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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时期——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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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905
    群贤维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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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蒙古人西征与大批穆斯林(回回人(元代史书称东来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和中亚各族(主要是突厥人)为“回回”。其实所谓回回人就是讲各种语言的穆斯林))东来

    12世纪中叶,中国北方的蒙古民族崛起。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落,建立蒙古国家。从此,蒙古人以征服者的姿态登上了世界历史舞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便开始了一系列的远征活动。1209年,蒙古军击败建国于今宁夏、甘肃一带的西夏,1211年起进攻黄河流域的金国,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均被占领。在这次战争中,蒙古人学到了汉族的军事技术,并掳掠汉族工匠去制造大炮,从而使其如虎添翼,战斗力大大增强。

    蒙古民族是兴起于沙漠中的马背上的民族,生命力旺盛,战斗力极强,军事贵族们不满足于统治中国,过一种按部就班的缺乏波澜起伏的农耕生活。只有驰骋疆场,攻城掠地,才能满足其勃勃野心和好动的习性。于是,成吉思汗为适应这一心理,考虑西征,扩大活动舞台。正在这时,占据中亚的花拉子模国王做了一件蠢事,从而给跃跃欲试的蒙古人提供了口实。1218年,成吉思汗派一个使团和商队赴花拉子模国,花拉子模国王摩呵末(中国史书所说的摩呵末,就是本书第四章所提到的阿拉伊丁•穆罕默德(1200~1220年在位))(应为穆罕默德)认为这个使团和商队是来刺探其军事实力的,故将他们全部杀死。这样一来,成吉思汗就有理由发动一场战争了。第二年,即1219年,成吉思汗率20万大军,浩浩荡荡,西进中亚,进攻花拉子模。花拉子模统治者摩呵末当时称雄中亚,1210年又打败西辽军队,自以为是,骄傲轻敌,加之举措失当,不集中兵力迎战,只是分兵守城,消极防御。成吉思汗集中优势兵力,凭借汉族工匠制造的大炮,先攻下讹答剌城;1220年,又占领布哈拉城。成吉思汗人城后,骑马直奔清真寺,召歌女舞女在其中唱歌跳舞,庆贺胜利。蒙古军把保存《古兰经》的经箱当作马槽,将《古兰经》扔到地上,纵马践踏。将城内不愿投降的万余人杀死。然后又攻陷首都撒马尔罕,杀死数万守军,并从居民中挑选工匠与妇女3万人分赐诸子、亲属,另选了3万壮丁随军作战(杨怀中、余振贵主编:《伊斯兰与中国文化》,1995年版,第86页)。
    布哈拉、撒马尔罕相继失守,摩呵末逃到里海的一个岛上,约1220年底病死,传位于其子札兰丁。

    蒙古军攻陷撒马尔罕以后,又围攻乌尔鞬赤,守城军队奋勇抵抗,坚持了半年多,蒙古军死伤颇众,但最后还是攻下该城,大肆抢劫,居民中的工匠被掠走,妇女儿童没收为奴婢,壮丁尽遭屠杀,又决阿姆河水灌城,全城尽成泽国,以后花拉子模全境被蒙古军占领,国王札兰丁继续组织抵抗,但未能成功。1221年,成吉思汗军队追击札兰丁人印度,在印度河边击败他的军队,札兰丁逃到波斯,试图重振旗鼓。然而,大势已去,他无能为力。1231年,随着札兰丁的被杀,花拉子模王朝宣告结束。

    在蒙哥汗(1251~1259年)统治时期,蒙古人分两路同时向外发动战争,一路以蒙哥之弟忽必烈为首挥师南下,征服全中国;另一路以另一弟旭烈兀为首跃马西进,数年内征服了过去成吉思汗所没有征服的波斯南部。1256年,占领波斯西部重镇哈马丹;1258年攻陷阿拔斯哈里发国首都——巴格达,杀死哈里发,持续500年的阿拔斯哈里发时代宣告结束。巴格达遭破坏,居民被杀者数十万人,许多艺术品及建筑物荡然无存。旭烈兀率军继续西进,直抵大马士革,后被埃及马木鲁克军打败,西进计划破产。旭烈兀在今阿富汗、伊朗、伊拉克二带建立伊儿汗国(1258~1388年)。后来,该汗国被当地文化征服,走上了伊斯兰化道路。

    蒙哥汗死后,忽必烈自立为大汗(1260~1294年)。1271年改国号为元,迁都大都(今北京)。1279年,灭南宋,统一全国。

    蒙古人在征服中亚、波斯、伊拉克等地的过程中,曾征调大批军士、工匠、商人、学者等东来。如攻陷撒马尔罕以后,被俘工匠就达3万人,还签发3万壮丁从军,充作前锋。从其他地方征来的穆斯林也很多。对此《世界征服者史》,一书说道,大批穆斯林随着蒙古人的西征而东迁,到达遥远的中国,成家立业(《世界征服者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页)。

    一批又一批被征调的穆斯林(元朝史书称回回),被编人“西域亲军”、“回回军”、“探马赤军”,参加统一中国的战争。他们战时从征,平时就地屯垦牧养,过着亦军亦民的生活,他们分驻各地,以西北陕、甘、宁居多,有的则迁征西南、江南、中原各地。他们定居以后根据他们每个人的特长和特点,有的充当职业军人,有的从事手工业、农业和商业活动,也有少数人人仕做官。
    除了蒙古人西征过程中东来的穆斯林外,元时从海路来华的阿拉伯、波斯等地的穆斯林较唐宋时期更多。他们主要居住在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宁波、杭州、扬州等城市。他们之中有商人、宗教学者、旅行家。这些沿海城市是伊斯兰世界销往中国的各类商品的集散地。

    总之,蒙古帝国建立后,统治者为巩固政权,维护统治,建立驿站制度,保护商路,鼓励商业,一时中西交通畅开,商旅往来不断。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香料之路都畅通无阻,这有利地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特别是中国与中亚、西亚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大批穆斯林商人和一些宗教学者、旅行家来华从事贸易和学术活动,他们不仅居住在大城市和沿海港口,而且已遍布于中华大地,从而出现了“元时回回遍天下”的局面。他们在分布方面,形成“大分散,小集中”的格局,犹如芝麻饼上的小芝麻,星星点点,全国都有。

    来华的穆斯林有的携家带口,举家东迁,落地生根。但更多的人不带家眷,在各地定居后,与当地汉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等居民通婚,他们的后代成为中国出身的穆斯林,渐渐地也失去了母语(如阿拉伯语、波斯语、突厥语等)。他们之间的交流一靠共同的信仰——伊斯兰教;二靠共同的交际语言——汉语。从母语到汉语的过渡,也许经历了几代人,中间可能出现过说话一半是母语,一半是汉语的阶段。最后,大约到了元末明初,才基本完成了这种语言上的过渡,随之出现了另一个新的民族——即现在所说的回族。

    元代穆斯林居住地普遍兴建有清真寺,有的清真寺规模宏大,而有的清真寺则较简陋。总之,据说那时全国的清真寺有万余座(《回族史论集:1949~1979》,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2页)。著名的杭州真教寺、昆明礼拜寺等都始建于或重建于元代。

    #176614
    群贤维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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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穆斯林在元代的社会地位

    蒙古民族有其自身的特点,它兴起于漠北,然后开始了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征服活动,建立了蒙古帝国,在世界历史舞台上展示了自己的勇猛、果敢和高超的军事智慧。它也曾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表现了自己的艺术天赋。然而,蒙古民族毕竟是刚刚走出草原的马背上的民族,长于骑射,而不善理财,更缺乏管理国家的经验。他们深知打天下难,坐天下更难的道理,为巩固其统治,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元朝统治者不得不任用境内各民族的人才。如对待汉族,虽然法律规定,其地位处在蒙古人、色目人(主要是穆斯林)之下的第三等,但对那些有利于其统治的汉族人士另当别论,照用不误。元世祖在即位之前,就在开平金莲川设立幕府,笼络原来金朝的汉族士大夫。当时著名的学者刘秉忠、赵壁、姚枢、许衡等人,都向他介绍了一套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经验和理论,他虚心听取。在世祖即位后,更积极标榜文治,学习汉法,任用刘秉忠、姚枢、许衡、郭守敬等定朝仪,治礼乐,设学校,建官制,奖励农桑,兴修水利,又命令一批蒙古贵族子弟从许衡等学习程朱理学(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7页)。同样,对待东来的穆斯林,也是采取发挥长处,为我所用的态度。

    来华穆斯林的长处是什么呢?尽管各人专长不同,但很多人都有一些共同点:一是善于理财;二是由于阿拔斯时代500年积累的经验,懂管理;三是由于当时的伊斯兰世界的文明程度普遍较高,因此来华穆斯林的科学文化素质普遍较好,其中还不乏一些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基于这三个原因,蒙古统治者将来华穆斯林的长处和汉族士大夫的优势以及蒙古人自身的优势结合起来,共同为帝国的繁荣昌盛服务。
    元代,由于蒙古统治者给穆斯林提供了一定的用武之地,因而使他们在经济、政治、文化上都有较大作为,从而也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

    在经济方面,穆斯林与各族人民一道,不但开发了西北、西南、中原各地,发展了农业、牧业、林业和园艺业以及手工业,而且发挥其强项,从事海内外贸易活动,为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立下了汗马功劳。穆斯林的商业经济,在元朝的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们缴纳的关税和“例献之物”是元朝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东南沿海逋商口岸如泉州、广州、扬州、杭州、宁波、上海等地,穆斯林商贾云集,东西货物荟萃,商业一片繁荣。为了加强管理,元朝政府于1271年(至元十四年),在泉州、宁波、上海、澉浦四处设市舶司,以后温州、杭州、广州三地也增设市舶司。根据市舶法规定,沿海地区与外国的贸易,其关税比例为货物的1/10。当时的泉州为中外货物的集散地,外贸兴盛一时,长期由当地的穆斯林客商掌管。祖籍阿拉伯国家的香料富商蒲寿庚,南宋末年被提升为泉州市舶司,亦官亦商,归顺元朝后升任福建行省中书左丞;其后由阿拉伯裔穆斯林赛典赤•赡思丁(1211~1279年)之孙艾,、伯克•乌马儿(伯颜平章)充任泉州市舶司。这两位穆斯林财政官员,管理有方,理财有道,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做出了突出贡献。

    元代的穆斯林当中富商大贾不乏其人。1263年(中统四年),大都(今北京)共有穆斯林2953户,其中相当多的是富商。许有壬在《西域使者哈只哈心碑》中称穆斯林巨商垄断水陆贸易,占据商业城市,获利颇丰(转引自白寿彝:《中国伊斯兰教史存稿》,第174页)。陶宗仪在《辍耕录》中说:“杭州荐桥侧首有高楼八间,皆富贵回回所居(转引自白寿彝:《中国伊斯兰教史存稿》,第173页)。”泉南穆斯林巨商佛莲,拥有用于贸易的船只80艘,在其金银财宝中仅珍珠一项就有130石之多(转引自白寿彝:《中国伊斯兰教史存稿》,第175页),足见其富有。

    以上所说,均为史书所记。其实,经济活动,尤其是个人的经济活动和经济收入,纯属个人的私事,一般人都不愿别人了解。故史书记载下来的不过是几个典型而已,穆斯林的实际经济活动内容要比这些丰富的多。
    在政治方面,元代的穆斯林大有作为,引人注目。法律规定,穆斯林的地位仅次于蒙古人,而居汉人、南人之上。为了充分发挥穆斯林管理国家的才能,从中央到地方各个部门都设有穆斯林的官职。如中央的中书省和吏、户、礼、兵、刑、工各部都设有若干穆斯林官职(《元史•百官志》)。

    元朝政府对穆斯林的学术文化很重视,为此,还专门设置了有关的官职或机构,主要有:
    回回司天监,秧正四品,掌管天文和历法;
    广惠司,秧正三品,管理穆斯林医药卫生事业;
    回回国子监学,管理穆斯林的语言文字事业;
    回回炮手军匠上万户府,掌管穆斯林的军工事业(《元史•百官志》)。

    元代,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中都有大批穆斯林的官员。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央任职于中书省的重要的穆斯林官员,世宗朝11人,成宗朝9人,武宗朝5人,仁宗朝4人,英宗朝1人,泰定帝朝3人,顺帝朝3人,共计36人,其中赛典赤父子、阿合马、合散、倒剌沙、乌伯都剌,均位至丞相、平章,拥有朝廷大权。在地方任职于行中书省的重要穆斯林官员,岭北行省4人,辽阳行省3人,河南行省7人,陕西行省6人,四川行省2人,甘肃行省3人,云南行省9人,浙江行省14人,江西行省11人,湖广行省2人,共计61人(冯今源:《伊斯兰教在中国普传局面之形成》,(载《首届回族历史与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汇编》))。
    由上可知,元代穆斯林高级官员甚多,一般官员不胜枚举。因篇幅所限,在此简要评介一下穆斯林官员的典型——赛典赤。

    赛典赤•赡思丁(1211~1279年),全名为赛典赤•赡思丁•乌马儿,原为中亚历史文化名城布哈拉人,随蒙古军西征而东来。元世祖即位后,先后任燕京路宣抚使,中书省平章政事,以勤于政务,办事干练而著称。此后,又相继出任陕西、四川、行中书省平章政事、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在任职期间,政绩斐然,百姓拥护,朝廷赏识。任职燕京时,他清查田产制止权贵横行霸道,打击投机商人和高利贷者的非法经济活动,严惩制造伪钞者和杀人越货的罪犯。兴修水利,安置流民,开垦荒地,发展农业。在中书省,他奉命主持交钞事务,控制交钞发行量,稳定物价,保证了国库的充实和战时的粮饷供应,因而深得朝廷赞许。他在陕西任职3年,百姓安居乐业,民户增加9565户,军户增加12255户,屯田粮增加9721石,税收收入增加6225锭。他在云南的政绩更为突出。云南地处边疆,地形复杂,交通闭塞,民族众多,经济落后,加上历代官吏治理不善,百姓生活贫困,民族矛盾突出、军政关系复杂,制约因素太多。赛典赤到任后,首先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他针对当时云南军政不分,军人代政,政令不一的局面,经元世祖批准,以宣慰司兼行元帅府职并受行省节制,加强行省权力,实行行政主导,保证政令统一。他改变了云南世代相沿的与内地不同的行政体制,使之与内地建制相一致,从而加强了全国的统一,在云南政治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与此同时,他“立州县,设馆译,兴水利,教播种,立婚姻丧葬之礼,开诵习儒家经史之风。教化所被,宗王宾从,诸夷款附(白寿彝:《中国伊斯兰教史存稿》,第185页)。”“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句话,赛氏当之无愧。赛典赤以一个政治家的风范和卓越的政治智慧,赢得了云南各族人民的爱戴。他去世之日,失声痛哭的百姓挤满了巷道。交趾王派来使者携祭文哀悼,祭文上写有“生我育我,慈父慈母”(白寿彝:《中国伊斯兰教史存稿》)的话。赛典赤的儿子纳速剌丁、忽辛,孙子乌马儿等都以出色的才干和突出的政绩受到朝廷重用。他的后裔如赛姓、沙姓、纳姓、合姓、撒姓、闪姓、忽姓等,都是云南穆斯林中的大族。泉州的丁姓,也是赛典赤的后裔。

    #176615
    群贤维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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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元代伊斯兰教的存在形式

    综上所述,元代伊斯兰教的状况较唐宋时期有较大变化。首先,中国人对伊斯兰教有所了解,有所认识,它从不被中国人了解的“大食法”、“大食殊俗”和蕃客、胡商的奇风异俗,成为与佛教、道教、基督教、犹太教并列的“清教”、“真教”,一句话,它在中国人眼里由“俗”上升到“教”的地位。这种认识虽然不彻底,但毕竟是一大进步。其次,穆斯林由唐宋时期的“蕃客”成为以中国为家,定居各地的“回回”,即穆斯林的身分由“侨民”变成“臣民”(即今日之公民),而成为中国人的一部分。第三,穆斯林的分布由通商口岸和首都等大城市而遍布全国城乡各地。第四,穆斯林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从中央到地方都有穆斯林的各级官吏,有的甚至位至丞相,权倾朝野。第五,穆斯林的科技文化受到重视,得到弘扬。

    然而,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伊斯兰教在元代步入大发展之路。不能单纯以穆斯林的政治、经济地位来衡量伊斯兰教的发展与否。因为,伊斯兰教与穆斯林不是一个概念,不能等同。伊斯兰教是一种信仰体系,而穆斯林是这个信仰体原的载体,是信奉这种信仰体系的人。二者有联系也有区别。元代,穆斯林的政治、经济地位虽然较高,但伊斯兰教本身在中国的存在形式没有太大的变化,它仍然只存在于穆斯林的社区(哲玛体)里面。还没有出现向教外人(尤其是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传教、翻译经典、汉文著述、阐扬教义等事情。中国的主体民族对伊斯兰教的了解只能通过穆斯林的身体活动发出的模糊信息——形态语来认识,如一天五次礼拜、七天一次聚礼,斋月斋戒等。而对伊斯兰教的深层精神和丰富内涵无从把握,由此产生了一些模糊的概念,如看到穆斯林在宣礼楼上高呼真主之名、召唤众人礼拜,就把宣礼楼叫成是“叫佛楼”,把宣礼声叫做“叫佛”等等。各种误解、误会,层出不穷。而其他外来宗教的情况就大不一样,其信徒重视宣传,注意沟通。如在13世纪中期才开始传人蒙古地区的基督教,这时已有了《新约全书》的蒙文翻译本,基督教传教士对外传教,不遗余力。再如佛教,它在汉代传人中国不久,就有一些僧侣从事翻译佛经的活动。而汉哀帝时博士弟子景庐从大月氏使臣伊尹口授《浮屠经》,明帝时有不明译者译的《四十二章经》。以后的佛教译著更多,可以说汗牛充栋。佛教作为外来宗教能够在中国扎根并广泛传播且得到大多数中国人(无论是文入学者还是平民百姓)的认同,除了其他原因外,与大量佛经的翻译与著述是分不开的。而东来的穆斯林把当时伊斯兰世界的天文、历算、医药、手工艺等实用科学知识传人了中国,并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却不见哪个人把《古兰经》翻译成汉文,更不见用汉文阐扬伊斯兰教教义的著作。这使得中国,尤其是主体民族——汉族,无从全面了解伊斯兰教,因而也就谈不上理解和认同。

    不过,无论怎么说,伊斯兰教在元代的传播远远超过了唐宋时期。它毕竟从以前的蕃坊那个封闭的小天地里走了出来,进入了中国这个大社会。烬管它还是以“身体活动”这一无声的语言向外传播,还是以家庭教育的零散方式进行传承,还是主要以外语(阿语、波斯语等)和汉语口语来宣传,但比起唐宋时期,还是有所发展。
    四. 四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的诞生——回,撒拉、东乡、保安

    由于蒙古人的西征,大批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和中亚各族人来到中国,分布于全国各地,这些人被称为“回回”。其中居住在内地城乡、沿海城市以及西北、西南城镇和交通较发达地区的“回回”,与当地汉族、蒙古族等交往(包括通婚)过程中,由于长期被众多的汉族人口所形成的汪洋大海所浸泡,逐渐丧失了母语(或阿拉伯语或波斯语或中亚各族语),而以汉语为共同语言。这些人虽然丧失了母语,却没有丧失自己的信仰,他们以共同的信仰为纽带,以汉语为交流工具,打破地域的界限,与唐宋时期的“蕃客”、“胡商”结合,经过几代以后,形成了中华大地上的一个新的民族——回族。而另外一些在同样背景下东来的穆斯林(其中包括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由于居住、生活在西北的边远、交通闭塞的地区,尽管也与当地民族(如汉、藏、蒙、土等族)交往、融合,但他们在这个比较封闭的小天地里面,保持着人口上的或者是其他方面的某种优势,汉文化对他们的影响相对较小,因而保留了各自的母语(尽管吸收了相当多的外来语成份)。这些人根据他们原来的民族属性和居住地的不同,而分别形成了另外3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撒拉族、东乡族和保安族。

    撒拉族的先民是西突厥乌古斯部的萨鲁尔人,生活在中亚撒马儿罕一带。8世纪20年代,中亚撒马儿罕地区被倭马亚哈里发国家征服;随之伊斯兰教传人该地区,该地区的伊斯兰化大概完成于8世纪末9世纪初。因此,撒拉族先民萨鲁尔人至迟于9世纪初接受伊斯兰教,成为穆斯林。关于萨鲁尔人的东迁,中国史书上没有记载,但撒拉族当中却有一个动人的传说:

    在中亚撒马儿罕地方,有尕勒莽、阿合莽兄弟二人,是伊斯兰教大学者,在当地穆斯林中很有威望,因而遭到当地统治者(国王)的忌恨和迫害。他俩便率领同族的18人(实际更多),牵了一峰白骆驼,驮着故乡的水、土和一部《古兰经》,离开撒马儿罕向着东方寻找新的乐土。他们出发后,又有45个同情者跟来,尕勒莽等一行行行复行行,经天山北路进嘉峪关,然后经肃州、甘州、宁夏、秦州(天水)、折而西返,到了伏羌<甘谷),又到洮州(临洮)、合作,经拉卜楞进入夏河县的甘家滩。而后来的45人经天山南路进入青海,沿青海湖南岸到达圆珠沟(贵德县境内),有12人留了下来,其余的人继续东行。他们在甘家滩与尕勒莽等巧遇后,又一起继续前进,进入循化境内。经夕厂沟,越过孟达山,上了乌土斯山。这时天色已晚,匆忙中走失了骆驼,便点起火把在山坡上寻找,因此后人把这个山坡叫;‘奥特贝那赫”(意即“火坡”)。最后他们到了街子东面的沙子坡,这时天已破晓,因此后人就称沙子坡为“唐古提”(意即“天亮了”)。在黎明中,他们眺望街子一带,眼见土地平衍,清流纵横,是一片好地方。走下山后见一眼泉水,清澈见底,走失的骆驼卧在水中,化为白石。众人喜出望外,量了水、土,与所带故乡的水、土重量完全相同,大家认定这儿就是他们追寻的乐土,便定居下来。

    传说一般都是以某种事实为依据,再加上奇异的、美好的幻想而形成的,故不可全信、也不能不信。根据《多桑蒙古史》、《突厥语大词典》、《突厥民族的发源及其移动》、《伊斯兰大百科全书》等著作,撒拉族先民为西突厥乌古斯部萨鲁尔人,在蒙古人西征的大背景下,东迁来到今青海省循化县定居,这一点是可信无疑的。至于传说中白骆驼在泉边化为白石的情节则是后人的附会之说,不足信。

    重要的是撒拉先民尕勒莽和阿合莽等人,在故乡被蒙古军蹂躏的情况下,怀着丧失故土也不能丧失信仰的坚强信念,带着伊斯兰教的根本经典——《古兰经》,背井离乡,万里东迁,寻找新的乐土。最后在中国西北处于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结合部的一个偏僻地方——循化定居下来。然后,他们面对艰苦的自然环境(境内山高岭峻,干旱缺水)和严峻的社会环境(周边民族信仰、语言、习俗与已完全不同,且人多势众,构成一定威胁),开拓进取,顽强地生存下来。由于他们人口少(约数百人),且东来的大多是男子,婚姻和传宗接代成为一个难题。于是他们只好向附近的藏族求婚,藏族答应通婚,但提出一些条件,其中包括要求他们信仰佛教,并接受藏族的某些风俗习惯。他们坚决拒绝了让他们改信佛教的要求,同时采取灵活务实的态度,接受了一些不违背伊斯兰教原则的藏族的一些风俗习惯(如在院墙四个角上放置白石头;结婚时把牛奶泼在新娘所骑的马蹄上等)。最后,双方达成协议,撒拉族的这些先民们可以娶藏族女子为妻,藏族女子改信伊斯兰教。这样,他们既保住了自己的信仰,又解决了婚姻问题。
    当然,撒拉族先民除了与藏族通婚外,也吸收了蒙古族、汉族、回回的成份,最终约在元末明初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撒拉族。到明代中叶,人口已发展到1万多人,约合2000多户。

    撒拉族在形成过程中,虽然也与别的民族交流、融合,但他们所居住的循化地区比较封闭,地理上自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汉文化对其影响不大,因而保留了自己的母语——撒拉语。撒拉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西匈奴语支乌古斯语组,与其他突厥语(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一样,属于粘着语类型。撒拉语的词汇除了相当数量的与突厥语族各亲属语言相近的同源词外,由于与汉、藏、回等族长期相处,后来也从汉语、藏语中吸收了许多借词;也有部分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但无论如何,其语言的基本结构没有变,仍还是突厥语族。

    撒拉族先民在循化街子定居以后,很快修了一座简易清真寺,称“尕拉米特”(意为黑色清真寺)。后来经明、清、民国时期多次扩建,规模越来越大,终于成为西北四大清真寺之一。除了这个寺之外,随着撒拉族人口的增长(目前循化地区的撒拉族有8万多人),清真寺也多了起来,几乎每个自然村都有一座或大或小的清真寺。目前已达到100余座。

    撒拉族历史上,为了有效实施伊斯兰教法,曾形成了一些特殊的制度。撒拉族地区根据分布情况,分8个工(“工”为行政区,相当于现在的“乡”),每个工由若干自然村组成。村村有清真寺,但每个工有一个“海乙寺”(总寺),统辖各村的清真寺(支寺)。每个总寺聘请大学阿訇1人,二学阿訇1人,满拉(学员)若干人。大学阿訇掌管全区教务,平素给满拉讲授经典,聚礼日和两大节日要对所属各支寺的全体穆斯林讲“瓦尔兹”(训诫)。一般支寺只有二学阿訇,负责一日五次的领拜。至于聚礼日和两个会礼则都到总寺礼拜。撒拉族还有掌管全民族教务和处理重大民事、刑事诉讼的大法官,叫“戛最”。早在撒拉族先民在循化定居后,为了加强伊斯兰教法的实施,又从中亚请来了40名“舍以赫”(伊斯兰教学者或长老)。“戛最”就是从他们中间推选出来的。以后,这个制度一直沿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止。这些制度,对伊斯兰教在撒拉族地区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东乡族的形成与蒙古人关系更为密切。有的学者认为,东乡族主要来源于回回色目人。1219年,成吉思汗率军西征中亚花拉子模国,从当地签发了大量壮丁从军,还征集了不少工匠。这些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人后来随蒙古军进入河州、东乡地区屯垦戍边,逐步曲兵变民,融合蒙古族、土族等成份,形成了东乡族。有的学者对东乡族的来源讲得更具体,认为东乡族是以突厥撒尔塔人为主而形成的一个民族。成吉思汗西征花拉子模国时,签发了大量的当地士兵和工匠。而撒尔塔人正是其中的一部分,他们随成吉思汗东来进攻西夏,然后来到今东乡地区,吸收其他民族(如蒙古、土、汉等族)成份后,最终形成了东乡族。

    以上两种观点都有道理,可是有几个问题没有得到解释,即:既然东乡族是以回回人或撒尔塔人为主形成的,那为什么他们的语言是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为什么他们的语言与蒙古语有55%左右的词汇相同或相近?为什么他们至今还保留了一些与蒙古族相同的风俗习惯(如放鹰、赛马、吸鼻烟、举行“那达慕”及某些服饰等)?显而易见,在东乡族里面,有回回的成份,也许还有所谓撒尔塔人的成份,但这些不是主要成份,主要成份是信仰了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在东乡族的形成过程中,在信仰上,伊斯兰教占了优势;在语言上,蒙古语占了优势,最终形成了一个讲类似于蒙古话(吸收了许多突厥语、阿拉伯语、波斯语)的并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东乡族。至于是哪些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来到东乡地区的,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有的学者认为元代窝阔台汗国的一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受当地佛教势力逼迫,迁徙到了东乡地区;还有元代驻守唐兀之地(今宁夏和陕西、甘肃的一部分)的蒙古宗王阿难答部下信仰伊斯兰教的部分蒙古士兵,因受阿难答的牵连,逃到东乡地区;还有那些屯兵河州、东乡地区的蒙古军队(其中也有回回)。这种说法是令人信服的。

    东乡族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民族。他们大都以伊斯兰教法和道德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在明末以后相继出现的中国伊斯兰教派的门宦中,东乡人创立的有3个门宦、1个教派。3个门宦是:白庄、胡门、库布林耶;1个教派是:伊赫瓦尼派。

    保安族的形成也与元代蒙古族关系密切。它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和当地(青海黄南同仁地区)回、土、藏、汉民族长期交往而形成的。1227年,蒙古军队灭掉西夏,并攻克积石州,占领了包括同仁在内的河州地区,河州成为蒙古军队的主要据点。1251年,蒙哥即位后,为了进一步控制西北、西南地区,进逼中原,曾命忽必烈率兵南征大理。次年,忽必烈挥师南下,进入临洮一带,河州等地又成为蒙古军队的重镇,同仁保安地区成为重要的边卡。而蒙古军队中信仰伊斯兰教的将士长期驻扎在隆务河畔,他们“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亦兵亦农,他们与上述几个民族融合,形成了保安族。这么多民族(蒙古、回、藏、土、汉),相邻共居,联姻结亲,能够融合成一个新的民族,是伊斯兰教的纽带作用把他们维系起来的。

    #176636
    黑骏马
    会员

    那来的这么多好东东啊。分享了。

    #176644
    牵云追月
    会员

    色瓦布楼主 回赐均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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