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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2 月, 2010 11:58 上午 #15911
群贤维昌
会员一、孙中山的民族政策及其对伊斯兰教的认识
孙中山先生领导人民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民国。他
不仅创建了三民主义理论,而且还提出一整套的建国方略。1912
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发表了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就建国方略问题提出了五个统一,
包括民族、领土、军政、内治、财政之统一。他指出:“国家之本,在
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
为一人——是日民族之统一。”孙中山主持制订的《中华民国临时
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
且“人民有信教之自由”。《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当时具有宪法的
效力,把“各民族一律平等”“信教自由”写入宪法,在中国历史上第
一次,因而具有时代的意义。尽管民国政府在执行这些条款的过
程中,出现了种种问题,时有打折扣的现象,但这毕竟从法律上确
认了公民的信教自由权。
孙中山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对穆斯林、对伊斯兰教也有所认
识,并给予了高度评价。1912年孙中山先生莅临北京,著名阿訇
王宽等以中国回教俱进会的名义于9月12日在东珠市口织云公
所召开欢迎大会,孙中山出席欢迎大会并讲了话。在讲话中他高
度赞扬了穆斯林的革命精神及穆斯林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
用,他说:“三民主义首在解放国内之民族一律平等。回族(实指穆
斯林——编者注)在中国历代受压迫最甚,痛苦最多,而革命性亦
最强。故今后宜从事于回民之唤起,使加人民族解放之革命运
动”,“回族向以勇敢而不怕牺牲著名于世,苟能唤起回民之觉悟,
将使革命前途得一绝大之保障”。当时北京各报都对孙中山的讲
话进行了摘要报道。《大自由报》9月16日发表的讲话记录为:
“民国成立全赖我北方回族同胞赞成,故能有最伟大最新鲜之宏大
共和国之出现。回族(实指穆斯林——编者注)于世界上,不唯在
亚洲占优势,即欧洲、非洲千余年前均在回教范围之内,如波斯、土
耳其、卑路芝、阿富汗、阿拉伯、摩洛哥、无不学奉回教。……现在,
由专制制度改为共和,为世界最伟大,最高尚之政治,回教又为最
伟大、最高尚之宗教。”当时的大报《申报》于9月22日第二版记录
孙中山讲话内容最为详尽:“文受诸君之欢迎,实为抱歉,今日中国
得为民国,非文一人之力,乃五大族同胞之力。政体既改良,不唯
五族人民平等,即五族宗教之平等。宗教为国家不可少之物,贵教
在当初地球上为最有力量之宗教,崇拜贵教,信仰贵教之国家亦不
少。如欧洲、南亚洲、非洲摩洛哥,德兰司法等国,及后,亚非等国
之亡,贵教之势力始稍减少,而该国之亡,非信宗教之咎,乃政治不
良之故也。故虽有极好之宗教,而无所附丽。今我国既改为民国,
采共和立宪政体,此为世界最良、最上之政体,贵教宜以宗教之感
情联络全国教徒,格外发出一种爱国思想,辅助国家,促政治之进
行,并扩充贵教势力,振兴贵教精神,恢复从前贵教势力之状态。”
二、袁世凯与北洋政府处理伊斯兰教事务的政策
自1912年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起,到
1927年4月国民党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为止,北洋政府先后延续了
15年时间。在此期间,北洋政府为了处理边疆危机,维护和巩固
自己的统治,曾制定了若干民族宗教政策,其中包括吸收少数民族
上层参与政治管理,维持少数民族上层原有的某些特权,设立管理
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蒙藏院。至于宗教政策方面,袁世凯时
期起草的《天坛宪法草案》和《中华民国约法》在文字上仍继沿用孙
中山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的有关内容,《天坛宪法草案》
第三章第四条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于法律上无种族、阶级、宗教
之别,均为平等。”第十一条规定:“中华民国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
由,非依法律不得限制。”
北洋政府的法律条文是堂而皇之的,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视
情况对伊斯兰教不是利用,就是限制。出于迷信风水,袁世凯曾强
行拆毁西长安街的回回营清真寺,就是一例。
三、南京国民政府的伊斯兰教政策
 1927年4月成立于南京的国民政府,虽然代表了中国大地
主、大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国民政府的领导层难免有大汉族主义
倾向,但是时代在前进,社会在进步,人民在觉醒,为了顺应时代潮
流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为巩固政权,稳定人
心,南京国民政府在制订民族宗教政策时,不能不以自身的利益和
历史的教训出发,不能不重申民族平等、信教自由的原则。1931
年11月国民党“四大’’通过的《确定边区建设方针并切实进行案》
规定“对于各该地人民之宗教信仰须尊重之”。1941年4月召开
的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再次决议“尊重各民族之宗教信仰”。
南京国民政府对伊斯兰教事务的治理策略,是其边疆民族政
策和宗教政策的一种具体体现。一方面,基于国民党的有关决议
和国民政府颁布的约法和宪法规定“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国
民党代表人物和国民政府领导层在公开场合对穆斯林的伊斯兰教
信仰通常表示认可和维护,另一方面,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为了维护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利益,对伊斯兰教采取
控制与同化的政策,暴露出根深蒂固的大汉族主义思想意识。因
此,南京国民政府的伊斯兰教政策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政策,具有二
元性的特点。
 1.是认可与维护的政策
抗日战争爆发前,南京国民政府对伊斯兰教不甚重视。如
1928年2月决定国民政府设立蒙藏委员会后,同年4月8日新疆
“回王全权代表”定希程曾致电国民党中央,请求扩大蒙藏委员会
组织,加入回族委员。第二天,南京回民联合会与17省回族代表
李廷相等到国民政府请愿,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南京国民政府
自知对穆斯林的能量有所忽略,便扩大了蒙藏委员会的工作范围,
并安排回族实力派人物马福祥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安排北京穆
斯林上层人士唐柯三、孙绳武先后任委员。1932年,上海与北京
相继发生北新书局和《南华文艺》侮教案,因南北两地穆斯林都派
出代表团赴南京请愿。经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讨论,由国民政府宣
布“爱重回民,维护宗教”。同年11月8日,又由行政院宣布“民族
平等,信教自由”,对伊斯兰教的存在表示认可和对穆斯林的信仰
表示维护。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华北、西北的穆斯林一下子身处抗
日最前线,伊斯兰教的影响及穆斯林的所处的地位和态度成为中
国政治社会生活所突出问题。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对此也开始
高度重视起来:1938年10月17日,蒋介石对甘宁青抗敌救国宣
传团代表西北回教军民举行的献旗典礼上,专门发表对全国穆斯
林的训示,其开篇就赞赏回教由唐时入中国,历史悠久、人才辈出,
历代名臣武将对于国家的贡献,垂有显著光荣的事迹。“回胞的人
口增殖率甚大,逐渐占全国人数的重要部分,加之身体强壮,勇敢
善战,在全国民众中亦甚杰出,尤其是坚实的信仰与团结的精神,
至为可以称道民族优点”,“自抗战以来,全国回教军民,对于抗战
的表现特别显著,并且特别普遍,这就是精诚团结共御外侮的好现
象,也就是取得最后胜利的先声”。1939年7月29日蒋介石在中
国回教救国协会举办的茶话会上称:“回教是完满的宗教,是救人
救世的宗教,它的使命,回教人自然要救,非回教人也要救,这样
才能显出回教博大之精深。”
 2.控制与同化政策
南京国民政府在对伊斯兰教表示认可与维护的同时,并没有
放松对伊斯兰教的控制和利用。抗战前,蒋介石就非常重视利用
西北马家军阀在穆斯林中的地位,通过他们去控制和掌握伊斯兰
教并对穆斯林施加影响,从而更方便地推行国民党与南京政府的
政治主张,实现形式上的国家统一。具体措施包括,委任诸马担任
西北军政要职,收编“马家军”为“国军”,不但诸马成为其割据地盘
内的最高军政长官,地方行政官吏也由其推荐任命,而且其父子相
传的统治形式也为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所认可。在经济上、财
政上扶持“西北四马”,每年拨出专款用于协济西北地方财政,补助
马家军队的费用。
另一种控制方式是,推动建立全国性的伊斯兰教社团。抗战
前夕,南京国民政府即有意建立“中华回教公会”来作为全国伊斯
兰教组织,但筹备的政治背景等原因未能正式成立,中国回教俱进
会本为全国性伊斯兰教社团,但因不合国民政府的意而被强迫停
止活动。抗战爆发后,王静斋、时子周等人于1937年在河南发起
成立“中国回民抗日救国协会”,1938年初会址迁往武汉,在白崇
禧等推动下改组为“中国回民救国协会”,性质由民办变为官办。
这次改组,实现了国民党政权组织与控制一个全国性伊斯兰教社
团的夙愿。1938年5月15日,由南京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唐柯三
主持,另一蒙藏委员会委员孙绳武积极参与,在汉口召开了“中国
回民救国协会”成立大会,会上选举缺席的白崇禧为理事长,唐柯
三、时子周为副理事长,马鸿逵、马步芳为名誉理事长。又选出马
鸿宾、艾沙等32人为理事,组成理事会;达浦生、王静斋等八人为
监事,组成监事会,会议还确定了武装回民抗战、加强民族团结、救
济难胞等八项工作纲要。1939年1月,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在重庆
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改名为“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仍选白
崇禧为理事长,唐柯三为副理事长,主持日常会务工作。蒋介石不
仅在大会开幕典礼上讲了话,还专门举行茶会招待各省来的会议
代表,并再次发表讲话,以示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重视。自1938
年起,全国20多个省、市先后设立了分会,许多县、乡(镇)设立了
支会,组织机构日益完善。1940年10月,在延安也成立了“中国回
教救国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19 12 月, 2010 1:36 下午 #176630黑骏马
会员:):victory::handshake分享了。
20 12 月, 2010 3:02 下午 #176688感谢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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