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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穆斯林新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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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013
    群贤维昌
    会员

    一、新文化运动的社会历史背景
    1911年,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
    翻了腐朽的清王朝,结束了在中国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制
    度,建立了中华民国,实行了资产阶级共和制度。从此中国历史进
    人了一个新的阶段。
    辛亥革命虽然不够彻底,中华民国政府也存在种种弊端和历
    史局限性,但比起极端专制、腐朽的清朝封建统治是一个历史性的
    进步。尽管后来出现了袁世凯和张勋的复辟活动,但由于共和思
    想已深人人心,而使这些复辟活动统统归于失败。共和之父孙中
    山先生提出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民族平等’’的主张。作
    为“五族”之一的“回”实际上是指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各个民族。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尽管中国社会存在着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和民
    族歧视现象一时无法根除,但是《民国约法》从法律上承认伊斯兰
    教的存在和其合法地位,明确规定信仰自由,这就从政治和法律上
    为伊斯兰教的发展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条件。
    与此同时,从社会文化层面来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
    的思想和科学技术逐渐传人中国。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备
    受欺凌的中国各族人民对经济文化落后所带来的后果有深刻的感
    受,“落后就要挨打”已成为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共识。许多人开始
    探索救国救民的途径,有人号召进行政治革命,而有人则提出“教
    育救国…‘科学救国”的主张。对许多穆斯林知识分子而言,后者更
    具有吸引力,因为当时中国穆斯林教育落后的状况日益严重,可以
    说文盲充斥,目不识丁者比比皆是,其后果是多方面的,不但制约
    了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而且还影响了伊斯兰教的传承。一批
    有忧患意识和责任感、使命感的穆斯林知识分子开始面对现实,思
    考问题,探求出路。他们认为,导致中国穆斯林贫穷、落后的原因
    是多方面的,既有外因,也有内因。外因如清朝统治者尤其是晚清
    王朝的民族歧视、政治压迫、经济压榨、军事高压,特别是对历次起
    义的残酷镇压,把劫后余生的穆斯林从内地肥沃的土地(如八百里
    秦川)和繁华的城市驱赶到干旱、贫瘠的边远山区,使他们祖祖辈
    辈总是为生存而奔波,顾不上发展,顾不上文化教育。至于内因,
    主要是穆斯林的文化心理存在的缺陷。由于受历代统治者“汉化”
    政策的威胁和影响,由于受到历次起义后的残酷打击,使他们对汉
    文化产生了逆反心理、排斥心理甚至是恐惧心理,深恐被同化、被
    “吃掉”。于是一提起汉文化,便不分青红皂白,本能地加以拒绝,
    从而导致了与中国主流文化的绝缘。与主流文化绝缘的结果,就
    是自我封闭,形成保守的心理定势,从而无缘接受主流文化的精华
    和优秀元素,使自己得不到应有的滋养,久而久之,造成了文化上的落后。
    有鉴于此,穆斯林先进分子提出改良传统的经堂教育,主张中
    阿并授,新旧结合,学习和吸取汉文化的精华,开启民智,唤醒民
    心,提高素质等一系列的口号:为此,掀起了创社团、办报刊、建学
    校、搞学术和派留学生的热潮,在近现代伊斯兰教历史上产生了广
    泛而深远的影响,史称“穆斯林新文化运动”。
    二、新文化运动的高潮
    1.创设社会团体
    团体是促进一项事业的组织保证。因此从清末民初开始,穆
    斯林中的有识之士非常重视创立社团。20世纪前半期(1900—
    1949年)全国各省范围的穆斯林社团达100多个。这些社团组织
    发起最早的应算1906年由穆斯林知识分子童琮在镇江创立的“东
    亚穆民教育总会”;影响最大的是1938年2月成立于武昌,由白崇
    禧任理事长的“中国回民救国协会”;活动时间最长的是1913年由
    蔡大愚、马邻翼创设的“兰州回教劝学所”。
    这个时期的穆斯林社团按其职能来划分,主要有三种类型:教
    育团体、学术团体、救国团体。
    教育团体是穆斯林有识之士有感于穆斯林教育落后而设立
    的,以图振兴穆斯林教育,提高穆斯林文化素质。南方江苏镇江的
    童琮创立“东亚穆民教育总会”,“欲为中国全体回教谋教育普及”,
    开立教育团体之先河。同期,北方杨仲明阿訇在京设立“清真教育
    会”。留日穆斯林学生则组织了“留东清真教育会”,探讨穆斯林教
    育发展大计。然而这时的社团还处在艰苦的探索阶段,各种限制
    尚未解除。
    民国建立,中国才有了结社的自由。王浩然阿訇于1912年率
    先在京成立第一家全国性的组织——“中国回教俱进会”。该会以
    “联合国内回民、发扬回教教义、提高回民认识、增进回民福利”为
    宗旨,深得孙中山先生的赞赏和支持。王浩然阿訇在考察中东各
    国后,深感“世界大势非注意教育不足以图存”,大声疾呼要重视教
    育,发展教育,引起各地穆斯林的共鸣和响应。1913年,蔡大愚、
    马邻翼创立“兰州回教劝学所”(后扩大为“甘肃全省回民教育促进
    委员会”),并在各县设立分会,兴办新式教育,培养新型人才。
    1921年,宁海镇守使马麒在青海成立“宁海回教促进会”,提出其
    宗旨为“促进回教青年学生教育,并阐发回教真谛”。后来该会先
    后改名为“青海省回教教育促进会”“青海省回教促进会”。1931
    年,马步芳任会长后,扩大了该会的分支机构,在贵德、湟中、化隆、
    大通、门源、民和、循化、互助、湟源、乐都、同仁、共和等县,分别成
    立了该会分会,以推动新式教育的发展。1929年7月,陕西也成
    立了“西北回教文化促进会”。1933年,在南京成立了“中国回民
    教育促进委员会”。一时问,教育社团遍布各地,提倡教育的风气
    空前浓厚。这为发展穆斯林教育做了舆论准备,调动了各种社会
    资源,并提供了组织保证。
    这个时期出现的第二类社团是学术团体,是与教育类社团紧
    密相连的。中国穆斯林的学术活动向来是个人行为,没有人力、物
    力、财力等方面的保障。用这种零散研究的方式,虽也出现了明末
    清初汉文译著的繁荣,但在一个专制制度之下,这种个人的努力往
    往会受到环境、财力、物力和社会氛围的限制。有鉴于此,民国时
    期的穆斯林有识之士,利用出版、结社之自由,创立学术团体,集中
    各方面的力量进行学术研究。1913年和1917年,在北平先后成立
    了“清真学会”和“清真学社”,旨在“阐明学理,研究学术各宗旨,藉
    联回教之感情,共勖学问之进步”。1925年,由哈德成、伍特公、沙
    善余等人发起,在上海成立了全国性学术团体——“中国回教学
    会”。该会以“阐明教义,提倡教育,联络中外同教情谊”为宗旨。
    设文牍、交际、编辑、教育、调查、会议、庶与、宣讲等八股,分工负
    责。并成立学会所属的“编辑委员会”,编辑、发行会刊。此后各地
    也竞相仿效,纷纷设立团体:1929年,北平各大学穆斯林学生联
    合创立“伊斯兰学生会”。1937年,上海成立了“中国回教宣传
    所”,第二年,太原成立“伊斯兰布道会”。1938年,桂林成立“中国
    回教文化学会”。1931年成立于南京的“中国回教青年学会”还设
    有专门的“回民学术研究会”。
    上述学会、研究会等,积极开展伊斯兰教学术研究活动,编辑、
    发行学术刊物,为繁荣伊斯兰文化,促进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沟
    通与交流,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第三种类型的团体是救国团体。清末民初的中国处在一个动
    荡、变革的时代,内忧外患使得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在寻求救
    国救民的道路,穆斯林也不例外。他们积极投身到孙中山先生领
    导的革命当中,赢得了孙中山先生的高度评价,孙中山先生热情地
    赞扬中国穆斯林说:“回族(实指穆斯林)在中国历代所受压迫最
    甚,痛苦最多,而革命性亦最强。故今后宜从事于回民之唤起,使
    之加人民族解放之革命运动。回族向以勇敢而不怕牺牲著名于
    世,苟能唤起回民之觉悟,将使革命前途得一绝大之保障。”救国类
    团体创立最早的应是1911年4月成立的“上海清真商团”和同年6
    月成立于成都的“清真保路同志会”。商团以“勤力操练.灌输革命
    思想”为宗旨,积极参加辛亥革命运动。“同志会”的各项活动被时
    人誉为“清真同志之爱国热忱”。五四运动爆发后,北京、天津、山
    东等地的穆斯林积极响应,纷纷组织团体,推动爱国的发展,山东
    组织了“山东回教救国后援会”,天津穆斯林团体则积极要求加入
    当地的各界联合会组织。北伐战争后,北平成立“中国回民公会”,
    以“从事中国境内民族的广义团结”为宗旨。1937年7月7日,“卢
    沟桥事变”爆发,日寇大规模侵华,民族危机加重,团结抗日成为摆
    在当时中国人面前的头等大事。中国穆斯林除了以个人名义参加
    各种抗日活动外,还组织成立了各种抗日救国团体。其中影响最
    大的要数“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抗战爆发不久,国民党高级将领
    白崇禧电请达浦生、王静斋、哈德成、马松亭四大阿訇及唐柯三、孙
    绳武等穆斯林知名人士,云集武昌,共商建立穆斯林救国团体事
    宜。1938年2月,“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成立,白崇禧任理事长。
    该会成立后,先后在全国20多个省、市建立分会,宣传抗日,组织
    抗日活动。该会组建了“伊斯兰世界问题研究会…‘西北问题研究
    会”“甘宁青抗敌救国宣传团…‘青年服务团”及南北两路抗敌“巡回
    工作团”“编评委员会”等,以“发扬教义,团结回教民众,协力救国’,
    为宗旨,该会还组织了“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中国回教南洋访问
    团”“中国回教朝觐团”等,大力开展民间外交,向伊斯兰国家揭露
    日本侵华罪行和觊觎边疆的阴谋,求得其对我抗日的理解与支持。
    该会所属的山西、云南、宁夏等分会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积极
    的作用。如山西分会干事长马君图率“回民抗日义勇队”在太行山
    一带抗击日寇,重创敌军,1940年在晋城遭敌人拘捕,以身殉国。
    这类组织,较早的还有1937年成立的“北平回民抗敌守土后援
    会”、包头“西北回民救国会”和1938年2月成立的“甘肃回民救国
    协会”等等。这一时期,穆斯林青年组织也很活跃,1938年6月成
    立于武汉的“中国回民青年战地服务团”,在救济宣传、收容难民等
    方面作出了显著成绩。
    上述三类社团只是大体上的分类,其实其职能并非是单一的,
    而是多方面的。很多社团既提倡教育,又研究学术;国难当头,还
    进行救国活动。但无论如何,三类社团活动背后的真正动因是新
    文化、新思想、新观念与伊斯兰教的有机结合。
    2.创办报纸杂志
    如果说社团是新文化运动的组织保障的话,那么,报纸杂志则
    是新文化运动的喉舌,为该运动提供了新的舆论导向、创造了新的
    文化氛围。从清末到20世纪40年代,穆斯林创办的报纸杂志达
    上百种,可谓盛况空前,充分体现了穆斯林先进分子关注现实,关
    注国家、民族命运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而
    深刻的影响。

    #177275
    群贤维昌
    会员

    中国穆斯林创办的第一个刊物是《醒回篇》。1907年,留日的
    中国穆斯林学生创立“留东清真教育会”;第二年,创办《醒回篇》。
    这个刊物虽然仅出了一期,但它吹响了中国穆斯林觉醒的号角,至
    今读起来使人感到如暮鼓晨钟,振聋发聩。该刊内容的特点是把
    民族、宗教与现实联系起来,与国家联系起来,具有强烈的爱国主
    义精神。清末的中国是一个内忧外患的时代,该刊发刊词则表现
    出了强烈的忧患意识,文中说道:
    “北尽黑龙,西跨天山,东南至海,其间一大帝国,昏蒙沉暗,佥
    日‘睡狮’……自19世纪中叶以后,凡逆旅过客,秉烛夜游,辉光接
    天,吾人方酣眠,何殊聋聩……苟振衣起视,则见危楼飞阁,则天神
    仙子之居,而回顾同济,多处于濯淖淤泥中,初不谓我境内之公园
    蹊径,经彼设施,独摈吾地主游踪,恐泣蕙路,殆不齿吾于人类焉。
    曾游沪上云有心人莫不悼为含垢蒙耻也。……呜呼!噫嘻!谁作
    孽耶?其天也?亦人耶?奈何我皆醉而彼独醒也?”
    这段话具体描述了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饱受列强侵略,丧权
    辱国,任人宰割,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痛苦与愤慨,字字血泪,句句
    真情,感人至深。该刊进一步强调,中国各族人民休戚与共,血肉
    相连,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应同舟共济,共赴国难。认为:
    “甲午战败,庚子再创,外国人之入我国中者,未闻为我区别
    日:‘某也满,某也汉,某也回,某也某。,而惟肆行杀戮,同归于尽,
    盖同国如同舟也。乘组员之种类,无论其为黄为白,至于舟坏覆
    没,则其被难一也。以是而言,种族虽殊,以同国之故,则一国之盛
    衰强弱,莫不直接同受影响。”“欲唤起回教同人,当知回教与中国
    之关系,发奋兴起,实力担负中国国民之责任。”“愿我教青年子弟、
    志士仁人,作尔气,奋尔力……上而报效国家,下以授拯苍生。”
    该刊还缅怀穆斯林历史文明,回顾昔日的辉煌,感叹近代以来
    的衰落,用以激励后人,指出:“当中世纪文明垂绝的时代,为欧学
    继往开来之津梁,文化彪炳,照耀全欧。”“所谓几何学、天文学、解
    剖学、医学、砥砺专攻,为一时欧洲学界之先导。”对于近代以来伊
    斯兰世界的衰落,该刊也从文化方面寻找原因,说:“降自纪元十二
    三世纪,基督教人倾心研究回教种种科学,田悉夺其学问,回教由
    是渐衰。”
    在总结了伊斯兰世界兴衰规律和经验后,该刊提醒国人从中
    吸取教训,说道:“吾中国,非素号称世界文明最古之国哉……若长
    此因循……又安知其后不与回教之文明同一绝响,久之而遂及于
    湮没也。”
    该刊批评了有些穆斯林对教育“漠然无动于衷”的态摩,认为
    发展新式教育,提高国民素质,是当务之急,说道:“有教育者昌,无
    教育者亡;旧教育者死,新教育者生。”并对新式教育的方针、内容、
    方法以及如何筹款兴学等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主张,至今仍有
    参考价值。
    《醒回篇》所提倡的民族团结和爱国主义主张对孙中山先生的
    “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众所周知,孙中山先
    生所领导的近代民主革命运动在早期是以民族革命为号召的。
    1894年兴中会成立时.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目标。
    1905年同盟会成立之后,“革命排满,建立共和”又成为当时的中
    心口号。它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满清贵族的积极意义,但毫无疑
    问,它也助长了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大汉族主义情绪。在当时宣
    传革命的报刊中,一般都是笼统地提倡“排满”“仇满”,有的还用侮
    辱性的语言攻击满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有的还在唱“非我族类,其
    心必异”的老调,有的甚至把满族的发源地——东北,竟然看作“化
    外之区”。在这种社会舆论氛围中,留日穆斯林知识分子在他们的
    刊物中,旗帜鲜明地提出民族团结,同舟共济的主张,说道:“中国
    今日之形势。四面皆敌,非协力同心,化除种族之界,化除宗教之
    界,化除疆域之界,合四百兆人之脑髓而为一大知识,合四百兆人
    之资产而为一大经济,合四百兆人之体力而为一大陆军,否则分崩
    离析,将有瓜剖豆分之患。”在一片“排满”“仇满”和“非我族类,其
    心必异”声中,这种提倡民族大团结,共赴国难、同雪国耻、振兴国
    家的主张,充分体现了留日穆斯林知识分子的博大胸怀和远见卓
    识,显得十分难能可贵。
    这个时期同在日本的孙中山先生也提倡“五族共和”“民族平
    等”。他对以回族为主的中国穆斯林也刮目相看,深情地说道:“中
    国民族运动,非有回族的参加,难得最后之成功;打倒帝国主义之
    工作,非有回族的整个结合,亦势难完成也。”
    《醒回篇》的创刊,吹响了穆斯林文化觉醒运动的号角,从此以
    后,各种报刊在全国各地陆续问世,百花齐放、各领风骚。《清真月
    报》(1920年)、《清真汇报》(1921年)、《清真旬刊》(1922年)、《清真
    铎报》(1929年)、《清真周刊》(1921年)、《穆声周报》(1924年)、《穆
    友月刊》(1925年)、《震宗报》(1927年)、《穆光半月刊》(1929年)、
    《月华》(1929年)、《成达学生会月刊》(1930年)、《北平伊斯兰》
    (1931年)、《正道杂志》(1931年)、《醒民》(1932年)、《穆声》(1932
    年)、《西北》(1933年)、《成师月刊》(1934年)等先后在北平创刊;
    《明德月报》(1924年)、《明德报》(1924年)、《伊光月报》(1927年)、
    《回教青年月报》(1930年)、《伊斯兰学生杂志》(1931年)、《改造》
    (1934年)、《人道月刊》(1934年)等在上海与读者见面;《天山月
    刊》(1934年)、《突崛月刊》(1974年)、《文化周刊》(1934年)、《晨
    熹》(1935年)、《回教青年月报》(1936年)等相继在南京出现;《天
    房学理月刊》(1929年)、《穆民》(1921年)、《塔光》(1936年)等先后
    在广州问世;其他还有西宁的《昆仑》(1935年)、《回教青年》(1936
    年),西安的《陕西回教公会月刊》(1930年),河南的《开宗月刊》
    (1933年)、《伊斯兰》(1935年),湖南常德的《回民》(1932年)、《穆
    音》(1933年),山东泰安的《东光》(1933年),辽宁的《伊斯兰青年》
    (1931年),桂林的《醒蒙月刊》(1933年),南宁的《广西回教》(1934
    年),湖北汉口的《华族周报》(1935年),江苏六合的《灿烂》(1933
    年),香港的《穆斯林》(1930年)等。
    在上述报刊中,由马福祥、唐柯三、马松亭在北平创办的《月
    华》影响最大,办刊时间最长(20年),它以“发挥回教适合现代潮
    流之精神,增进中国回民知识与地位,提倡中国回民教育和生计’’
    为宗旨,设历史研究、经典探讨、教育发展、宗教事务、各地穆斯林
    通讯、文艺等栏目,内容丰富,不仅发行到全国,而且远销海外十几
    个国家。《上海回教学会月刊》《云南清真铎报》《伊光月报》《成师
    月刊》等以知识性、学术性见长。在南京的青海籍青年知识分子穆
    建业、穆成功、马继周等创办的《突崛》以关注边疆发展和时事评论
    著称。总之,绝大多数报刊旗帜鲜明,旨趣高雅,文风活泼,在关键
    时刻,分析问题,引导舆论,把握方向,充当了穆斯林大众的喉舌。
    尤其在清末民初风雷激荡、社会变革的时代和抗日战争国难当头
    之际,爱国爱教,维护祖国尊严,维护民族团结,揭露日本帝国主义
    的侵华罪行,动员广大穆斯林抗日救国,表现了穆斯林知识分子高
    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忧国忧民情怀。至于在唤起民众、开启民智、
    提倡教育、研究学术、提高素质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则是重大而
    深远的。这些报刊是中国穆斯林的一笔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至
    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需要补充指出的是,这个时期,除了上述报刊外,穆斯林还办
    起了自己的出版机构,以便于有关书籍的出版发行。这个时期,全
    国有穆斯林的出版机构约十几个,其中影响较大的应推1930年买
    俊三创立的上海“中国回教经书局”,该局曾影印出版了大量的伊
    斯兰教典籍。此外,还有“北平清真书报社…‘上海伊斯兰文化供应
    社”,抗战期间在桂林、重庆的“回教文化出版同志会”,1947年由
    赵明远、马松亭、庞士谦、马坚、周仲仁等创立的“北平伊斯兰出版
    公司”,马松亭、庞士谦等创办的“月华文化服务社”,等等。这些出
    版单位曾先后出版了大量穆斯林学校教材参考书及伊斯兰教经籍
    译著,对繁荣中国穆斯林文化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3.提倡新式教育
    中国穆斯林的教育经历了几个阶段:从零散的家庭教育到经
    堂教育(清真寺教育)再到新式学校教育。新式教育的产生有一定
    的社会和背景。
    经堂教育在弘扬伊斯兰教、培养宗教人士,维系穆斯林社会方
    面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但是,经堂教育毕竟是在明清封建统治者
    “汉化”政策的压力下,由穆斯林群众自发办起来的一种民间教育
    形式,因而,它自诞生之日起就带有一些先天性的不足,比如它为
    了抵制封建统治者的民族同化政策,只是本能地消极地关注对人
    进行宗教信仰和伦理道德方面的灌输,而忽略或无力顾及人的科
    学文化素质的全面提高。久而久之,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
    迁、科技的进步,它的局限性越来越显现出来。对此,穆斯林的许
    多教育家都有深刻的认识,中国穆斯林现代教育家马松亭阿訇指
    出:“这种保守的教育,中国回教也凭着它待续千余年的生命。不
    过课程方面以文法居多,于义理典籍比较少。至于社会常识、自
    然、史地以及国学各方面差不多付之阙如。所以这种教育谈不上
    什么时代精神、国民意识,无形地与中国社会隔绝,造成独善其身
    的局面。这种弊端是很明显的。”
    这种先天不足而保守的经堂教育在封闭的社会尚能以不变应
    万变,依然故我地维持下来。然而,鸦片战争以后,封闭的国门被
    打开了,外国的科学技术逐渐走进国门,各国社会思潮也纷至沓
    来。尤其是清末,在内忧外患加剧的情况下,“教育救国”“科技救
    国”的思想流行开来,为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所推崇,并将它作为
    自己的人生追求和奋斗目标。穆斯林当中的一些具有忧患意识的
    人,目睹国弱民愚、穆斯林大众文化素质低下的状况,感到忧心如
    焚,觉得靠单一的经堂教育不能满足穆斯林社会对各类人才的需
    求,认为应该打破经堂教育数百年来一统天下的局面。于是,转变
    观念,另辟蹊径,办起了一种独立于经堂教育,涵盖德育、智育、体
    育、美育诸方面的新型教育,或者说是宗教伦理道德与科学文化知
    识相结合的教育,史称“新式教育”。
    新式教育的最早创始者是童琮,他于清光绪年间在镇江创立
    “东亚穆民教育总会”的同时,办起了中国穆斯林历史上的第一所
    新式学校——穆源学堂。后蒋森书在南京创办钟英中学,安铭在
    北平创办宛平民立初级小学,马邻翼在湖南邵阳办清真偕进小学,
    张子歧在营口办初级小学。然而,影响最大的是王浩然阿訇所进
    行的改革旧式经堂教育,兴办新式学校教育的活动。
    王浩然(1848~1916年),名宽,字浩然,北京人,以"2E32阿訇”
    为大家所熟知。自幼聪颖好学,接受过系统的伊斯兰教育,并常常
    跟随其有学问的叔公崇名,学问日渐增长,不但精通伊斯兰教的各
    科知识,而且国学底子也很深厚。他曾先后到外地及牛街礼拜寺
    讲学,深受欢迎。1905年带弟子马德宝赴麦加朝觐,顺便游历埃
    及、土耳其等中东各国,考察教育。回国后,深感“世界大势非注重
    教育不足以图存”,便在牛街礼拜寺创办回文师范学堂,除宗教课
    以外,还开设了普通学校开设的文化课和阿语课。1908年。他和
    马邻翼等办起了清真第一两等(初等、高等)小学堂,招收穆斯林子
    弟读书。还在群众的资助下,在三里河、花市、教子胡同、海淀分设
    小学四处,以图教育的普及。1912年,他和马邻翼等发起成立“中
    国回教俱进会”,用团体的力量推动了新式教育在全国穆斯林中的
    普及工作。

    #177276
    群贤维昌
    会员

    通过穆斯林先进分子的奔走呼喊和上述社团的组织号召以及
    穆斯林报刊的宣传、鼓动,在全国各地一些城镇、乡村,先后办起了
    一批规模不等的新式学校。
    兴办新式教育有影响有成就的人物很多,其中马邻翼、达浦
    生、马福祥、马松亭、哈德成、白崇禧等较为突出。
    马邻翼(1864~1938年),宇振五,湖南邵阳人。清末参加科举
    考试,成为进土,授翰林院编修。1902年东渡日本,专项师范。
    1905年,同盟会在日本成立,追随孙中山革命,加入同盟会。1905
    年底回国,与黄兴等人在湖南办教育。第二年,在家乡邵阳创办清
    真偕进小学。王浩然在北京创办清真第一两等小学堂时,他在学
    部主事,遂被聘为该校监督。1912年,辛亥革命后,被孙中山委任
    为教育部首席参事。民国初年的教育制度,多出自马邻翼之手。
    同年晚些时候,又被使命为甘肃省教育司司长,和四川蔡大愚同赴
    兰州。经与提督马安良商议,1913年成立“兰州回教劝学所”。劝
    学所开办5所小学,1935年分别改名为清华、尚德、明德、崇德、进
    德小学。到1949年,这几个学校先后培养出小学毕业生2000多
    人,中学毕业生800多人。马邻翼在甘肃(当时的甘肃包括宁夏和
    青海东部农业区)共创设穆斯林学校100多处。他还热心师范教
    育,在兰州、临洮、平凉、西宁、宁夏设立师范学校多所,以培养社会
    急需的师资力量。
    达浦生(1874。1965年),名凤轩,江苏六合人,是王浩然的得
    意门生之_,曾在北京牛街清真第一两等小学堂任教。1913年到
    甘肃临夏,促成当地回教教育促进会的成立,次年创办清真高级小
    学1所,初级小学4处,奠定了临夏穆斯林新式教育的基础。后来
    在这里发展到3所中等学校、10所完全小学和40所初级小学。达
    浦生阿訇还在上海等地与穆斯林有识之士合作,兴办师范教育。
    马福祥(1876~1932年),字云亭。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考
    取武举人。1900年随兄马福禄参加抵抗八国联军之役,先战于河
    北廊坊,后战于北京正阳门。马福禄阵亡后,他指挥军队继续战
    斗。后奉命护驾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到西安。辛亥革命后,被任
    命为宁夏护军使。1918年,他在宁夏创办蒙回教育劝导所,大力
    提倡教育。他在宁夏各地创立清真小学。为突出穆斯林教育的特
    点,这些小学在讲授文化课的同时,还聘请阿訇教授阿拉伯文,效
    果极佳。马福祥还在经费上给这些学校大力支持。自民国十年
    (1921年)以后,他在宁夏境内创办中等师范学校1所(蒙回师范
    学校),高、初级清真小学60余所。蒙回师范学校培养的毕业生大
    多被派到各县清真小学任教,解决了各地小学师资缺乏的问题,使
    宁夏穆斯林教育初步走上了一种良}生循环的轨道。马福祥还捐资
    在陕西、甘肃、包头等地设立或修缮穆斯林新式学校。此外,北平
    西北公学、北平成达师范、上海伊斯兰回文师范等学校也都得到过
    他的资助。
    在甘肃、宁夏兴办新式教育的同时,1921年在青海,甘边宁镇
    守使马麒发起成立“宁海回教教育促进会”,其宗旨为“促进回教青
    年教育并阐发回教真谛”,并着手筹备“宁海清真学校”,规定在所
    办学校,除设立普通学校的一般课程外,加授“回教经文”,以星期
    五为休息日,以方便穆斯林师生去清真寺参加聚礼。后来,“宁海
    回教教育促进会”先后改名为“青海省回教教育促进会”“青海省回
    教促进会”。1931年,促进会在各县设立并扩大了该会分会,以推
    动新式教育的发展。随即,促进会拨专款在西宁划出地皮,修建促
    进会第一附属中学。各县、镇分会在原清真小学的基础上,重新设
    立初级和两级(即初、高级兼有的)完全小学。其中大通县14所、
    门源县7所、化隆县6所、循化县29所、民和县10所,湟源、乐都、
    同仁3县各1所,西宁、贵德各2所。到1945年,该会15个分会设
    小学达85所、初级小学245所,在校学生总共达l万多人。
    在云南,于民国初年陆续成立了中国回教俱进会滇支部及下
    属80多个分会,其中有30多个分会设立了新式小学。该会创办
    的明德中学,在当时与北平成达师范、上海伊斯兰回文师范齐名,
    曾培养了不少人才。各地穆斯林新式小学的课程和其他普通学校
    一样,开设国文(汉语文)、算术、党义、历史、地理、卫生、美术、体
    育、音乐、劳动等课程。所不同的是,为了突出穆斯林特色,加授一
    定比例的伊斯兰教常识和阿拉伯文课。
    在新式小学的基础上,各地区先后办起了一批新式中学和中
    等学校。
    中学以北平的西北公学和西宁的昆仑中学最为典型。西北公
    学的创始人是孙绳武、马松亭、马邻翼、马福祥、白崇禧等人。1928
    年,北伐成功,孙绳武、马邻翼、马松亭等穆斯林知名人士商议,计
    划在北平创办一所穆斯林中学,以解决当地穆斯林子弟升学难的
    问题。此时,马福祥、马鸿逵父子及白崇禧等国民政府中的军政要
    人都在北平,他们对这一计划表示支持。随即提出申请,呈报市
    府,不久办学申请得到批准,定名为北平清真中学,以白崇禧为董
    事长,马福祥、马邻翼为副董事长,孙绳武为校长,于1929年9月
    开学,办学宗旨为“收纳回民子弟,教以艺能、厉其品德,广开进身
    之途,藉储国家之用”。开办之初,困难重重,步履维艰,特别是办
    学经费不足。各项开支一靠募捐,二靠政府捐款。而政府拨款不
    久便停下来,困难加重。马福祥、孙绳武等慷慨解囊,解决燃眉之
    急。同时,又争取市政府的支持,对学校进行扩建,建成两层大楼
    10间,并于中学内附设小学,学生人数达700余人,中学从1个班
    增加到4个班,入学人数达160余人。同时,购置图书和教学仪
    器,改善办学条件,使学校面貌焕然一新。1931年,国民党政府对
    教会学校进行整顿,便将校名由北平清真中学改为西北公学,所设
    课程与当时的普通中学一样。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所需经费单
    靠社会各界捐助已无法维持。董事长马福祥和校长孙绳武乃向国
    民政府行政院提出拨款申请。1931年,行政院第十六次国务会议
    批准了拨款申请,从第二年起给西北公学的经费每年追加到2400
    元,国民政府行政院认为:“西北公学为回民教育之唯一学校,情形
    特殊,况且该校办理成绩甚佳,而所请增拨经费为数亦属不多,拟
    予照准。”马福祥利用自己任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之地
    位,四处活动,要求增加边疆民族教育经费的议案被通过,这也在
    客观上为西北公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日,卢沟桥
    事变爆发,日寇占领北平,西北公学也遭大难,师生流亡外地。
    1938年分别在成都和兰州建立了分校,继续坚持上课。
    昆仑中学为“青海回教促进会”所办。青海地处偏远,交通落
    后,信息闭塞,穆斯林的宗教素质虽然较好,但读书学文化的观念
    比较淡薄。“青海回教促进会”的成立,就是为了促进教育事业的
    发展,提高穆斯林的文化素质。1936年,该会会立中学更名为西
    宁中学,设立初中班14个,高中班3个,另设简易师范班1个,学
    生人数达1200余人。1940年,西宁中学正式更名为昆仑中学,取
    昆仑山的大气磅礴之意,并扩大了学校规模。此时的昆仑中学已
    有初中班15个、高中班4个、师范班6个,附设小学16个班、幼稚
    园6个班,在校学生人数达2000余人。1945年又分别办起了昆仑
    中学第一、第二、第三分校。市内另设女子小学5处、幼稚园2处。
    共计117个班次,学生8516名,教职员646人。昆仑中学的课程与
    当时的普通中学一样,依照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规定开设,通常
    有:历史、地理、国文、数理化、音乐、体育、美术、党义等课。不过学
    校为突出民族特色,并吸引更多的穆斯林子弟入学,开设了适量的
    阿拉伯文和伊斯兰文化课程。昆仑中学在各界人士和全体师生的
    努力下,为社会造就了不少有用之才。昆仑中学的很多校友被输
    送到内地有名的农科、工科、医科、文科等大学:一些人后来成了E
    述各种专家,另一些人成为政要。如章勉现已成为台湾大学医学
    教授;马福林因其教育方面的才华成为当时甘肃省回教教育促进
    会教育长;逯登泰因其文学功底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青
    海日报‘文艺副刊》主编;马乐天曾任青海省司法厅厅长、省政协副
    主席;韩有文因率部起义有功,后任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政协副主
    席;马霄石毕生致力于学术研究,著述甚丰;高文远在台湾成为回
    族伊斯兰文化学者,著有《清末西北回民反清运动》一书,影响很
    大;韩应选成为中国**高级干部,曾任青海省政协主席……
    I司类中学还有1926年孙吉士在杭州创立的穆兴中学;1935年
    由马书诚资助,马松亭、杨兴民、赵振武、王梦扬、陈志澄等人在北
    平创办的新月女中(这是中国穆斯林第一所女子中学);还有20世
    纪30~40年代在甘肃、宁夏等地创办的云亭中学、青云中学、知行
    中学、力行中学、五区联立中学等。
    普通师范学校主要以宁夏蒙回师范学校为典型。该校由马福
    祥1919年创办,附设高级小学1所,有教职员19人,规模与当时
    甘肃省立第八师范(设在银川)相差无几。1919年开学,两年后,
    办师范班,招收学生64名。所开课程有:修身、国文、历史、地理、
    算术、经学、理科、体操、手工、图画、音乐、英语等。
    伊斯兰师范学校以北平成达师范和上海伊斯兰师范为代表。
    成达师范原在济南,于1925年4月25日创立。它是一种改革经
    堂教育、开创伊斯兰现代师范教育的尝试,以“造就健全师资,启发
    回民知识,阐扬回教文化”为宗旨,是全国建立较早,坚持时间最长
    的伊斯兰中等师范学校,在中国伊斯兰现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
    位,具有深远影响。当时在济南西关杆石桥穆家东门清真寺任教
    长的马松亭阿訇与时任山东济南道尹的唐柯三商议,拟创办一所
    中等伊斯兰师范学校,得到唐的赞同与支持,并有许多热心人士响
    应。便推唐柯三为校长、马松亭具体主持校务。创办时第一个班
    只招10名学生,因学生文化水平参差不齐,作为预备班上了一年,
    第二年才算为初级一年级。后扩建校舍,扩大规模准备大展宏图
    时,1928年发生济南“五三”惨案,社会动荡,被迫停课,众人引为
    遗憾。正在这时,唐柯三了解到马福祥热心于穆斯林教育事业,便
    赴北平见马福祥,向他介绍了成达师范目前的处境,马福祥很愿意
    支持成达师范,并力主将成达师范迁到北平,表示愿意将自己在东
    四牌楼清真寺后院为筹建穆民大学而建的几十间房子无偿提供给
    成达师范做校舍。唐听后非常高兴,立即写信约马松亭商议成达
    迁址事宜。1929年成达师范正式迁到北平,所需办学经费一半由
    马福祥资助,一半回中国回教俱进会北平分会在各寺穆斯林中募
    捐。1931年,马福祥从蒙藏委员会的日常经费中每月拨700元,这
    已算是当时成达唯一的一大宗经费来源。成达师范在经费比较充
    足之后,规模逐步扩大,隔年招收一个班均60人,到抗战前共招6
    批。1929年,成达师范重组了董事会,由当时的蒙藏委员会委员
    长马福祥任董事长,聘请著名教育家马邻翼和北平穆斯林著名人
    士侯松泉为副董事长、唐柯三任校长、马松亭为教务主任,聘请北
    平各界人士60余人组成董事会,当时成达师范高级班开设的主要
    课程有:《古兰经注》、圣训学、教义学、教法学、教史、伦理学、社会
    学、法学、国文、历史、地理、哲学、教育学、教育史、心理学、教学法、
    学校管理化、教授实习等。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成达师范南
    迁,1938年在广西桂林复校,1941年7月改为国立学校,学生学习
    普通师范课程。后迁到重庆,抗战胜利后又迁回北平。
    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由哈德成、达浦生、马福祥于1928年以
    中国回教学会名义在桃园清真寺旁创办。马福祥任董事长,达浦
    生任校长,哈德成阿訇亲自授课,以培养穆斯林师资和学术人才为
    己任,可谓呕心沥血。在课程设置上,除其他课外,强调中文、阿
    文、波斯文、英文“四文”并重。

    #177277
    群贤维昌
    会员

    类似的学校还有1929年云南回教俱进会创办的明德中学,
    1928年由周级三创办的四川万县伊斯兰师范学校和1938年在宁
    夏吴忠建成的中阿师范学校。这些师范学校都为培养师资和学术
    人才作出了重大贡献。
    4.开展学术研究与《古兰经》翻译
    开展学术研究与译经活动是新文化运动的又一项重要内容,
    在中国伊斯兰教史上具有深远意义。
    民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百姓生活困苦不堪,知识分子也难
    得有一个安静舒适的生活,尤其是抗战时期,更是颠沛流离,东躲
    西藏,连生计都成问题。然而,就在这样一个艰苦的环境当中,仍
    有一批穆斯林知识分子一面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一面闹中取静,安
    贫乐道,埋头学问,开展了一系列的学术研究活动,取得了丰硕的
    成果。这个时期的学术研究范围包括伊斯兰教历史、哲学、教义
    学、教法学以及《古兰经》翻译等。这个时期出版的学术著作很多,
    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傅统先的《中国回教史》,马以愚的《中国回教
    史鉴》,金吉堂的《中国回教史研究》,马良骏的《考证回教历史》,白
    寿彝的《中国回教小史》《中国伊斯兰教史纳要》《中国伊斯兰教史
    纲要参考资料》,马邻翼的《伊斯兰教概论》,杨仲明的《回教要括》,
    马松亭的《回教与人生》,马君图的《清真要义》,马自成的《历源真
    本》等。
    这个时期还开展了对一些阿拉伯文学术著作的翻译工作。这
    方面有较大影响的成果有:马坚译的《回教哲学》《回教真相》《伊斯
    兰教育史》《回教与基督教》,纳子嘉译的《伊斯兰教》,王静斋译的
    《回耶辩真》《真境花园》《伟嘎业》(教法著作),杨仲明译的《教心
    经》等。
    《古兰经》翻译是这个时期学术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意义非
    同寻常。《古兰经》之于伊斯兰教,犹如《圣经》对于基督教一样,是
    根本的经典,是伊斯兰教法的首要源泉和依据,伊斯兰教的教义体
    系和教法体系正是以《古兰经》为准绳而形成的。
    《古兰经》在全世界穆斯林心目中具有神圣的地位,出于对《古
    兰经》的尊重,教法规定,穆斯林只有在洁净(即具备大净、小净)的
    情况下才能触摸它。同样是出于尊重,伊斯兰教法学家一开始反
    对翻译《古兰经》,认为《古兰经》是用阿拉伯文降示的“天启”(沃黑
    伊)之作,妙文天成,担心翻译会产生曲解误解,走样失真,因而对
    译经持谨慎态度。后来,随着伊斯兰教在阿拉伯以外的地区和民
    族中的广泛传播,越来越多的学者感觉到若不翻译经典,使非阿拉
    伯穆斯林不能直接学习伊斯兰教;广大的非穆斯林更是无从了解
    它。于是,以艾希•哈尼法(699~767年)为代表的著名教法学家主
    张翻译《古兰经》,才使各种《古兰经》译本相继问世。先是有了波
    斯文和土耳其文译本。约12世纪中叶,出现了基督教人士翻译的
    古叙利亚文译本和拉丁文译本。以后的译本逐渐增多。特别是
    15世纪,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建立,伊斯兰教向欧洲大规模传播,引
    起西方学者重视,直译或转译者陆续出现,其中多数译本出自非穆
    斯林之手,出版意图是供批判之用,例如天主教徒马拉奇于1698
    年在帕尔多出版的拉丁文译本名称,直言不讳地写成《驳斥古兰
    经》。后来出现了大量的亚、非、欧各种文字的译本。在中国,《古
    兰经》的整本翻译是现代史(即20世纪前50年)上的事情。在此
    之前,伊斯兰教自唐代(一般认为永徽二年,即651年)传人中国,
    经宋、元至明中叶,在这长达千年的岁月里,没有出现《古兰经》的
    文字翻译,只是由阿訇口头宣讲,群众在礼拜和其他宗教生活中诵
    读阿文原文的若干章节而已。久而久之,形成了绝大多数人只会
    诵读原文而不解其义的局面。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对伊斯兰教
    的了解只能通过穆斯林的身体活动发出的模糊信息——形体语来
    认识,如一天五次礼拜、斋月斋戒、饮食方面不吃猪肉等,而对伊斯
    兰教的深层精神和丰富内涵,由于没有汉文著述和翻译而无从把
    握,由此产生了一些模糊的概念,如看到穆斯林在宣礼塔上高呼真
    主之名(安拉乎艾克白勒)召唤众人礼拜,就把宣礼塔叫成“叫佛
    楼”;把礼拜叫做“叫佛”,等等,各种误解、误会,层出不穷。
    而其他外来宗教的情况就大不一样,其信徒有一种强烈的传
    播欲,非常注重翻译、注重宣传、注重交流。如13世纪才开始传人
    蒙古地区的基督教,不久便有了《新约全书》的蒙文译本,传教士对
    外传教,尽心尽力,不遗余力,不放过任何机会。再如佛教,它在汉
    代传人中国不久,就有一些僧侣致力于佛经翻译活动。西汉哀帝
    时博士弟子景庐从大月氏使臣伊尹口授《浮屠经》,明帝时就有不
    明译者译的《四十二章经》。以后,佛教译著更多,可以说浩如烟
    海。佛教作为外来宗教能够在中国扎根并广泛传播且得到大多数
    中国人(无论是文人学者,还是平民百姓)的认同。除了其他因素
    外,与大量佛经的翻译与著述是分不开的。
    东来的穆斯林虽把当时伊斯兰世界的天文、历算、医药、手工
    艺等应用科学知识带人中国,并在中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为中
    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却没有人把《古兰经》翻译成汉文,
    也没有用汉文阐述伊斯兰教;明末清初的穆斯林学者王岱舆、刘
    智、马注等虽然已深切地感到译经的迫切性,但他们出于对《古兰
    经》的尊重,总是谨小慎微,不敢通译全文,只是在阐述伊斯兰教教
    义时,出于引经据典的需要,零星摘译若干章节而已。后来,出现
    了《古兰经》重点选择。重点选择主要是指穆斯林民间广为流传的
    《亥听》(即《古兰经文选》)。《亥听》是穆斯林举行宗教活动时最常
    用的《古兰经》有关章节,约20章(整部《古兰经》共114章)。
    《古兰经》全文通译比起零星摘译和重点选择是一项宏伟而艰
    苦的工程,这一伊斯兰学术文化史上的大工程则是在20世纪前50
    年完成的。
    这个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成并出版汉文通译本《古
    兰经》的人是铁铮,一位不识阿拉伯文的汉族学者。他是根据坂本
    健一的日文译本,并参照罗德威尔(Rodwell)的英译本《The Koran》
    转译的,起名《可兰经》,用文言文表述,虽属转译,但未失其真,
    1927年由北平中华印刷局出版发行。有关译者生平材料,难以搜
    寻。尽管他的这个译本不是译自阿拉伯原文,但它的刊行问世,总
    算填补了一项空白,成为第一个汉文通译本,起到了激励、推动穆
    斯林学者奋起译经的作用。
    《古兰经》第二部全译本为《汉译古兰经》。由上海爱俪园广仓
    学窘于1931年3月出版,是集体合译,主译者仍为汉族学者。根
    据卷首所列名单,参加翻译者共13人,其中总纂者为姬觉弥(江苏
    睢宁人),阿文参证为李廷相(河北迁安人)和薛天辉(河北宛平
    人),英文参证为钟绂华(江苏东台人)和罗友启(上海人),日文参
    证为樊炳清(浙江绍兴人)和胡毅(浙江嘉兴人),汉文参证兼校勘
    为费有容(浙江吴兴人),审定者为英国人欧司爱哈同和中国七闽
    人罗迦陵夫人。这个译本的译者中有阿、英、日、汉文参证7人,尤
    其是有声望很高的李廷相、薛天辉二位穆斯林学者参与协作,阵容
    可观,实力雄厚。不过,习惯上总纂者的名字称之为姬觉弥译本。
    这个译本用的仍是文言体,但译文畅达易懂。在遣词造句方面,很
    注意原文构句方式、词序排列和语气特征,又具有汉语典雅朴素的
    文风。不过,美中不足的是缺乏必要的简注,局部音译词汇未加意
    译,且偶有疏漏。
    《古兰经》的第三部全译本为王静斋阿訇译的《古兰经译解》,
    先后有甲本、乙本、丙本三种,均出自他一人之手。这是由穆斯林
    学者译的第一个全译本,也是流传广、影响大的全译本。王静斋
    (1879—1948年),是一位贡献颇多的学者,原名文清,天津穆斯林。
    据本人在其所著《五十年求学自述》中介绍,他从小接受伊斯兰教
    经堂教育,学习阿拉伯文、波斯文和伊斯兰教各种知识。26岁毕
    业(挂幛穿衣),出任河北大兴县白塔村南寺阿訇,在繁忙的教务之
    余,抽空刻苦自学汉语、英语,为以后的学术研究和翻译工作奠定
    了扎实的基础。清末民初,他先后受聘于怀来县新保安、京都崇外
    花市和奉天(沈阳)开源、山东宋庄、京东三河大厂镇、北京什刹海
    寺、崇外唐刀胡同和京南安次县宋育村寺等任阿訇之职。1922
    年,取道香港、新加坡、孟买等地,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进修,课余
    到国立图书馆博览群书,感到“千百年来未经前人解开之疑问,得
    以根本解决者甚多”,“深信开罗为回教世界学府”。此后,曾去麦
    加朝觐,并游历土耳其,再返回爱资哈尔大学进修,后因双亲年迈,
    乘轮船绕道越南回国,带回伊斯兰教经典和书籍600多部。随即
    又被聘任为山东阳信、奉天安东、哈尔滨、天津、山东青州等地清真
    寺教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平津沦陷。他流徙各地,在青岛、蚌
    埠、郑州、汉口、武昌、信阳和郾城辗转逗留,历经磨难、备受痛苦,
    终于到达重庆。其间又奔赴西北,到宁夏银川继续译经。抗战结
    束后,到达台湾,曾参与筹建台北丽水街清真寺。不久返回大陆,
    1948年在贫病交加中于贵阳溘然长逝。
    王静斋阿訇毕生的贡献主要在教学(清真寺教育)和学术两个
    方面。教学方面,先后在各地清真寺任教,足迹遍及华北、东北、中
    南、华东和西南许多省份和台湾省。此间,他不安于现状,主张尊
    经革俗,严肃教法教规,往往受到保守势力的刁难。但他毫不气
    馁,到处宣传,坚持到底,其影响和作用随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示
    出来。在学术方面,他志向远大、意志坚强、甘于寂寞、克服困难,
    善于和敢于在困境中潜心钻研,甚至在战争烽火中流亡转移到轮
    船上,仍坚持译经,从不因环境的压力而稍有懈怠。有了辛勤的耕
    耘,就有丰硕的果实。除了其他译著外,仅《古兰经》翻译一项,就
    硕果累累,无与伦比。从1917年与他人合作到独立翻译,截至
    1946年,以不同文体,通译《古兰经》4遍,刊行问世的有3种(甲
    本、乙本、丙本)。
    王静斋翻译的《古兰经》第一种译本,叫甲本,由中国回教促进
    会于1932年刊行于北平,起名《古兰经译解》。协作者有:侯德山、
    陈振家、马松亭、米清文、马德宝、赵振武、杨德芳、尹伯清,这些都
    是当时平津一带的名家。这个译本的译解文字都用文言文。编辑
    显目,正文突出,释文简明扼要,一目了然。这个译本比铁铮、姬觉
    弥的译本更准确、更易懂。王静斋翻译的《古兰经》第二种译本,叫
    乙本。这个译本是在抗战期间给宁夏阿文讲习班授课时用的讲义
    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多带经堂口语。这个译本仍称《古兰经译解》,
    1942年由马鸿逵捐资石印,线装分订为10册,每册封面左侧贴上
    长条书名标签。印数极少,只有60部,因而成为珍本。
    王静斋翻译的《古兰经》第三种译本,叫丙本,仍称《古兰经译
    解》。1946年由上海永祥印书馆出版。这是王静斋三种译本中最
    成熟,也最受欢迎的一种,是千锤百炼之作。译文改用通俗易懂的
    白话文,只是偶尔带一点经堂语气。但补充了大量的注解、附说和
    书眉提要文字,特色大增,总字数90万。译者自己对三种译本的
    评价是:“甲种译解过文,不能通俗;而乙种经堂语,又非教外人所
    能了解;拟再版丙种,译笔介乎甲、乙两种之间,以便读者。”
    经过多年的翻译实践,王静斋阿訇在译经方面形成了自己独
    到的见解。他的标准既不是严复所提倡的“信、达、雅”,也不是近
    人主张的“信、达、俗”,他把“信”字放在绝对优先的地位,他认为,
    要使译文做到“达”和“雅”(或俗),“必须文气衔接,犹如长江大河
    一泻千里而自己只能追求对原文结构和本意,永远保持十足的忠
    实。因具此定义,所以译出来的文句,总是不流利。大多数读者所
    欢迎的,是文从字顺,气势流畅。至于是不是与经文的原意相吻
    合,反倒认为次要。这是读者和我意见不同的焦点。须知译经是
    把真主的语言,介绍给不识阿文的大众,并非个人做文章,极尽富
    丽堂皇的能事”。他的朴实的译风跟他朴实的作风一样,表里如
    一,文如其人。
    《古兰经》的第四部全译本是刘锦标翻译的《可兰汉译附传》,
    1943年由北平新民印书局出版。在全译本中是继王静斋译本之
    后的第二部穆斯林学者之译本。这个译本分“经”与“传”两个主要
    部分:“经”是《古兰经》原文的直译,用五号字检排;“传”是译者的
    引证、解释和发挥,其中包括旁征博采,言之有据的资料、出自经注
    家的注疏,但译者个人的理解、发挥之处也不少,均用小字号检排,
    以便区分经文的原意和译者个人的解释、发挥。这个译本的特点
    是语句半文言半白话,雅俗共赏。但是,译者在“附传”部分,用中
    国传统文化中的易理、易学解释《古兰经》,显得牵强附会,非常离
    谱。还有一些奇谈怪论。当代伊斯兰学者、《古兰经》翻译家林松
    先生认为这些是该译本中的杂质与糟粕,应该剔除。
    《古兰经》第五部全译本是杨敬修(1870~1952年)阿訇译的
    《古兰经大义》,1947年8月由北平伊斯兰出版公司刊行问世。这
    个译本以严格直译而独具特色,给人以古朴、庄重之感。
    中国现代穆斯林的译经活动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宏伟事业,它
    在中国伊斯兰文化史上,在中国文化史上,在中国翻译史上,都具
    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从中国伊斯兰文化史的角度来讲,它首
    次将伊斯兰教的根本经典《古兰经》用汉文全面、完整地展示给广
    大不懂阿拉伯文的中国穆斯林,使广大穆斯林有机会一睹《古兰
    经》全貌,通读《古兰经》全文,从而改变了中国穆斯林群众只会机
    械地诵读经文而不解其含义的局面。从此,学习《古兰经》,理解
    《古兰经》从极少数阿訇、学者的“专利”转而变成为大众所共享的
    精神食粮,《古兰经》终于从可望而不可即的“象牙之塔”走向民间,
    走近大众,进入生活。由此,伊斯兰教两个最基本的载体——经典
    和人结合起来了,经典通过人得到广泛传播,人从经典获取了知识
    和灵感。
    从中国文化史的角度来讲,《古兰经》的翻译丰富了儒家文明
    的内涵,使儒家文明更加博大精深。在某些方面,现代穆斯林通过
    译经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了儒家文明的重心。中国社会科学
    院研究员李兴华先生就此说道:“一种文明的重心,即一种文明在
    处理世间最基本的一些关系方面占主流地位的选择……一种文明
    如果侧重点(重心)选择得不妥,即不随着客观历史条件的变化而
    及时调整,那种文明就会停滞衰退。因而从认识上和宏观上对主
    流观念,主流行为的合乎客观需要的调整矫正,就具有促进文明进
    步的意义。”他进而认为以《古兰经》为核心的中国伊斯兰文化对儒
    家文明重心的矫正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重农轻商的矫正。人
    所共知,在儒家文明中有“重农抑商”“重本轻末”“无商不奸”
    的价值观念。这种观念长期阻碍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健康发展,
    而伊斯兰教认为,商业是各种产业之间的桥梁,它促进流通、活
    跃市场、引导消费、刺激生产,功不可没。《古兰经》把远行经商
    行为看作是“……寻求真主的恩惠”①,有时甚至与“圣战”相提并
    论,同日而语①正因为《古兰经》鼓励商业,重视流通,因而广大中
    国穆斯林率先投入到市场经济的潮流中,进而带动了周边的许多
    民族。二是对重义轻利的矫正。长期以来,儒家文明中占统治地
    位的价值观念是“重义轻利”,把满口仁义道德的人奉为“君子”,而
    把从事商业的人贬为“小人”。而反映在《古兰经》中的伊斯兰文明
    价值观则把义与利统一起来,协调起来,不耻于言利,不耻于求利:
    对穆斯林而言,没有义利对立的困扰和二者之间非此即彼的选择:
    追求正当的、合法的“利”,就是“义”。穆斯林常常引用《古兰经》中
    关于两世兼顾的一段话向真主祈祷:“我们的主啊,求你在今世赏
    赐我们美好的生活,在后世也赏赐我们美好生活。”②鱼与熊掌兼
    得的心理溢于言表,见于行动。从而矫正了儒家文明中重义轻利
    的倾向。三是对重公轻私的矫正。长期以来,儒家文明重公轻私.
    一味强调公,而忽略私,其结果是公私不分,常常表现为公亦为私.
    私亦为公,貌似护公,实则损公。因为公私不分明,私得不到保护.
    公也常受侵犯,损公肥私现象,屡见不鲜、见怪不怪。而《古兰经j
    所表达的伊斯兰文明价值观既强调维护公共利益,同时也确保千二
    人利益不受侵犯,凡无端没收、侵占私人财产或侵犯其他私人利益
    的行为,被视为非法(《古兰经》)④。这种观念或制度,最大限度地
    调动了人们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从而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总之,人类社会的进步,既要靠一地、一国人民的不懈努力,也
    需要各种文明之间的交流。只有开放、交流,才能不断丰富人类文
    明的成果,从而造福各国人民乃至全人类。穆斯林在人类文化交
    流史上发挥了重大作用,他们一方面把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中华
    文明的优秀成果传播到伊斯兰世界乃至欧洲,从而推动了人类社
    会的进步;另一方面,又把以《古兰经》为代表的伊斯兰文明带到中
    国,从而丰富了中华文明,某些方面还矫正了中华文明的某些
    倾向。

    #177278
    群贤维昌
    会员

    5.派遣留学生
    派遣留学生,与国外进行学术文化交流,学习异邦文明的优秀
    成果,是提高本国本民族学术文化水平的一个重要途径。中国穆
    斯林出国留学开始于清光绪年间,兴盛于民国时代(20世纪30年
    代)。在此之前,中国穆斯林只是以朝觐方式赴圣城麦加,然后游
    历伊斯兰各国,或投于某个学者(或苏非派导师)门下学习几年而
    已,没有正规的留学活动。正规的留学活动是在清末光绪年间进
    行的。
    首批中国穆斯林学子出国留学的国度是日本。来自直隶、山
    西、山东、奉天、安徽、江苏、湖北、湖南、河南、广东、广西、四川、云
    南等14个省的36名青年,满怀豪情,东渡日本,寻求知识。他们
    分别就读于早稻田大学、东洋大学、法政大学、同文书院等。学习
    法学、经济学、医学、军事学等专业。他们人在海外,却心系祖国,
    关注民族命运,光绪三十二年(1907年),在清廷驻日公使、广东籍
    穆斯林杨枢(1844~1917年)的支持下,在东京组织成立“留东清真
    教育会”,次年创办会刊《醒回篇》,旨在唤醒穆斯林重视教育,提高
    素质,开风气之先河。
    然而,对中国穆斯林思想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留学活动则是
    20世纪30年代的赴埃及留学。埃及在当时是伊斯兰世界的文化
    中心,爱资哈尔大学是伊斯兰世界的最高学府,故中国穆斯林向埃
    及,向爱资哈尔大学选派留学生是很自然的。
    中国穆斯林向埃及派遣留学生的联络与组织工作,是由云南
    回教俱进会率先进行和完成的。1930年8月,云南回教俱进会及
    所属明德中学正式致函埃及爱资哈尔大学,请求接收中国穆斯林
    优秀学子赴埃留学。爱资哈尔大学校长接到函件后,于同年12月
    279
    25日复函同意,接受中国穆斯林留学生。云南回教俱进会随即责
    成明德中学拟定选派制度及考试办法,经过半年多的积极准备,明
    德中学校长杨士敏给俱进会会长马骢提交了《本校请准支部考送
    留埃学生》报告。经俱进会批准,明德中学于1931年10月21正
    式进行公开书面考试,择优录取纳忠为公费生,张有成、林仲明为
    自费生;上海伊斯兰师范优秀毕业生马坚由该校董马晋卿资助旅
    费,由云南回教俱进会列人这一批(首批)留埃学生团。这样,首批
    留埃学生共4人,明德中学修学主任沙儒诚先生自告奋勇自备资
    费护送4名学生前往埃及,俱进会和明德中学便聘任沙先生为留
    学生团指导员。
    为保证选送学生的质量,明德中学对报考学生的资格和被录
    取学生应遵守的规章制度,都作了明确规定。关于报考资格,有四
    条规定:一,具有阿文、国文、英文、算术、史地、博物等相当成绩者:
    二,品行端正有坚决毅力者;三,获家庭同意,并签字认可者;四、除
    送去旅费外不累及学校者。关于被录取学生应遵守的规章制度有
    五条:一,留学生毕业后须回校服务六年;二,留学生须坚定意志.
    卒成其业,不得见异思迁,中途退学,违者由其家庭追还公费;三.
    留学生以学宗教、哲学、礼法、天经、圣训、历史、教育等重要学科芳
    限,不得任意修其他无关学科;四,留学生每月须有文字一篇,寄登
    《清真铎报》,以使观察其学业进展;五,留学生须注意外国学校教
    授方法、教科书目等,随时报告本校以供择采。
    从上述两项规章中,我们不难看出:云南回教俱进会作为民’互
    社团,对当时报考留学生资格要求和对被录取留学生在国外学乏
    期间的管理措施是相当严格的。这些制度和措施最大限度地保主
    了留学活动的质量,杜绝了滥竽充数现象,有效地维护了中国穆手
    林在国外的声誉,充分体现了此次留学活动的组织者严肃认真瓮
    对国家民族负责任的态度,对当代的留学活动仍有启迪意义:
    首批留学生一行五人,于1931年11月23日从香港乘法匡王
    轮启程,漂洋过海,历时51天,于12月20日抵达目的地——爱资
    哈尔大学,受到爱资哈尔大学的热烈欢迎,校长当日即会见了一行
    五人,沙儒诚先生介绍了中国穆斯林的概况,次日埃及大报——
    《金字塔报》报道了首批留埃中国穆斯林学子抵达的消息,引起各
    界关注。留埃学生开始学习后不久,为开辟今后中国各省穆斯林
    优秀青年留学爱大的渠道,同时还为了便利对中国留学生的管理
    和开展各种学术文化活动,留学生团指导员沙儒诚先生向校方提
    出了设立中国留学生部的申请。1933年5月1日申请获准,中国
    留学生部正式成立,校方聘请沙儒诚先生为中国留学生部部长。
    爱大中国留学生部成立之后,便在中国穆斯林各社团与爱大之间
    牵线搭桥,为以后中国穆斯林赴埃留学做了大量工作。沙儒诚先
    生除肩负中国留学生部部长重任之外,还考入开罗美国大学教育
    系攻读硕士,并于1938年获硕士学位,1939年1月奉调回国服务。
    首批四名中国留学生刻苦学习,取得优异成绩,在爱大为中国穆斯
    林争了光,并赢得了良好声誉,为继之而来的五批中国留学生的顺
    利派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马坚还为增进中埃之间的相互了解
    做了不少工作,他将中国古代文化大师孔子的言论集《论语》翻译
    成阿拉伯文,介绍给伊斯兰世界;又用阿文撰写《中国伊斯兰教概
    况》一书,让伊斯兰世界对中国的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有所了解。纳
    忠以优异成绩第一个获得了“学者”称号。
    第二批中国穆斯林留学生共五人,是北平成达师范学校组织
    派遣的,这五名学生是:韩宏魁、王世明、金殿桂、马金鹏、张秉铎。
    这批留学生由成达师范教务主任马松亭先生亲自护送,于1932年
    12月抵达爱资哈尔大学。抵埃后,马松亭先后拜会了埃及国王福
    德(又译福阿德)一世,福德一世应允成达师范的请求,派遣两名博
    士赛义德•穆罕默德•达理和穆罕默德•伊布拉欣•福力菲勒随马松
    亭先生到达师范任教。福德一世及爱资哈尔大学还给成达师范学
    校捐赠了大量经典和书籍,成达师范于1936年在蔡元培、顾颉刚、
    陈垣等著名学者的支持下,在北平东四清真寺内建成一座图书馆,
    内藏这些典籍,称之为福德图书馆,穆斯林中爱读书者从中受益良
    多,这称得上是一座中阿文化交流的丰碑。
    第三批留埃学生由云南明德中学派出,这批学生共三人:纳
    训、马俊武、林兴华。他们七人于1934年3月抵达爱资哈尔大学。
    第四批留埃学生由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派,共五人:金子常、
    定中明、胡思钧、林兴智、马有连。他们一行五人于1934年5月抵
    达爱资哈尔大学。同年,在印度来克脑大学留学的湖南人海维谅
    也辗转抵达爱大学习,成为第四批留学生之一。
    第五批留学生主要由成达师范学校派出,共15人:马继高、马
    宏毅、马维芝、刘麟瑞、高福尔、林寿芝、范好古、张怀德、熊振宗、杨
    有漪、丁在钦、王世清、金茂荃、张文达、李鸿清。这是民国时期,中
    国穆斯林中最后一批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批留埃学生,他们在庞士
    谦阿訇的率领下,于1938年3月23日抵达爱资哈尔大学。此间
    庞土谦阿訇于1940年应聘任爱资哈尔大学中国文化讲座讲师,开
    伊斯兰世界最高学府设置中国文化课之先河。第二年,庞士谦阿
    訇当选为爱资哈尔大学中国学生部部长,接替先期回国的首任部
    长沙儒诚先生,担负起该部的领导工作,直至1945年归国。
    综上所述,从1931年由云南明德中学派遣第一批赴埃留学
    生,到1938年北平成达师范派遣最后一批赴埃留学生,在这七年
    间,共派出33名留学生,这批莘莘学子志向远大、学习刻苦,学成
    归国后,为伊斯兰学术文化的发展,为培养中国的阿拉伯语人才,
    为促进中国和伊斯兰世界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突出贡献。
    其中马坚先后被聘为南京中央大学和北京大学教授,成为国内外
    著名的伊斯兰学者,有大量的关于伊斯兰教教义、历史、文化的阿
    文、英文译著。如《阿拉伯通史》《阿拉伯文学简史》《回教真相》《回
    教哲学》《回教教育史》《教典诠释》《回教基督教与学术文化》等,专
    著有《回历纲要》等。曾主持编纂《阿汉词典》等,还把《古兰经》翻
    译成汉文出版,成为国内外学者引用最多的译本。他还长期担任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翻译。纳忠先后被聘为云
    南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教授,成为阿拉伯历史专家,著有大部头
    的《阿拉伯通史》等著作。纳训以翻译世界文学名著《一千零一夜》
    (又名《天方夜谭》)而闻名;林兴华、林仲明先生也担任北京外国语
    学院阿拉伯语系教授,为培养阿拉伯语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
    的学生活跃在中国的外交、新闻、教学、科研等领域。定中明被聘
    为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并担任阿拉伯语系主任,著有《正道溯源》等
    著作,成为台湾学术、外交领域的活跃人物。马金鹏被聘为北京大
    学东语系阿拉伯语教授,教学、科研双丰收,曾翻译出版《伊本•白
    图泰游记》。刘麟瑞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在阿拉伯语的教学和研
    究方面被公认为权威专家,中国的许多阿拉伯语教材均出自他之
    手。张秉铎、马维芝、马宏毅被聘为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教授,为
    培养宗教人才作出了特殊贡献……总之,他们这些人堪称是中国
    穆斯林知识分子的楷模,是国家和民族的栋梁之材。

    选自《简明中国伊斯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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