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传真道网 › 论坛 › 【网友天地】 › 【文明对话】 › 我们时代的精神困境——关于信仰问题的对话 › 回复 #138278
这是我所讲第一个问题,即信仰问题的必要性。第二个问题是:对我们来讲主要是信仰什么的问题。原来我觉得信仰应该是所有人心灵秩序中的先验结构,每个人都有信仰。比如说。我把历史分为三个阶段:义务的时代、权利的时代、责任的时代。那么在义务的时代,人们信仰物力,就是吃饭、喝、跑、穿衣、吃好,这就是上帝。那么在权利时代,上帝就是上帝。上帝就是上帝,人就是人,人不能取代神,这是在神正论这个层面。当我们进入责任的时代 ,应该是人人走向上帝,所谓朋霍菲尔说的:人参与上帝的受难,这点我觉得是当代神学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提出信仰建构的出发点之一。我们把人定义为有责任感这种位格存在,而不是一切为了吃的这种动物存在。忏悔这个问题的前提就是对人的责任存在的确认,不谈这个前提,忏悔就可能被理解为“思想改造”,或“呼吁忏悔”就被理解为一种话语权利、甚至当作炫耀宗教,作忏悔秀。事实上不正是出现了这种情况了吗?那么信仰问题对中国来讲,我看主要问题就是中国并不是没有信仰,对中国来讲压倒一切的、最重要的问题有两个:一是物力,以动物的快乐为人的快乐;二是伪信仰,伪信仰就是假装信仰的一个东西,假装信仰的东西实际上根本不是信仰,它的背后还是利益崇拜。但社会批评者往往以为他们是真信仰他们所标榜的东西或“次终极价值”,这就是当代自由主义者在反省中国极权主义的一个谜点。
最后一个问题,信仰跟理性是否能够分开,我认为我们必须超越这种二元思维的误区,这种贬低理性的思潮是后学在中国的私生子之一。黑格尔曾对此有一个诘问:谁给你们的权利把理性和信仰分开的呢?这个对我来讲是发人深省的一个提问。信仰跟理性分开完全是人类抽象思维的一种比喻性的说法,实际上谁能把人灵魂当中的信仰作理性和不理性的分类,这完全是一种妄想。细看《圣经》你会发现很多灵性的故事,渗透着深深的理性在里面,还有比基督走向十字架的那种姿势更理性的选择吗?第二点就是人类对上帝的这种信仰是不是毫无理性的支持,而且信仰真的能够超越理性吗?这个我觉得就像理性能够超越信仰一样也是一个伪问题。二者之间第一不可分,第二是即使作抽象的分类,也不谁压倒谁的问题。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谈信仰应作这个说明否则,我们的信仰可能就只能走向教堂,而未必是走向基督,因为信仰跟理性对立起来,人的“有限”责任就完全转移到神身上了,基督受难对人的邀请就被消解了。
尹振球:我们在这里谈论的信仰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它与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中的信仰,与我们以前所谈论的信仰,到底有什么不同,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首先就必须对我们原有的信仰问题进行认真的清理,也就是立足于信仰问题来审视我们的传统文化。刚才摩罗谈到我们既缺乏信仰又缺乏理性也就是这个意思。对传统文化的考察和反思,自近代以来一直是中国知识界的焦点话题。每当我们遭遇现实的困境、面临历史抉择的时候,我们就总是要面对一个如何看待传统如何看待西方的问题。
总的来看,这一百多年的时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实际上是两个倒立的马鞍:前一个马鞍始自鸦片战争之后,结束于20世纪中期,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它的高峰;20世纪后半期形成了第二个马鞍,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大讨论是它的高峰。在这两个高峰时期,知识界在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中都能认识到中国文化存在的问题是本质意义上的问题。五四一代提出要用西方的科学和民主来改造国民性,塑造“新青年”;80年代的学者提出要告别“黄色文明”,走向“蔚蓝色的海洋文明”。但是,一个半世纪以来,这些观念在更多的时间里往往被看作是“偏激”的思想而被否弃,一些所谓更“辩证”、更“爱国”、更“进步”的观念被广泛接受。
余 杰:我插一句,近年来出现了许多所谓“反思八十年代”的文章,有的还是出自当年八十年代的健将之手。我对这些观点大多是不同意的。但是,我认为,八十年代不是不可以反思。我反思八十年代的角度是:在八十年代的启蒙文化语境中,信仰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凸现。直到今天,关注信仰问题、并在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的当代中国学者,寥寥无几。整个八十年代,各种理论思潮层出不穷,但真正对信仰问题谈深、谈透了的,同时也获得了相当的反响的,大概只有刘小枫一个人。
尹振球:自80年代末以来,形势更是急转直下,主流意识形态拼命地强调“弘扬传统文化”,学界也以“国学热”相呼应,不仅放弃了对传统的审视、批判和改造、创新,反而把传统之中那些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观念死死抱着不放,以此抗拒世界潮流,使我们与整个世界文明大潮的距离越来越远。问题最严重的是,这十几年我们用这样的观念教育下一代,已经造成了极其可怕的后果。当下中国的年轻一代思想文化观念普遍存在严重的问题,只有极少数个别特例从这种“瞒和骗”的教育中冲决出来,能认同80年代的观念。这几年,比如“中国可以说不”思潮,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等等,其中年轻人的表现实在让人忧虑。80年代的启蒙前功尽弃,一切又要从头开始。所以我们现在要旗帜鲜明地提出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要明确地认识到中华文明五千年所形成的生活方式,有着根本性的局限。我们的落后决不是从近代才开始的。所以,我们今天谈信仰问题,不是要在我们已有的生活当中加上一点什么锦上添花的东西,而是要全面反思我们的生活,要开始一种新的人生方式。
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我们应该反思近代以来我们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和态度。五四以来我们提出向西方学习科学和民主,当然这也是从1840年以来一个很长的探索过程最后得到的结果。但这个结果本身现在看来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们应该看到科学和民主在西方文化当中是这棵文明之树开出的鲜花,这棵树的根就是整个的既包含发达的理性又对生命存在的终极价值充满关切的宗教信仰。科学、民主都不是人存在的终极的东西,它只是一种方式。当我们把科学民主拿过来之后,首先就是我们自己没有一个根和本的东西能让他们在上面健康地生长,同时我们又没有把人家最根本的东西拿过来,这样科学和民主也就不能在中国真正开花结果。现在我们是把科学和信仰对立起来,把信仰与迷信等同起来,科学或者被看成是反迷信的工具,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或者被看作是纯粹的物质力量,是生产力;民主则或者被恶意地曲解为所谓的“民主集中制”,或者被看作是包治百病的“女神”。应该看到,如果不把科学和民主背后的信念——人的完全平等、人的自由、博爱、和平主义等基本精神变成我们的信仰和常识,我们就既不能健康地拥有科学,更不可能拥有民主。当然,今天我们还没有回复到五四那样的状态。我们一方面是要回到他们那种状态,另一方面我们应超越他们那一代。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条通道就是看到科学与民主背后西方文化真正的根,那就是信仰。
还有一个角度,就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日益严重的“现代文明病”,人与自然的关系恶化到如此程度,都市文明中人的生活的异化如此普遍而深重,我们或者麻木不仁,或者束手无策。因为我们完全缺乏直面这一危机的精神资源。80年代,我们接触西方现代主义文化的时候,看到西方知识分子面对“现代文明病”的痛苦、悲哀和绝望,充满隔膜和误解,甚至加以嘲笑和批判,很多人更加坚信资本主义必亡,庆幸自己生活在社会主义温暖的大家庭中。今天,当现代化在我们身边开始逐步出现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自己根本无力承受这份厚礼。我们能产生尼采、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这样面对现代人的生存困境而疯狂、而颤栗、而运思的哲人吗?整个民族能真正的面对这一危机的挑战吗?我看很难。我们今天不仅完全无视眼前的危机,认为“今天是个好日子,明天是个好日子,我们赶上了盛世享太平”,我们在“走进新时代”,而且,整个民族都被剥夺了思考危机、言说危机的权利和能力。当然,这里最根本的问题还是信仰问题——我们没有面对这一切的精神资源。
余 杰:近年来,教育与环保是我思考的两个重要问题。而这两个问题都与信仰有关。我的意思是说,有信仰的人,在对待教育和环保两个问题时,所采取的态度会与没有信仰的人完全不同。教育问题我后面再谈,我先举一个关于环保的例子。不久前《北京青年报》报道了一个故事,说挪威大使在八达岭长城上奋不顾身地救助了一名摔下悬崖的中国女孩。事后他没有留下姓名便悄然离去。后来,记者根据群众提供的车号才找到这位大使。记者问:“这是您第一次到长城吗?”大使说:“我已经去过很多次了,每到星期天我都会自己开车去。长城两边的山崖上游人丢了许多垃圾,我和夫人一起去捡垃圾。”按照某些中国人的逻辑,大使的行为是不可思议的:这不是你工作范围内的事情,你何必要自己开车、自己买门票去长城捡垃圾呢?再说,长城又不是你自己国家的文化遗产,为什么要替它操心呢?大使却说:“上帝只给了我们一个地球,我们要珍惜地它的每一寸土地。”对于大使抢救一名普通女孩,也有人表示疑惑:万一大使受伤了怎么办,大使救民女值得吗? 大使又轻描淡写地说:“生命的价值是一样的。”这就是有信仰的人与没有信仰的人之间的区别。在中国,环保意识一直十分薄弱,除了经济落后的原因外,也跟缺乏信仰有关。
尹振球:刚才大家讲到人的局限性,五四以后中国知识分子接受的基本上是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即相信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人是自己的主宰,在现实世界中仅仅依靠自己创造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刚才摩罗说,西方人对人的局限认识得那么清楚,而我们最多也只有一些感叹。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这里面的问题仍然还是因为我们在信仰上的问题。在基督教那里,人神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三位一体的上帝是唯一的,上帝是上帝,人是人,人与上帝是有限与无限、暂在与永恒的区别,决无逾越的可能。这与中国人可以成仙、成佛、成圣、成神完全不同。不仅如此,人自始祖亚当偷吃禁果以后都有原罪,靠人自己无法解脱,唯有“因信称义",因信仰上帝而得拯救。所以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西方人自然认为人有着根本性的局限。而基督教的“末世论”又是对此岸世界最严厉的批判,由此而形成人类社会、人类历史也存在根本性局限的普遍观念。所以,在这种人生方式里面,一方面通过对上帝的信仰确立一个终极价值,由此给出人生最根本的存在意义;另一方面又直面人、人性、人类社会、此岸世界在本质意义上的局限,完全否定人仅仅依靠自身、仅仅依靠人的本性、在纯然的此岸世界的人类社会中能够获得真正意义的可能性。唯一的出路就是通过信仰把这两极世界联系起来,让终极价值进入此岸世界;也就是说,要让存在于一定社会历史时空中的人,这个偶然、暂在、随时都可能死亡、遍体都是局限(或者说遍体都是罪孽)的人,却要按照超越时空、超越历史、超越具体社会、超越人的局限之上的永恒完美的终极价值,来指导、确立自己短暂而有限的人生之路。微不足道的人却要努力按照那最终极的价值、最根本的意义去生活。这就造成个体和社会存在的巨大张力:所有现存的人生状态和社会存在在那最理想的方式看来都是有局限的,都需要加以不断的改造,推动它向前发展,靠近人应该生活于其中的终极的价值状态。正因为如此,它使得西方整个的历史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它总是在不断地否定,不断地批判,因而实际也就是在不断地前进。
我们所缺乏的就是这样一种信仰,这种张力,这种终极价值。当然,我们也就缺乏这种从根本意义上对人的局限性、对社会现实进行反思和批判的真正的动力。我们总是容易对当下的状况感到满足,所以我们中国文化五千年当中,对当下唱赞歌,喊万岁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们回头看历史的时候总觉得是有问题的,但是当我们看当下的时候,总感到我们的当下非常了不起。尧舜的时候当然认为自己非常好,后来的哪一个朝代不是如此?秦汉,唐宋,元明清,代代如此!当然,登峰造极还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今天谁也不能否认镇反的残忍,赴朝作战的荒唐,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合作化运动都是反历史的倒行逆施,更不说反右、饿死几千万生命的大跃进、空前浩劫文革了,可是我们一路凯歌,文人们从未停止过放声歌唱。最有意思的是那些惨遭迫害的知识分子,有很多是唱赞歌唱得最卖力的。看胡风写的那个《时间开始了》,真让人欲哭无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