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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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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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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文化一经产生,就存在其超验性。“安拉”是宇宙万物,包括人类自身的创造者,他是存在的。然而“安拉”的存在是不能以经验进行“实有”验证的:他是超然的,但是是存在的。伊斯兰不仅仅是一套信仰体系,更是一完整的生活方式。而这一切他律的决定者不是人的思维,二是安拉的意志。因此这种绝对价值的理念是不容超越也是无法超越的。

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契合在于对一个问题的思考:作为宇宙中渺小的人,是否可以去寻找一种超验的绝对价值作为终极追求的真理?基于对儒家现世文化的思考,问题的“结”就转化为:先村的人类自定的他律规范是否能够慰籍个体生命的灵魂以达到人格的自足?

两千多年前的屈原自沉汨罗江,留下了历时千年的一叹,那么屈原究竟绝望于什么呢?“以高扬内心道德自足的精神来维系社会、挽救社会的儒家信念受到了正当的怀疑。囱信儒家信念的屈原恰好是死于这种正当的怀疑精神。”(25)两千年后的王国维也正是在近现代之交,中国文化上的大分裂是,又上演了一幕自沉的悲剧。(26)他们都是绝望于一种他律规范的坍塌,而自毁于自己曾经执著甚至痴迷的一种理念。那么这种人类自定的他律规范在慰籍个体生命的疑问中定然存在着某种欠然。此时超验的绝对价值和终极真理便放射出它的光彩。这种信仰体系是个体生命再追问“我”之所需所求之后,服从的自律规范。然而,与佛道的逍遥隐遁不同的是:伊斯兰是一种入世的宗教。这一整套的生存理念不仅给予人面对神–安拉的方式,也给予人处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方式。它允许人沉浮于世俗,,但决不允许沉沦。他认可人能自毁,但也相信人能自救。(27)他总是承诺你美丽人生,在经历今世的凄风苦雨之后。正因为如此,在自古就缺乏超验的绝对价值和终极真理慰藉的中华文化中,伊斯兰文化始终有其存在的土壤。

明末,约16世纪以来,中国内地开始以经堂教育传承伊斯兰文化,首创者为陕西渭城人胡登州。胡氏自幼习儒学,有从名师学习伊斯兰经学。他目睹当时陕西伊斯兰经文匮乏,学人寥落,便立志兴学。他采用的方式是在自己家中招收弟子,有他自己供给生活费用,传习经典,栽培学人。后来发展为各地清真寺内办经学,学费由坊内回民负担。在这种传承伊斯兰文化的教育方式中,我们隐隐可见宋代盛行的书院的影子。宋代儒学对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并不仅限于书院的教育模式,还在于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体系亦为广大回族所吸纳。伊斯兰的“天道”与宋明理学“人道”结合,奠定了回族文化的基柱。这一套伦理道德在阿拉伯语的伊斯兰文化中已然存有其精神,只是不曾用“汉语”这种语言方式重新构建。于是,在通行汉语的中国,现有的暗合于伊斯兰精神的伦理道德体系便融入了回族文化的精神之中。明清之际,以刘智、王岱舆、马注为代表的以儒释经更将儒-伊文化的粘合推向一个顶峰。观之明廷“侍郎”的萨奇,诗人丁鹤年,都是以儒家丧葬习俗安葬他们故去的母亲。而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也“回而儒,儒而释”遁入空门又引劲自尽,临终却要求以穆斯林的葬俗施以白布裹身的土葬。这些都说明儒-伊文化结合之后又在产生某种裂变。在伊斯兰信仰中,个体的人从生到死这一段旅途中,都是以“神–安拉”的存在为依托,追求一种超验的价值真理。然而,这一切从更本上与“未知生,焉知死”,以及伦理道德理念始终以君主为依托的儒家统治思想相对立。并且回族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格局亦牢牢陷入错综复杂的村社政治网络和市场体系中。清一朝连绵不断的回民起义终难逃被镇压屠杀的悲惨厄运,正是因为在这一套村社政治网络和市场体系中,回族形成的连而不聚、缺乏合力的情状所造成的。冻干人形成历史中,回族义军远赴俄罗斯,一举将儒-伊文化的拒斥推向了一个顶峰。然而,白将军临终遗言,要他的后人一定要再回到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百氏第三个儿子果然率领一部分回民回国,定居伊犁河谷。这一出一进之间,足见儒伊文化的据斥与粘连对这一族群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