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故事。
在日本赤军五个人被逮捕的时候(指1997年黎巴嫩政府在国际压力下逐出日本赤军,引者注),一下子来了200多个志愿者律师。有一个女律师布沙尔·阿尔·哈丽丽对我讲到了这样一个话题:"岡本公三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她还是高中生的时候,那时以色列的攻击异常猛烈,因此,总觉得以色列是一个"吞食阿拉伯的怪物"、是"不会崩垮的压顶大山"。
但是那以后发生了里达斗争。这一作战不是由阿拉伯人、而是由东洋来的日本人干的。这样一来,全世界都听见了巴勒斯坦的呼吁。
她说:"我第一次觉得以色列那么渺小"。因为那次作战,她被赋予了勇气,从那以后决心做一名律师。
在南黎巴嫩听说了日本赤军被捕的消息后,她径直赶到贝鲁特,参加了辩护。她就逮捕经过严厉地质问总检察长。在以后的辩护中,她挑起了最深触及了日本赤军的政治性的辨论,强调日本赤军里达斗争的意义……
"阿拉伯赤军"发动的里达机场事件之后5週,1972年7月,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进行了报复。以色列特务把炸弹安置在汽车上,杀害了要送侄子上学的巴勒斯坦诗人卡桑·卡纳法尼。据山口淑子即李香兰著《谁也没写过的阿拉伯》,参加卡纳法尼葬礼的人多达7万。在李香兰书中的插图里,卡纳法尼正在对她滔滔倾诉,背后的墙上,贴着毛泽东和格瓦拉的照片。他是巴解人民阵线的发言人,也是一个热情澎湃的诗人。
紧接着两週后,又一个邮件炸弹在卡桑·卡纳法尼的继任者、巴萨姆·阿布·谢里夫的手里爆炸,夺走了他的一只眼睛和几根手指。
人们说,报复的相酬是无休止的。那以后,悲剧不断循环,而且愈演愈烈。慕尼黑奥林匹克人质事件不久也发生了,紧接着是以色列更大规模的报复。在核武器与石头块、导弹与步枪的悬殊对峙中,巴勒斯坦人渐渐被逼到了下风。再随着十字军战争升级和媒体的助纣为虐,我从戴着红领军的时候就听惯了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陷入了绝望。
使用电影手段的原赤军成员足立正生,在他十年一剑的电影"幽闭者"片名上头,不顾摄制组反对,非要添上一行日文注音:"テロリスト"(terorist,恐怖主义者)。
据影评家四方田犬彦的诠释,影片作者在这个单词标音之上,表达了相当学究的观点。他说:这一称呼,这个恶谥,是在布什的战争中、专指谓战争的敌对方的。在巴勒斯坦没有这个词,巴勒斯坦人只使用"游击队"一语。影片要描写的,"是威胁着テロリスト——战争对方的、国家的无限制的暴力。影片以不点其名(因为谁都知道就是它们)的讽刺,揭发了某某和×××才是世界上最凶恶的恐怖主义者。"
重信房子被捕后,在公审中说:"过去也好,今日也好,我都不是恐怖主义者"。她在2005年10月的法庭最終陳述中说"与巴勒斯坦的解放斗争相联合,至今是我的骄傲。"検察方求刑无期惩役,但被东京地方法庭否决,重信房子在2006年2月23日被判惩役20年。
桧森孝雄的遗书,以这样的句子开头:"无条件地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对侵略与屠杀、以及对人种歧视的抵抗。无论和平的或暴力的、无条件地支持为恢复人的尊严的抵抗。……"(《在水平线的对面》、p.5-6)遗书的落款是:
在连接着巴勒斯坦的海边,2002/3/30土地日,尤素福·桧森
尚不很清楚他们的宗教归属。但他们每人都有一个阿拉伯名字,而且在著作或遗书里郑重地使用这些名字称呼:尤素福·桧森、巴西姆·奥平、萨里哈·安田、瓦利德·山田……他们成为死者后都埋葬在贝鲁特的穆斯林墓地里,石碑上只用阿拉伯文写着他们的姓名和生卒年月。
这一切,和一切的代价,至少增添了人们对世界的理解。
日本的阿拉伯赤军事件,是一次袭击更是一声呼喊。哪怕嘶哑难听,那一次,巴勒斯坦的心声,是用日语喊出的。世界虽然吓得一阵哆嗦皱起眉毛,但世界已经不能假装没听见。无数人因为它理解了巴勒斯坦问题,包括穆斯林,包括中国人。它既然由世界另一角的日本人做出,也就成了世界对巴勒斯坦问题认识的、一个深刻的注解。
同样,固执地要写这一节的我,也是为着这一点拿起了笔。巴勒斯坦问题并非是人们在电视控制的时代,晚饭时瞟上一眼的佐餐谈资;更不是不觉间被谁灌输的、落后的阿拉伯人的又一条坏消息。巴勒斯坦问题是世界上纷争的最主要起源;是世界硝烟滚滚的主要原因。一些勇敢的日本青年在70年代之初、企图投身解决的这一顽疾固症,今天已经扩散到全世界,成了不治的癌。
抗议日益右翼化的日本,也是赤军重提的原因。
二十世纪的革命,是对50年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对500年的世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秩序——唯有的、唯一的颠覆。同时,迎对着日本国家的奴役邻人凌驾亚细亚的百五十年险恶历史,唯有"阿拉伯赤军"大反其道、大造其反,放肆地嘲弄了"脱亚入欧"的殖民主义道路。
顾名思义,阿拉伯赤军是投向阿拉伯、也就是投向亚洲母亲怀抱的一群日本儿女。
1972年,重信房子在贝鲁特接受李香兰采访时,曾说及一个"日本人不会为别国人去死"的旧意识。
狭隘的民族意识,在一刹那被打碎了。那些年轻人,他们以年轻的生命,从阿拉伯换来了传奇、荣誉和贵重的好感,回赠给自己的日本民族。我想,日本可以拒绝这一回赠,可以用法律的名目否定他们;但日本必须正视——"阿拉伯赤军"代表的、"归亚"的方向。
在这个意义上,锲而不舍否定革命的工程,是注定徒劳的。因为控制、压榨、不公和不平、人追求真理的天性,这一切都会推动思考,使人们重新尊重、甚至重新选择革命。阿拉伯赤军以一种日本方式证实了这一可能,其慑人的力量,远非侏儒与党棍能否定——
回顾他们的实践和勇气,我只觉得羞愧无地。在他们的影子下,我唯觉自己的渺小。独自看那个电影的夜里,强烈的冲动撞击着胸膛。在标榜革命和**的中国,不能无人传达他们的讯息。
责无旁贷,这是我的责任。他们能不怕粉身碎骨,我也不怕老鼠大军。我不愿——连"爱"这个字都不敢说出。我要一吐为快,歌颂瞬间的光荣。我总算写出了这一篇。这是招致围剿、毁名丢利的一篇,但这更是我的文学年表上重要的一篇。
我早就分担了罪恶感的齿咬。在那太激烈、太庞杂、太短暂的历史中,辉煌和阴暗、罪过和功绩,纠缠得难解难分。一切都属于他们,一切也都属于我们。
"阿拉伯赤军"——他们不过用犯规的嗓子喊出了真相、用极端的手段强调了公正。他们衣衫上满溅的血污,使人忽视了他们捍卫和平的初衷。挺立在一浪浪推来、企图把革命诬蔑为一种恶魔疯狂的、四十年不休不止的帝国主义宣传之前,它提供了一个真诚的例子。它告诉了人们革命的合理,革命中人的牺牲、路的狭窄、情感的沉重、种种的不得已。
从桦美智子死亡到重信房子被捕,在厚厚的日本左翼史的案卷中,我想,能忍受住苛刻的历史审视、能俯瞰侏儒的世论、能使追求正义的人敬服、并成为他人生参照的,或许只有"阿拉伯赤军"这一页。
这一页平衡了厚厚的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