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传真道网 › 论坛 › 【网友天地】 › 【文明对话】 › 我们时代的精神困境——关于信仰问题的对话 › 回复 #138285
在我写这本书时,目的就是消解苦难决定论,因为苦难即是自然的,也不完全外在于人,因此我反对另外一个理论——国情决定论,即中国人的人种上有问题,这也是一些西方学者的一个看法,而我的书恰恰试图把人种论消解掉。我感激摩罗的就是,我在写这东西的过程中心态有一种转化,你把它说出来了,你把我想说的东西说出来了。
至于还有更“苦难”的民族,我的看法在苦难的频率和强度两个方面,在汤因比的“适度挑战”的意义上,中国人的的生存境遇是独一无二的。
摩 罗:你的《灾变论》对我确实震撼很大,它不光是给了我学理上的认知,而且对我的情感有微妙的影响。我前一阵子生病,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不能全力投入去读。我这几天每天读一点,我每次读都很受震撼。研究它的目录与前言后语,我就觉得这是离上帝最近的一本书。因为沿着他的理论这样走过来,这样地来理解中国人的苦难,那最后只能走向上帝才能得到拯救,那也只有以上帝那种广博的爱心来看待这个民族,自己的心理才能安稳些,才对得起这个民族。所以我认为它是中国的人文学者写出的离上帝最近的书,它对于中国苦难的关注与承受,它对中国精神文化的痛切的解说与理解,它对世世代代中国灾民的怜恤和悲悯,比鲁迅、陈独秀的批判离上帝更近。
任不寐:悲悯意识很重要,而且悲悯意识与忏悔意识是一体两面的,悲悯意识是外向的,忏悔意识同时是内向的。
余 杰:悲悯与忏悔都是人在认识到自身有限性之后才会拥有的能力。而长期受到“人定胜天”的教育的中国人,很难认识到自身的有限性,很难从狂妄的迷雾中脱离出来。
摩 罗:我接触到像德兰修女和无国界医生这种人物的故事,非常敬重他们,同时自己也非常自责。他们真是伟大,他们为什么就能做这样的事。我与萧瀚没有多少接触,几乎很少聊天,我为什么对他那么敬重呢?其中有一个因素就是,他常常说自己想到乡下去做小学教师。我觉得他做小学教师不就是投身于行动,不就是像德兰修女一样做一件事,按照自己的理念做一件事?这些想法这些行动背后就有一个非常伟大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萧瀚非常了不起。萧瀚也许最终不会去乡下教书,可是他这样想就已经是进入一种状态了。我连这样想想的冲动都很小。德兰修女他们早就已经做起来了,一代一代地做起来了,而我们自己却连想也不去想,更加不敢稍作尝试。
任不寐:我们可以在对别人怀有敬重之情的同时,努力尝试着去做。我们因不敢绝望而找到了信仰,因为找到了信仰而不可能绝望。
我最近试图将中国的自由之路划分为三个阶段:儒学阶段、经济学阶段和神学阶段。儒学阶段的原则是善人专政,其局限性是,我们知道,“善人”是一个善恶二元论的谎言,但这一原则为原始族群所喜闻乐见。经济学阶段的原则是经济人理性,它发现了人的普遍的有限性,于是产权分立成为经济效率目标的必然选择。和平交换比暴力抢劫好,这是经济学时代的进步性。其局限性在于,人被滞留在此岸世界,同时经济自由作为一种理性制度,丧失了第一推动力。我们现在基本上处于这样一个时代的前夜。我们时代的精神困境是儒学时代和经济学时代双重局限性的重叠,并且是二者最丑恶部分的苟合与冲突。我们的对话可以看作是对一个新的精神世界的瞻望,但我们知道,神学阶段并不是要回到神学时代,而是为了在理性时代到来的时候,为理性奠定一个根基,树立一个彼岸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