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传真道网 › 论坛 › 【圣学复苏】 › 【苏菲历史】 › 中国伊斯兰教碑文选注(冯今源) › 回复 #156734
”。官署名。北齐始置,历代沿置。主官为鸿胪寺卿。
[33] 县丞:官名。始于秦,秩四百石至二百石,佐助县令、县长,并负责司法裁判。
[34] 主薄:官名。汉代中央及郡县官暑皆置主薄,以典领文书,办理事务。外官设于知县以下,与县丞、县尉同为县之佐官。
[35]
典史:官名。元始置。明、清因之。为知县属宫,每县置一员,无品秩。其职责为典文移出纳及捕盗、狱囚等事;如县丞或主薄缺,则兼领其职。
[36]
转录自陈达生主撰《泉州伊斯兰教石刻》第9页。原文无标点。空格处所填字,系据白寿彝《跋吴鉴‘清净寺记’》及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补。《泉州伊斯兰教石刻》云:“重立清净寺碑(公元1507年):艾苏哈卜寺门楼甬道后东侧,登台阶数级,有一堵矮墙。墙上并排安嵌二石碑,南首者即是此碑。花岗岩石琢成,通高260、宽110厘米。碑面阴刻文字,风化剥蚀严重。碑首横刻篆体六大字‘重立清净寺碑’,以下竖刻22行,每行60字。”
[37]
清净寺:泉州著名清真古寺,位于今泉州市东南部,寺南临通淮街,北依五代、北宋时的护城壕(八卦沟)。近十余年来,学术界依据该寺门楼甬道后北墙上所嵌阿拉伯文纪年石刻,普遍认为该寺本名应作“艾苏哈卜寺”(Ashab
Mosque),创建于伊斯兰教历400年(公元1009-1010年),即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二至三年,创建人不详。伊斯兰教历710年(公元1310-1311年),即元武宗至大三年,波斯南部城市设拉子(Shiraz)著名的“鲁克伯(意为骑士)哈只”即艾哈玛德·本·穆罕默德·贾德斯,为该寺“建筑了高悬的穹顶,加阔了甬道,重修了高贵的寺门并翻新了窗户”。中青年学者陈达生先生进而断定,称艾苏哈卜寺为清净寺,系明代以来历史学家之误。他认为,艾苏哈卜寺与清净寺实为二寺,而非一寺,二寺创建、修建年代及主持者姓名毫无相似之处;之所以将二寺误为一寺,皆因明正德丁卯(1507)年将这块《重立清净寺碑》误立于艾苏哈卜寺内所致。他在主撰之《泉州伊斯兰教石刻》第10页中写道:“元末,泉州发生战乱,色目人互相残杀,大部分教寺建筑被毁,清净寺可能也毁于此时。一百多年后,社会趋向安定,泉州穆斯林重修教寺,觅得吴鉴撰写的旧碑,因字迹漫漶不清,重刻了碑文。可能当时当地能懂阿拉伯文的人很少,对艾苏哈卜寺内的阿拉伯文纪年石刻难以认清,所以将《重立清净寺碑》误立于艾苏哈卜寺内,尚书赵公荣又在寺额上题书清净寺大匾,致使张冠李戴,延续至今。”
[38]
大寔、帖直氏:均为波斯语Tajiks之音译。冯承均原编、陆峻岭增订《西域地名》(中华书局1980年2月增订本)91页:“Tajiks,一作Tazi,波斯语一种依兰(Iran)种族之称,唐时则为阿拉伯(Arabes)人之号。《经行记》、《新、旧唐书》、《岭外代答》、《诸蕃志》、《宋史》、《辽史》均作大食,《求法高僧传·玄照传》作多氏,《往五天竺传》作大寔,《东征传》、《册府元龟》卷907、《继业行记》作大石。……又有人谓前一大食为条支对音,而以其地在今之伊拉克(Irak)国者。”
[39]
安息:冯承钧《西域地名》有三解。其一,“Arsaces,汉之安息王朝,后为萨珊王朝所灭。此名与安息二字之读音相近……”其二,“Partava,古波斯语安息国名,中世波斯语作Partu,《希腊古地志》作parthyaea,梵语作Pahlava。《前汉书·安息传》‘安息国王治番兜城’,又《乌弋山离传》‘北与朴桃接’,北宋本《三国志》有排特(诸书皆作持),兹三名疑皆为其对音。”其三,“Bokhara,《魏书》为忸密,又为安息,《隋书》为安国,《西域记》为捕喝,《新唐书》曰安国,一曰布豁,又曰捕喝,治阿滥谧城,即康居小君长罽王故地。《前汉书》之罽城,《西游录》作蒲华,《亲征录》作卜哈儿,《元秘史》作不合儿,《元史》有蒲华,不花剌,卜哈儿诸译,《明史》作卜花儿,《魏书》又有副货国副货城,《元史·察罕传》之孛哈里城,疑亦为其对音。今苏联中亚之布哈拉。”
[40]
条支:《西域地名》有二解:其一,“Irak,《经行记》云:大食‘一名亚俱罗’。又云:‘苫国在大食西界,有大川东流入亚俱罗。’按:苫国即Scham之对音,为大食人Syria之称,考黑衣大食最初都城叙利亚(Syria)语名Aqula,则确为亚俱罗之对音,此城即《元史·西北地附录》之苦法(kufa),今其地为伊拉克国。又有谓此地为汉之条支。”其二,“Syria,今之叙利亚。有人以其地为古之大秦、海西、条支诸国,然确为《经行记》之苫国。”
[41]
土番:番,音博(bó)。又作“吐蕃”,公元7世纪至9世纪在青藏高原建立的藏族政权,以拉萨为都。原为唐人对该政权之称谓;吐蕃政权崩溃后,宋、元、明初史籍仍沿称青藏高原及当地土著族、部为“土番”、“吐蕃”或“西蕃(番)”。
[42]
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境内。《西域地名》77页云:“Qoco,一作khoco,兹二名並见德人在吐鲁番所得突厥文写本。伯希和考订为高昌之对音。其地即为今吐鲁番县属之哈剌和卓城(Karakhoja),亦称亦都护城(Idikut-Sahri),俗称Dakianus
Shahri,汉时为高昌壁,唐时为高昌县,宋元时为高昌回鹘国都,《辽史》为和州回鹘。《元史》谓高昌国王亦都护,盖指此国。《金史》、《西游记》亦讹译而为和州。《元史》又有哈剌火者,哈剌霍州,哈剌火州,合剌禾州,合剌和州,火州诸译。《高昌偰氏家传》云:‘高昌今哈喇和绰也。’《明史》云:‘火州又名哈喇,在吐鲁番东三十里。东有荒城,即为高昌国都。’《西域图志》有哈剌和卓城,皆指其地。”
[43]
安南:今越南。唐安南都护府地。五代晋时独立,建国号为瞿城、大越等。北宋开宝八年(957)封其王为交趾郡王,南宋隆兴二年(1164)改封为安南国王,此后即称其国为安南。明永乐五年(1407)以其地置交趾省,宣德二年(1427)复独立建国,我国仍称之为安南。15世纪以后,其南部疆土不断扩展,占有占城国全部和真腊国的一半,横临暹罗湾。清嘉庆七年(1802),改国号为越南,但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民间多仍沿称其安南旧名。
[44]
市列:《泉州伊斯兰数研究论文选》(福建人民出版社l983年6月第1版)书末附录3,亦为《重立清净寺碑》全文,与《石刻》本小有差异,此处即其一。《文选》不作市列,而作“布列”。
[45]
□异:《泉州伊斯兰教石刻》及上注所引《文选》,“异”字前均为一方框。白寿彝《跋》文中录文作“不异”;杨永昌《早期伊斯兰教学术在中国传播情况的探讨》(载甘肃民族所编《伊斯兰教在中国》,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版,第66页,以下简称“杨文”)中录文却作“迥异”,不知孰是?
[46]
[俗]重杀,好善:此俗字据白寿彝、张星烺文补。杨永昌文该句作“不重杀生,好善”。杨先生文内分析道:“根据伊斯兰教教义的规定,‘俗’字可能对,不知《泉州宗教石刻》所引全文系原拓碑文还是排印时手笔之误,有待今后考证核实。”知杨文所据乃50年代吴文良先生之《泉州宗教石刻》也。今源以为,此处应以“俗”字为是,故补之。
[47]
雕镂器皿尤巧:早在唐宋时期,阿拉伯、波斯那些精美的工艺品即已传入中国,受到中国人民的喜爱。唐代诗圣杜甫尝作《荆南兵马使太常卿赵公大食刀歌》,讴歌“大食宝刀”制作之精。《宋史·大食传》中的琉璃、碧白琉璃酒器,《岭外代答》中的碾花琉璃,当时人们称为“大食料”,后来又称“回回料”,都是精美的工艺品。故《宋史·大食传》中云:“市肆多金银绫锦,工匠技术咸精其能。”元代有“大食瓶”传入中国,其质量巧薄、清坚,以阿拉伯文及花穗为饰,美观、素雅、高洁,诗人吴渊颖将其喻为“龙宫宝”,叹为鬼斧神工之作。
今源按:该句以上为碑记的第一部分内容,概述大寔之地理位置、风土人情、气候物产、书法工艺等。作者吴鉴所据全靠史书,对阿拉伯的文史知识不多,故所述有的对,有的不对。如所谓“自古绝不与中国通”,即非史实。又所谓阿拉伯人“俗重杀”,似受《经行记》和《新唐书·大食国传》影响,不为无因,但这种叙述亦属片面,易使人误认为阿拉伯人重杀而不重和平。
[48]
国俗:《泉州伊斯兰教石刻》及《论文选》均无此二字;白寿彝、张星烺著作中均为“国俗”;杨永昌文则据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作“国民”。
[49]
累世犹不敢易焉:至此句,为碑记第三部分内容,即详述伊斯兰教基本教义、经典。对此,白寿彝教授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吴记述谟罕蓦德之教,为吾人所见唐宋元之汉文记录中最得其要者”;“吴记以后,如在伊斯兰寺院碑记中寻觅其续,迄于今日,实尚未见一文足以当之。”详见《跋吴鉴<清净寺记>》一文。
[50] 隋开皇七年:公元587年。从该句起至“赐号怀圣”句,白寿彝《跋》中不见。
[51] 宋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
[52]
撒那威:波斯语Shiraf之译音。《西域地名》84页:“Shiraf,中世纪波斯湾著名港口,在Basra与Vbolla东南之Fars地方海岸处,今已废。元吴鉴《清净寺记》之撒那威,《桯史》之尸罗围,《诸蕃志》之施那帏,皆为Shiraf对音,指Shiraf人而言。此港在中世纪常与中国通航。”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193页注(四)亦云:“撒那威即Shiraf之译音。鄙人尝译作西拉甫者也。北宋时,该港为波斯湾境内最盛商埠。”
[53]
泉州之南城:泉州学者曾就“南城”问题进行探讨。吴文良先生提出,泉州之南城是南门城,简称南城(旧称镇南门),那批因营商获大利的外国侨民都集居在城南;而通淮门是偏于东南方,不是面向正南;更从寺中阿拉伯碑记看,有“这是侨居此邦伊斯兰教徒们的第一圣寺”之说,似乎含有除本寺外尚有第二座寺的意味,便在《泉州宗教石刻》中说:我们很“怀疑”吴鉴的碑记“或者”最初是在南门的另一座清净寺。“这个地方(南门城)正是宋元时代,蕃商麇集之所,就是当时所谓‘蕃坊’。阿拉伯人在‘蕃坊’内建立伊斯兰教堂,是有可能的。”庄为玑先生在《泉州清净寺的历史问题》(载《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3年第4期)一文中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南宋张读的《重建州学记》说:“(郡庠)建在州城南之东门”。所谓城南的东门,就是现在的涂门街。所以吴鉴所说的“南城”,也就是城南的涂门街的意思。“为什么涂门街称为南城呢?因泉州城是个不等边三角形,南北长,东西狭。城中有两个十字路,北有顶十字,是城北部分,南边有下十字路,下十字以南的部分,都是城南部分。涂门街也是属于城南部分的街道,所以吴鉴称之为南城是有道理的。”他进而认为,吴先生说回教寺必须建在“蕃坊”中也是没有根据的,泉州没有“蕃坊”。“泉州有‘蕃坊’之说,是倡自日、德、美等国的‘学者’。他们主观推测说泉州有‘蕃坊’在泉南。‘泉南地临晋江,便于出海,故置蕃坊于此,广州亦然’,我们不应该盲从他们的说法。”他承认,泉州确有外国侨民和商人集中居住的“泉南”,如《诸蕃志》所称:罗护那建刹于城南(984-987年)。施那帏蹻寓泉南(1131-l162年),罗巴智力干父子居泉之城南(1208-1224年)。但是,他强调“这个城南或泉南并不等于‘蕃坊’。因为泉州既有外国侨民和商人集中居住的泉南,也有‘蕃商杂处民间’‘蕃汉杂居’的现象。如果承认泉南等于‘蕃坊’,那么那杂居地要叫做什么名称呢?”后吴文良先生又在《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4年第1期发表《再论泉州清净寺的始建时期和建筑形式》一文,与庄先生商榷。文中,除否认他说过“回教寺必须建立在所谓‘蕃坊’中”这句话,更以自己在南门城的考古发掘实践及中外学者关于城南有外国人集居地的考证,强调说泉州在宋元时确有“蕃坊”。80年代初,庄先生在与青年学者陈达生合作的《泉州清真寺史迹新考》一文中,修正了自己关于“清真寺的建筑地点就是在现今的涂门街”的观点,提出位于今泉州东南通淮街的是北宋圣友寺(即现存的艾苏哈卜寺);而现已不存的清净寺寺址则“在今南门排铺街附近”,“可勿庸置疑”。
[54]
没塔完里:阿拉伯语al-Mutāwāli的音译,又译作穆泰瓦利,意为寺产或麻札财产的管理人员。在我国,多称作“管事乡老”,有些地方称“学董”、“社头”、“社首”,相当于今清真寺民主管理委员会中主管寺务的主任。多由富有而德高望重的长者中经寺坊穆斯林协商推举产生,负责管理清真寺的土地、房产及各种宗教收支费用,筹办各种宗教节日活动,办理丧葬事宜,决定阿訇的选聘、留任及其他各种寺务。因此,对清真寺而言,这是一个决定其兴衰的重要职务。
[55] 至正九年:公元1349年。
[56]
摄思廉不鲁罕丁:白寿彝、张星烺、杨永昌诸文均作“摄思廉夏不鲁罕丁”。今源按:据《闽书抄》载,不鲁罕丁为“西洋喳啫例绵(今伊朗卡泽伦城)人。皇庆(1312-1313年)间,随贡使来泉。[住排铺街],修回回教,泉人延之住持礼拜寺。寺,宋绍兴(1131-1162)创也。“元顺帝至正七年(1347)左右,摩洛哥旅游家伊本·白图泰尝至泉州。其《游记》述曰“刺桐(即泉州)城的廉士中有一位开才龙(kāzerūn,即卡泽伦,亦即《闽书抄》之喳啫例绵)人氏,名叫白尔汗丁(Burhān
al-Din,即不鲁罕丁),城外有他的一座道堂。”他位居“众伊斯兰长老们之首”。摄思廉,阿拉伯语Shaikh
al-Islām的音译,今译“谢赫·伊斯兰”,意为“伊斯兰长老”。夏不鲁罕丁之“夏”字,亦为阿语shaikh之译音,即“谢赫不鲁罕丁”或“不鲁罕丁长老”之意。将其置于“摄思廉”之后,似既有重复、强调其长老身份之义,又有开泉州夏氏掌教家族先河之义。
[57]
舍剌甫丁:《伊本·白图泰游记》中载,泉州当时留居之回教商人领袖中,除白尔汗丁外,又有“塔伯利资(Tabriz,又作帖必力思,在伊朗西北境,今称大不里士)大商赛洛夫爱丁(Sharif
al-Din)者同时至。余在印度时,欠赛君债甚多。赛君生意场中,惠我实多,至今余甚感之。赛君能默诵《可兰圣经》,每日必祈祷。”(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第76页)这位赛洛夫爱丁,即是吴鉴记中之舍剌甫丁(Sharif
al-Din)。以其能诵经及“每日必祈祷”,故任哈悌卜一职,作摄思廉之助手,可谓得人。
[58]
哈悌卜:阿拉伯语khatib之译音,今译“海推布”,旧译又作“鸣教”、“唱教”,意为“宣讲教义者”、“宗教演说家”。与伊玛目、穆安津合称“三掌教”,专门负责宣讲教义教法,并于主麻日聚礼时在“敏拜尔楼”(讲坛)上宣念“呼图白”。
[59]
里人金阿里质以己赀,一新其寺:《泉州伊斯兰教研究论文选·附录》及白、张、杨文中,“质”字均作“愿”字。关于金阿里为何人,学术界有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见于1981年福建省社联历史学会厦门分会编印《史论》第1辑所载吴幼雄文章《试论泉州伊斯兰教寺的创建时间》。吴文认为“金阿里是金吉之子,也即助那兀纳攻莆田,为陈友定所杀的金阿里。”其依据为《泉州府志》之《金吉传》:“金吉号一庵,先为上都人。至顺间,以捕盗功授武略将军,左副翼万户府上千户,镇守泉州路。……擒那兀纳槛送行省,兵不血刃,市不易肆。殁后,州人醴祀之。长子呵哩,先以陈、柳之乱倡义徂征,死节于莆。次嘛晗吻,遵父遗命,葬吉于东郊荔林之原,遂世为泉人。”又依据嘉靖三十四年(1555)《清源金氏族谱》。《谱》中有明嘉靖时文人朱梧所撰《二世祖元处士肃轩府君传赞》:“公名呵哩,武略将军一庵公长子也。豪逸雄伟,好孙吴之学,论难不能屈,授之阵法,慨然武功自许。适陈同、林珙二家媾乱……遂以白牌舍人召募义兵,抵莆……力战不支,兵溃身死焉。泉人义之,纪于《通志》。公平日轻财乐施,慈仁广爱,敦尚回教。回人泉中旧有清净寺,圯废岁久,公以木石一新,钜费靡算,楼宇壮敞,至今侈观。回人德之,相率勒石寿功云。公娶陈氏,一子延宗。卒附东郭祖坟之侧。”《谱》之“世系大略”亦记云:“贰世:元至正年间,二世祖处士肃轩府君,公名呵哩,号肃轩,行一……至正二十六年(1366)身殁莆阳。一子,延宗。”依据可谓过硬。第二种意见是陈达生提出的。他在《金阿里与清净寺》一文中认为,据金吉、金呵哩父子业绩考证推算,“则重修清净寺时(公元1350年),金呵哩才14-19岁,尚不能自立。即便按其上限再加上5岁(实际上亦不可能),亦仅24岁。他既非世代商贾,又非自贩舶于海外之暴发户,经济条件有限,‘愿出己赀,一新其寺’实可疑也。……按(吴鉴)此文所载,该寺废坏不治的程度严重,不仅一般教徒无法,甚至摄思廉不鲁罕丁也无计可施,其修寺之费必定甚为浩巨。依此,即便是金吉本人,以其区区一武宫,亦无法独赀修寺,更何况其乳臭未干,尚不能自立的长子乎?假设为金呵哩合家投赀,彼时金吉正当四十岁,年富力强,当铭刻金吉之名,而非金呵哩之名。”所以他的结论是:“至正十年(公元l350年)独赀重修清净寺的金阿里,乃是一名居留泉州的阿拉伯(或波斯)虔诚的穆斯林,其与金吉当为同龄之人物,而非为其下辈。金阿里或是一名世代经商的穆斯林富商,他并未入仕,拟称里人。其与金吉长子金呵哩风马牛不相及。《清源金氏族谱》内朱梧的《二世祖元处士肃轩府君传赞》及附录《重建清净寺碑》文,乃是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修谱时撰赞者别有用心的强扯附会。”第三种意见来自日本前岛信次教授。《东洋文库研究部纪要》第32卷载其《元末的泉州和回教徒》一文,文中引《八闽通志》转载“至正近记”的一段话,记至正二十六年(1366)六月,一位叫余阿里的江西省左丞在兴化,遏制赛甫丁、扶信奔败之兵,开分省,立官府,使余民稍有生意。前岛教授认为,余阿里“这个名字似乎与泉州穆斯林中一位著名人物金阿里相混淆。我无法肯定哪一个是正确的,但‘金’更有可能,他作为江西省左丞率军由海入兴化。”也就是说,余阿里可能是金阿里的误写;他是江西省左丞,又是重修清净寺的里人金阿里。
[60]
职方:(1)官名。《周礼》夏官所属有职方氏,掌管地图与四方的职责。由唐迄清,兵部皆设职方司,北洋军阀统治初期亦设于内务部,主要掌管疆域图籍。(2)古代地理著作名。《周礼·夏官·大司马》中的一篇。
[61]
西使:即《西使记》,书名。元刘郁撰。一卷。记常德于蒙古九年(1259)奉蒙哥汗之命,自和林西行觐见旭烈兀于西亚的沿途见闻,对中亚、西亚风土人情记述颇详,约1300余字,是有关当时东西交通的重要史料。内有记“天房国”之文曰:“报达之西,马行二十日,有天房,内有天使神,胡人之祖葬所也。师名癖颜八儿,房中悬铁絙,以手扪之,心诚者可及,不诚者竟不得扪。经文甚多,皆癖颜八儿所作。”该记最早载于元人王恽《玉堂嘉话》。近人丁谦、王国维曾予考订。国外有法、英文译本。
[62]
岛夷:即《岛夷志略》,书名。元汪大渊撰。一卷。书前有至正十年(1350)张翥序和九年吴鉴序。作者曾先后两次随商船浮海历数十国,故书中百条见闻多与作者游踪有关。其中记海外各国山川、道里、国情、民俗、物产、贸易等颇详,东至澎湖、文老口,西至阿拉伯海、东非沿海,所涉国名90余、地名220余,为上承《岭外代答》、《诸蕃志》,下接《瀛涯胜览》、《星槎胜览》的重要地理志书,对研究元海外交通史、中阿关系史及亚非古代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抖。其记“天堂国”云:“天堂地多旷漠,即古筠冲之地,又名为西域。风景融和,四时皆春也。田沃稻饶,居民乐业。云南有路可通,一年之上可至其地;西洋亦有路通。名为天堂,有《回回历》,与中国《授时历》前后只争三日,其选日永无差异。气候暖,风俗好善。男女辫发,穿细布布杉,系细布梢。地产西马,高八尺许。人多以马乳拌饭为食,则人肥美。贸易之货,用银、五色缎、青白花器、铁鼎之属。”有“知服斋丛本”。部分内容曾被译为德、法、英文。
[63] 由来非一日情也:《泉州伊斯兰教研究论文选·附录3》,“情”作“绩”字。
[64] 羁縻:笼络而使之不生异心。又作束缚解。音鸡迷(jīmí)。
[65] 汉唐……臣服:此句似亦可断作“汉唐通西域,羁縻不尽,臣服”。
[66]
今泉造礼拜寺增为六七:庄为玑、陈达生《泉州清真寺史迹新考》曰:“现就这些尚存的遗迹考证当时的教寺分布情况,大致如下:一在今城东南,名为北宋圣友寺(即艾苏哈卜寺—引者);二在城南,名曰南宋清净寺;三曰涂门外津头浦的宋也门寺;四曰南门元穆罕默德寺;五曰东门外东头乡元纳希德重修寺;六曰元无名大寺。此外,还有其他石刻尚在继续考证之中。可见,泉州‘礼拜寺增至六、七’之记载,乃真实不虚。”
[67] 硕力:大力。硕,音烁(shuò),旧读时(shí),本谓头大,后引申为凡大之称,如“硕果累累”、“硕大无朋”。
[68] 广:应为“廉”字之误。
[69]
益绵:阿拉伯语al-imām之音译,今译作伊玛目,原意为领袖、表率、率领者和思想理论界权威。有多种用法(参见《中国伊斯兰教百科全书》660页)。此处专指在寺内率众礼拜的阿訇。在中国,以前又称“掌数”,在“三掌教制”中位居首位,取世袭制。负责寺中各种教务活动,故后文释之“犹言住持也”。
[70] □:似应为“志”字。
[71] 明经:唐代科举制度中科目之一,与进士科并列,主要考试儒家经义。清代用作贡生的别称。
[72]住持:佛教僧职。原为久住护持佛法之意,后用为寺院主管僧之职称。道教后亦采用此称,指道观之主要负责人。
[73]都寺:亦作“都总”、“都管”,佛教僧职。禅宗寺院东序六知事之一,统管总务。《百丈清规》卷4:“古规惟设监院,后因寺广众多,添都寺以总庶务。早暮勤事香火,应接官员施主,会计簿书,出纳钱谷,常令岁计有馀。”
[74]谟阿津:阿拉伯语al-mu’adhdhin的音译,旧译又作“买曾”,今译作“穆安津”,原意为“宣礼员”。清真寺内按时呼唤穆斯林作礼拜的人。吴鉴言其为“唱拜者”是对的。公元623或624年,阿布杜拉·本·栽德首创唤拜仪式,由释奴比拉勒(Bilā1,?-638或642年)任之。其任务是召集教众,请伊玛目,宣布礼拜仪式开始。后成为一项必行的宗教仪式——唤礼,俗称“喊邦克”或“念邦克”。在中国,为“三掌教”之一,以前多世袭。
[75]总管孙文□□顺:杨永昌文作“总管孙文、英顺”。
[76]平准:杨文作“平淮”。
[77]冯马沙:《泉州伊斯兰教研究论文选·附录》作“乌马沙”。
[78]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
[79]夏彦高:杨文作“高彦海”。
[80] □者旧:杨文无此三字。
[81]迭元高:杨文作“赵元高”。
[82]尚书赵公荣:赵荣,明中叶回族政治家、外交家、书法家。以“能书”、“忠义”、“善口辩”名闻于朝,因奉迎英宗返京复辟立功,进尚书。《明史》卷171《杨善传》后附《赵荣传》云:赵荣,字孟仁。其先西域人,元时入中国,家闽县。舅萨琦,官翰林。从入都,以能书授中书舍人。正统十四年(1449)十月,也先拥上皇(英宗朱祁镇)至大同……遂犯京师。奉上皇登土城,邀大臣往迓。荣慨然请行。大学士高谷拊其背曰:“子忠义人也!”解所佩犀带赠之。即擢大理右少卿充鸿胪卿,偕右通政王复出城朝见,进羊、酒诸物。也先以非大臣,遣之还,而邀于谦、石亭、王直、胡濙出。景帝不遣;改荣太常少卿,仍供事内阁。景泰元年(1450)七月,擢工部右侍郎,偕杨善等往。敕书无奉迎语,善口辩,荣左右之,竟奉上皇归。……进左侍郎。天顺元年(1457)进尚书。曹钦反,荣策马大呼于市曰:“曹贼作逆,壮士同我讨罪!”果有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