似“学生守则”、“上班规定”、“村民公约”、“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等“人为”的制度,没有诸如雷锋、张海迪那样的“学习楷模”,没有许振超、王顺友那样的“岗位标兵”,也没有任长霞、牛玉儒那样的“时代先锋”,但在实践层面上却人人自觉地履行着人类社会需要的一切美好道德。对穆斯林而言,《 古兰经》 就是他们的指南,先知穆罕默德就是他们学习的榜样,《 古兰经》 的思想和先知穆罕默德的实践构成了伊斯兰的伦理大厦,里面包含有极为丰富的伦理资源,涉及个人、家庭、社会乃至国际关系。小到睡觉的姿势,吃饭的动作;大到民族存亡,国家安危,足够穆斯林汲取。伊斯兰的伦理思想已经内化为穆斯林的自觉行为和处世准则,起着良好的社会调适作用。
明末清初的伊斯兰学者为了回应主流文化的挑战,本着“隔教不隔理”的原则,进行汉文著述,事实上,这是伊斯兰教的知识分子发起的一场护教宣传运动,也是伊斯兰教史上的一场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启蒙运动。刘智的伊斯兰文化前沿研究论集
“五典”学说就是这场启蒙运动的重要成果。毫无疑问,“回儒对话”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意义也是非常深远的。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处于最腐朽没落的时期,清朝初叶还大兴过“文字狱”。囿于当时政治环境和所处时代,学者们是在一不能触怒最高统治阶级,二不能脱离中国主流文化的前提下进行著述的,自然免不了时代的局限性。当时的学者们苦心孤诣,将伊斯兰伦理思想纳人儒家思维模式和语境中,目的在于消除儒家文人士大夫的蝙狭心态,让伊斯兰伦理思想能够被儒家知识阶层理解。体现在他们的著作里的这种局限性使得阅读他们著作的普通读者和非穆斯林学者对伊斯兰文化会或多或少地产生误读。比如说,随着“五典”学说的普及,使得“天道五功、人伦五典”思想的深人人心并广为流传,但这却在客观上“缩放”和“窄化”了伊斯兰的伦理范畴。在凸显“五典”内容的同时却将“五典”以外的内容不自觉地置于“阴影”之下,另外有些学者还误以为“五典”就是《 古兰经》 上的内容和提法。对此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但是今天的学者就伊斯兰伦理思想和儒家伦理思想进行横向比较时切忌过于简单化,应该本着“是什么就是什么”的原则进行比较与评判,以免误读包括伦理思想在内的伊斯兰文化的本来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