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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德”与“明德之源”
如前所述,《大学》经过程朱之解读与注释,就其中“经”一章来说,笔者以为有两点新的变化。其一是把仁政之方“亲民”直接转换为修身之术“新民”,其二是把高不可测的“天之明命”间接地转换为触手可及的“明德”。而对于王岱舆来说,《清真大学》一书之名称之所以得以成立,亦即该伊斯兰宗教哲学著作之所以可以命名为《清真大学》,换句话说,回教哲学著作《清真大学》与儒家经典著作《大学》的关联,恐怕与其“明德之源”思想息息相关。或者正是《清真大学》之“明德之源”概念与《大学》之“明德”概念在思想上实现了“对接”,遂有所谓“以回道包儒道”的“以儒诠经”局面之形成,并由此形成中国伊斯兰教义学。
1《大学》之“明德”与“明德之源”
《大学》经中的“明德”,除了上述朱熹的解释之外,《大学》也分别引用《尚书》之《周书·康诰》、《商书·太甲上》、《虞书·尧典》予以阐释。《康诰》曰:“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26](《大学》仅仅引用“克明德”三字)。《康诰》乃周公告诫康叔(名封,周武王弟弟)如何治理殷人的诰词。其意略谓:文王克尽明德,以缔造我夏朝。《商书·太甲上》引文见前述,兹不再引。其意略谓,先王顾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祗,抚绥万方。《虞书·尧典》谓,“帝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27](《大学》仅仅引“克明峻德”四字)。其意略谓,尧克明俊德(亦即克尽明德),亲睦九族,协和万邦。揣摩《大学》之意,所谓“明德”之功能,在学者可以修己治人,在国家可以化民成俗。亦即君王若能克尽明德,则可以承上下神祗、亲睦九族、造我中夏、协和万邦。“明德”之功能如此,“明德之源”也应该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然而《大学》似乎忽略了对于“明德之源”的探讨。而这一有意无意的“忽略”,恰好为《清真大学》预留了相应的理论空间。
关于“明德之源”,《大学》仅提及“天之明命”一语,前引朱熹之注释为,“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因此种种迹象表明:“明德之源”不在地上,而在天上。苍苍茫茫之天,其高九重万仞,此乃自然之天也。“天之明命”之天,似乎应该是指“有意志之天”,而非自然之天。“天意从来高难问”[28],“天之明命”也好,“明德之源”也罢,何由知之?
王岱舆谓,“是故主仆分明,真数一定,然后始知明德之源。知明德之源而后明明德,明德明而后真知,真知而后知己,知己而后心正,心正而后意诚,意诚而后舌定,舌定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家不治由家不齐,若[29][家]不齐由身不修,身不修由舌不一,舌不一由意不诚,意不诚由心不正,心不正由不知己,不知己由知不真,知不真由明德不明,明德不明由不知明德之源,不知明德之源由不辨真一数一,不辨真一数一,由不明主仆至大之理”(《清真大学·题纲》)。就是说,首先要认识造物主与被造物,其次要区别真一与数一,亦即认识真一乃“无始之原有”,“数一,乃天地万物之原始”。再次,至此“始知明德之源”。
《大学》谓,“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大学》的修己路线图(即“八条目”)是: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治人路线图是:
物格—知至—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
《清真大学》的认主修身路线图为:
主仆分明—真数一定—明德之源—明明德—真知—知己—心正—意诚—舌定—身修—家齐—国治
2《清真大学》之三纲领与八条目
《大学》有“三纲领、八条目”之说,《清真大学》虽无所谓纲领与条目之说,但相对于《大学》,或者约略可分为“三[30]纲领、八条目[31]”。所谓“三纲领”,第一“认主独一”,认识造物主与被造物,即“主仆分明”;第二,“真一”、“数一”之别,即认清原有与受命之有;第三,认识“明德之源”,即“以妈纳”(امان“伊玛尼”),阿拉伯文“信仰”音译。亦即“真赐”(《正教真诠·真赐》)。王岱舆谓,“所以有真赐,然后有真知”(《正教真诠·真赐》)。作为“明德之源”,“真赐”自然来源于单另独一之真主。“此乃真主之动静,赐之于人者,所以人遂以此所赐,方认得真主确当,故谓之真赐,非受造之有也”(《正教真诠·真赐》)。在王岱舆,“真赐”之地位重大而崇高,譬如《大学》之“天之明命”然。
王岱舆《正教真诠·真圣》谓,“清真正教,其要有三:一曰‘天命’,二曰‘天理’,三曰‘圣治’。”首先,天命(فريضة主命)。“天命者,乃人力所不能至者,……天命之义,乃真主敕命天仙,降传至圣,从天而下,故谓之天命,非所谓天降之命也。天命有三品:曰‘明命’[32],曰‘兆命’,曰‘觉命’。”此处所谓“天命”,乃伊斯兰教之“天命”,与儒家所谓“天降之明命”、“天命”迥然有异。回教之“天命”(即“天启”)降示路线图大约为,真主安拉—天仙(天使)—至圣(穆罕默德)。此处所谓“天命”被完全等同于伊斯兰教的来自真主安拉的“天启”,所以该路线图也就是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尚书·皋陶谟》谓,“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诗经·大雅·文王》谓,“天命靡常”。《尚书·蔡仲之命》谓,“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是怀。”上引二则资料可见,《诗经·大雅·文王》提出了“天命靡常”思想,《尚书》有关篇章则把“天命”与德联系起来,提出“天命有德”、“(皇天)唯德是辅”等思想。如此一来,就把漂浮在空中的、不可见的、不可知的、靡常的“天命”,与大地上的君王个人的、可知可见的实际德行联系起来,作为其统治权力合法性与否的依据。多少有些神圣的“天命”,也就被转化为修己治人的德行之标志。其次,“天理”(واجب义务)。王岱舆谓,“天理者,当然也,非关天命,不即圣行。乃天然之诚,出自本心,自然而然者。如惜孤幼,怜贫困,……礼夜中之拜。此数事者,不待教谕,理当如是,兹为原德”(《正教真诠·真圣》)。所谓“天理”,即伊斯兰教之“瓦吉卜”(当然)。“瓦吉卜”指穆斯林个人应尽的职责,包括宗教方面的“瓦吉卜”(如履行拜功、完纳天课、参加反侵略战争等)和社会方面的“瓦吉卜”(如父母抚养、教育子女并为其完婚,儿女孝敬、赡养父母,士农工商各尽其责等)。“瓦吉卜”系由教法学家根据证据确定,不一定需要经典明文。[33]第三,圣治(السنة圣行)。“圣治者,皆出圣行”(《正教真诠·真圣》)。所谓圣治,亦即圣行,就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行与默认的记录。对于穆斯林来说,“圣行”仅次于“主命”,居于第二位。
三、结语:以回道包儒道
金陵穆斯林金世和谓,夫《大学》之明德新民至善,《中庸》曰:“天命谓性,率性谓道,修道谓教”。《论语》曰:“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而《孟子》则言:“尽心则知性,知性则知天。”是四子书无不知有真主,亦无不知认主也(《清真大学》“金世和序”)。笔者以为,《大学》之“明德”虽然得之于“天之明命”、《中庸》与《论语》均提及“天命”、《孟子》亦提及“天”,但我们似乎并不能立即得出上述“四子书无不知有真主,亦无不知认主”之结论,虽然此一结论十分诱人。亦即,面对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文化,我们在理解和把握时需要慎之又慎,既不能“见天便见主”,亦不可“见主便见天”。回道包儒道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秦汉以降,尤其是宋明以来的儒学发展,走上了一条与传统的神学宗教“渐行渐远”的道路,亦即洋溢着深厚人文传统的“文化宗教”之路;而中国的伊斯兰教,则完整地保存了“认主独一”的基本信仰,天地万物均系真主造化。具体到所谓的“明德”与“天之明命”,《大学》的阐释似乎语焉不详,而《清真大学》明确提出“明德之源”概念,指出“主仆分明,真数一定,然后始知明德之源”。“明德”与“明德之源”,不仅具有很强的形式上的耦合性,而且可以从不同的路径对于二者的内容加以会通。
• 第一,儒家经典《大学》体现了儒家基于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文化宗教观”;王岱舆的《清真大学》则体现了伊斯兰教基于“独一神”信仰之上的“认主独一论”,亦即“一神论宗教观”。
• 第二,先秦以降对于“天(帝)”的信仰逐渐淡出君子的视野,“神道设教”(《易·观》)之“文化宗教”渐始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与核心(这也许就是起于魏晋止于元明清“三教合一”文化/宗教运动的内在理据)。
• 第三,正是回道与儒道在宗教观上的明显差异,在明清之际的中国穆斯林学者看来,或者回道与儒道之间也才具有了相应的耦合空间,以回道包儒道也才得以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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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系参加兰州大学第二届“宗教对话与和谐社会”学术研讨会(2009年6月11-13日)会议论文,特此感谢兰州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声柏教授、兰州大学伊斯兰文化研究所所长丁士仁教授。
[2]《礼记》,儒学经典之一,所收文章乃孔子门生及战国时期儒者之作品。戴德将汉初刘向收集的130篇综合简化,得85篇,被称为《大戴礼记》。后来其侄戴圣又将《大戴礼记》简化,得46篇,再加上《月令》、《明堂位》和《乐记》共49篇,被称为《小戴礼记》。《大戴礼记》至隋、唐时已散逸大半,现仅留传39篇,而《小戴礼记》则成为今日通行的《礼记》。《礼记》全书用散文写成,是关于规章制度、仁义道德的教科书。其中的名篇,有《大学》、《中庸》、《礼运·大同》等。
[3][宋]朱熹:《四书集注·大学章句序》,巴蜀书社,1989年,第1页。
[4] [明]王岱舆著,余振贵点校:《正教真诠 清真大学 希真正答》,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54页。弁言谓“往日岱舆王子”,正如白寿彝先生所说,或者此时先贤王岱舆业已归真。
[5]還淳堂藏本校勘,關中聶從有之原敬修氏、錦城聖裔馬弘融之機誠修氏仝梓。
[6] 余振贵、杨怀中:《中国伊斯兰文献译著提要》,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第71页。
[7] [明]王岱舆著,余振贵点校:《正教真诠 清真大学 希真正答》,第229页。笔者所引用的部分,有时会根据义理重新标点,特此说明。
[8] 《清真大学》“金世和序”。
[9] 右经:古汉语书写格式乃自上而下、自右而左,经一章在前,位置在右,故名。
[10][宋]朱熹:《四书集注·大学章句序》,第2页。
[11]马坚译:“你说:‘有知识的与无知识的相等吗?惟有理智的人能觉悟。’”《古兰经》(39:9)。
[12] 马坚译:“他曾教人用笔写字,他曾教人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古兰经》(96:4-5)
[13] 一般译为“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
[14] 于广增:《回族穆斯林经堂教育及其基础课初探》,《中国穆斯林》1986年第2期。
[15][宋]朱熹:《四书集注·大学章句序》,第2页。
[16] “乜帖”的更近似音译是阿文“نيتى”,即“我的心意”。如果是钱物的施舍,相当于“我的一点心意”。
[17]冯今源: 《中国的伊斯兰教》,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89页。
[18]庞士谦:《中国回教寺院教育之沿革及课本》,《禹贡》(半月刊)1936年第七卷第四期。转引自李兴华、冯今源编:《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1911-1949)下册,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31页。
[19]白寿彝:《中国回教小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初版,中国伊斯兰教协会1980年翻印,第27页。
[20] 一名《教典释难》(刘智:《天方典礼》参考书目)、《教典释难经解》(马复初同治九年刊印)、《天方释难要言》(马致本光绪十九年刊印节要本)、《教心经注》(杨仲明译民国十三年刊印、民国三十年重印)、《回教信经》(马坚译民国二十年刊于上海《伊斯兰学生》杂志创刊号)、《教义学大纲》(马坚译民国三十四年昆明刊印)、《教典诠释》(马坚译民国三十七年文通书局出版)。
[21] 舍起灵(1630-1710)译:《昭元秘诀》(《昭元密诀》)。舍起灵,原名舍蕴善,号真回破衲痴。阮斌译:《光辉的射线》,商务印书馆,2001年。
[22] 十四本经名称参考白寿彝《中国回教小史》(第27-29页)以及张秉铎《中国穆斯林的宗教教育》一文(1980年“第14届伊斯兰思想讨论会论文”)。
[23][宋]朱熹:《四书集注·大学》,第1页。
[24] 达应庾:“作证词”,《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第773页。
[25] 达应庾:“清真言”,《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第451页。
[26] 《尚书 国语 战国策》卷一,远方出版社,2000年,第24页。区夏乃武王自称,区区小夏。
[27] 《尚书 国语 战国策》卷一,远方出版社,2000年,第1页。
[28][宋] 张元幹:《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
[29] “若”疑似为“家”字之误。
[30] 三纲领,即主仆分明—真数一定—明德之源,其中明德之源统摄明明德。
[31]八条目,即真知—知己—心正—意诚—舌定—身修—家齐—国治。
[32] “明命”如“天启”经典《古兰经》,“兆命”指梦中受命,“觉命”指心间开悟,如夫子五十而知天命《正教真诠·真圣》。《正教真诠 清真大学 希真正答》,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9页。
[33] 马恩信:“瓦吉卜”,《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第5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