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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 月, 2011 11:59 上午 #16379
千古一笑
会员神秘的国土与神秘的教派
——读《印度苏非派及其历史作用》
薛克翘
全世界的许多人都认为印度是一个神秘的国度,即使是到过印度多次的人也觉得她神秘莫测。其主要原因大抵来自印度的宗教。印度以宗教繁多著称于世,众多的宗教共同铸成了印度文化的多元性特征。宗教自身的神秘性使得多样的印度文化放射出奇异的光芒,而在诸多的宗教中又有许多神秘主义派别,又使得本已奇异的印度文化平添了一道道令人迷幻的色彩。印度的苏非派就是这样一个神秘主义教派,它是伊斯兰教的一支,已经在印度流传了上千年。
唐孟生博士的博士论文《印度苏非派及其历史作用》最近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这部书为我们详细介绍了伊斯兰教苏非派在印度的传播和发展,也描述了中世纪印度这块土地上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作为第一批读者捧读此书,深深感到,书中不仅给与我们许多关于苏非派的知识,而且还以一些独特的见解令人耳目一新,深受启迪。现将一些心得书之于次,以就教于学术界同仁。
关于印度这片土地,国人了解甚少。多数人所知道的,除了神秘之外,就是它的酷热。然而,印度实际上是一片富饶的土地。固然有崇山峻岭,有荒漠流沙,有水旱灾害,有瘟疫流行,但总的看,那是一片沃土,是一个乐园。这样说,也许会引起人们的怀疑:那不成了佛教所描绘的“西方净土”、“极乐世界”了吗?从某种意义上说,的确是这样。古代印度以富庶闻名,吸引了无数个民族先后进入印度,其中只有少数是掠夺了就走,而多数是以占领为目的,落地生根。的确,各种人物都可以在印度找到自己的归宿,似乎都比较容易达到自己的目的:谋取财富的在这里发了横财,谋取权力的在这里当上统治者,寻求精神安慰的在这里得到了宁静,寻求精神解脱的在这里找到了法门。所以,这里不仅是冒险家的乐园,也是宗教家的乐园,不仅是勤劳致富者的乐园,也是懒汉懦夫们的乐园。在这里,人们可以各行其是,各得其乐,似乎至今如此。
那么,中世纪的印度(这里特指穆斯林统治时期)是什么样子?正如《印度苏非派及其历史作用》一书所说,尽管穆斯林入侵者在开始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抵抗,他们的统治也相对严酷,难免流血冲突。而一旦他们站稳脚跟便会意识到,驭民必须刚柔兼及、软硬兼施,政策必须调整(参见该书第二章第一节)。于是,当刀光剑影化去,尘埃落定之际,印度城市仍然是一片歌舞升平,农村依然是一派田园风光。伊斯兰教苏非派之所以在印度得到空前的发展,正是因为有了印度的那个特殊时代、特殊社会,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精神环境。
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发展风头正健。穆斯林已经陆续在阿拉伯半岛、北非、西亚和中亚建立起巩固的宗教政权,并在南亚和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夺取了政权。这就奠定了伊斯兰教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也大体促成了今天伊斯兰教的世界分布格局。可以说,那个时代是伊斯兰教兴旺发达的时代。以强大的政治和军事为后盾,伊斯兰文化在南亚地区得以迅速推广,苏非派也完全有条件乘机而入(参见第一章第二节)。
印度的社会毕竟有其特殊性。它虽然显得如同一盘散沙,对入侵者有利,但印度有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印度教信仰根深蒂固。这一信仰恰恰是维系印度社会整体性的精神纽带,所以,穆斯林入侵之初的印度社会基本上可以叫做印度教社会。在这样的社会,迫使一些印度教徒改宗伊斯兰教是可以的,但彻底摧毁那条纽带则是不可能的。于是,伊斯兰教也不得不设法适应印度的特殊宗教氛围,或者说在和平共处当中蒙受印度教的一些影响。而在此过程中,被排斥在伊斯兰教正统派之外的苏非派却大有用武之地,得到了空前绝后的发展良机(参见第二章第二节和第三章第二节),以至使他们取得了在西亚、非洲和中亚无法取得的成就。
苏非派之所以能够迅速适应印度的环境、融入印度的社会,理由首先来自于它自身的先天因素。在苏非派形成之初就受有印度教和佛教某些思想的影响,所以苏非派对印度特殊的宗教氛围并不陌生。苏非派早期的禁欲主义和苦行主义倾向除了有《古兰经》的依据而外,还有印度教和佛教出世哲学的影响,因为印度教和佛教的苦行主义与禁欲主义要远远早于《古兰经》所产生的年代,而且还要比《古兰经》系统和成熟得多。至于9、10世纪间苏非派关于“我”与真主的关系——“我即真主”论,以及如何达到“我”与真主合一的修炼理论——“神爱论”和“神智论”,都是典型的印度教“我即是梵”、“梵我一如”理论的翻版(参见第一章第一节)。反过来,苏非派所主张的苦行、禁欲、出世以及神秘主义的修炼理论也容易被广大印度教徒所接受,同时他们的修炼实践也使他们适合在印度这样的自然环境中生存。其次,印度苏非派还采取了入乡随俗的积极态度去主动革新和丰富自己的理论。他们本不大拘泥于《古兰经》和圣训的条文,也不墨守本门先师的成说,而是大胆吸收印度教教义中的成分来完善自己。这种主动适应无疑是当时苏非派的活力所在。正如我国印度历史学家林承节先生在该书序言中所说,“在深入钻研史料和进行对比的基础上,作者正确地指出,苏非派的神秘主义和泛神论倾向与印度教的神秘主义和泛神论有相近之处,这与它属民间教派有关,也可能是它在进入印度前曾受过印度教哲学和神学思想的影响;更重要的,在渐渐传入印度的过程中,一些睿智的起主导作用的思想家在熟悉印度情况以后,主动地打破常规,更新本教派的某些观点,提出了易为印度教徒接受的新的哲学、神学思想和新的活动方式。”
苏非派进入印度正好解决了穆斯林统治者所面临的难题,所以,印度苏非派的第一个历史功绩是与政治相联系的(参见第二章第三节)。他们之所以能够与统治者建立密切的关系,主动权不在于他们而在于苏丹和皇帝们。所以,虽然说统治者和苏非派的关系属于相互利用的关系,但从根本上讲,他们是统治者的工具。统治者需要就支持他们,不需要就抛弃他们;有了统治者的支持他们就兴旺发达,没有统治者的支持他们就分裂衰落(参见第三章第二节和第四章第二节)。书中从积极的角度看待印度苏非派的历史作用,认为印度苏非派的第一功绩是在客观上缓解了“宗教压迫,促进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和睦相处”。这是一种公正客观的评价,体现了作者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参见第五章第一节)。亦如林承节先生所说,“这样以是否有利于历史发展为标准考察苏非派的作用,给以实事求是的评价,构成了本论文的核心论点,可以说这是它在立意上富于创新的最集中最鲜明的表现。”印度莫卧儿王朝阿克巴当政时期,印度苏非派的确对阿克巴的治国大计产生过重要影响(参见第三章第一节)。可以说,阿克巴的宗教宽容政策对社会稳定意义重大,为印度文化的再度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印度苏非派的另一历史功绩是促进了印度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参见第五章第二节)。应当说,印度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是异质文化,各成体系。大批穆斯林来到印度是以征服为目的的,因此这两种宗教文化的大规模遭遇必然是对抗性的。苏非派在两大文化间成功地起到了调节作用。他们在两大文化间找到彼此接纳和融合的契合点,从而促进了两教文化的发展。尤其是在阿克巴时代,由于宽容宗教政策的实施,印度的宗教、文学和艺术都出现了繁荣局面。如果说笈多时代是印度文化的大发展时期的话,那么,阿克巴至沙·贾汉时期则是印度文化的另一个大发展时期。不同的是,前者的印度文化是以印度教文化为主,以佛教和耆那教文化为辅,而后者的印度文化是以印度教文化与伊斯兰教文化相融合为显著标志的。我们看到,在这一时期,虽然佛教已经从印度本土消失,但一个新的宗教——锡克教却已发展成熟;印度教的虔诚派也得到进一步繁荣。虔诚派的文学创作活动异常活跃,影响深远的《苏尔诗海》和《罗摩功行之湖》大体都创作于这个时期。伊斯兰教的建筑和绘画艺术在这一时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沙·贾汉时代的泰姬陵自不用说,此前的阿克巴时代也留下了许多著名建筑,如德里的胡马雍陵、阿格拉的红堡以及法塔赫普尔·西克里城等。继承了波斯风格的莫卧儿细密画在此期间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而细密画的拉贾斯坦流派也同时形成。至于苏非派信徒们的文学创作,则在此期间达到高潮。他们在16世纪写有大量的叙事传奇诗,其中最著名的是《莲花公主传奇》。有趣的是,他们的这些诗大多是用印地语文书写的,是当时印度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相融合的有力证明。
读了《印度苏非派及其历史作用》一书,收获何止于此。
10 2 月, 2011 2:33 下午 #179019:handsh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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