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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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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真绿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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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桃花源记》
  
  对史上的坞堡,涉及最深的是陈寅恪。一九三六年,陈寅恪发表《桃花源记旁证》,认定桃花源并非唯属一个文学的象征,所谓桃花源尚有可考的原型。他的逻辑梳理如下:
  东晋戴延之,从军自洛阳西征,受命勘察洛水,回来写了《西征记》二卷。无奈此书佚失,残文存《水经注》。
  《水经注·洛水》保留了参军戴延之游历:“即舟溯流,穷览洛川,欲知水军可至之处。”又载:“洛水又东,径檀山南。其山四绝孤峙,山上有坞聚,俗谓之檀山坞。”
  而陶渊明与那场战事的将佐不仅相识,还有诗文赠答,“与征西将佐本有雅故”。于是,陶渊明就听闻了檀山坞或桃源的故事(至少地理),为之启发。
  魏晋之际,民不聊生。为避战乱,百姓常常聚族而居,在险要封闭的地方筑堡储粮,以求自保。这一乱世相态,既是檀山坞的地理和聚落形成的原因,也是世间思潮渴望太平的背景。
  陈寅恪的视野辽阔。他以一线逻辑,贯穿《桃花源记旁证》通篇。如后来的谷川道雄,读者能觉察其中的某种个人色彩。所以唐长孺置疑:“(陈)从避难入山推到坞保组织,又从坞保推到檀山坞和皇天原。又以皇天原所在地的阌乡即古之桃林而推到桃花源。”
  看来南北都曾有类似的传闻,陶渊明所写的桃源,也许并非孤例。唐长孺为说明这一点,比较了一条与《桃花源记》几乎同时的资料:
  元嘉初,武陵蛮人射鹿,逐入石穴,才容人。蛮人入穴,见其旁有梯,因上梯,豁然开朗,桑果蔚然,行人翱翔,亦不以怪。此蛮于路砍树为记,其后茫然,无复仿佛。
但这一资料虽然“几乎同时”,年代仍晚于《桃花源记》。它还是不足成为话本流布、复数来源的证据;而且愈是有“才容人、豁然开朗、砍树为记”等语,愈可疑为对陶渊明的移抄。
  陈寅恪的考证仍难动摇。所以,《桃花源记》写作之中,嬴秦与符秦的巧妙替换、成就了“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的名句,就更是文学的美谈了。
  陈寅恪留意了滋生乱世的坞堡碉寨。“西晋末年,其不能远离本土迁至他乡者,则纠合宗族乡党,屯聚堡坞据险自守。”他还对“坞”字探讨,甚至检索敦煌文书,见西凉建初十二年敦煌县户籍写本有“赵羽坞”地名。虽有种种痕迹、坞字的较早出典又在《汉书·马援传》涉及的西北羌人边界;但陈寅恪仍未得出坞乃西北方言的结语。他仅提醒:“所可注意者,即地之以坞名者,其较早时期以西北地区为多。”
  倒是“源”字更该留意。我猜桃花源的正名,也没准是“桃花塬”。它恰指“高处的平地”,通俗且在西北常见。董志塬,五丈原,坞虽湮没,塬却流行。因一种源头溪水的意境,后人在读《桃花源记》时下意识地对“源”字喜爱;而没留意陶公的乌托邦,说不定真在肃杀的西北,而非湿润的江南。
  对谷川道雄来说,陈寅恪当然提供了“共同体”的好例。他进而说:
  《桃花源记》不是纯粹空想的产物。坞的生活实际上是人们逃避乱世、向往实现和平社会的愿望的产物。坞里的居民们为了自身愿望的实现,必须维持道德秩序这一点是肯定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88页,中华书局中译本二○○二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