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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4 月, 2011 10:02 上午 #17400
群贤维昌
会员福州市是一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自古以来就是商业繁华之地。唐宋时期,随着福州海外交通的发展,大批阿拉伯、波斯商人来到福州,伊斯兰教也在此时开始传入福州。在此后一千多年的时间里,福州伊斯兰教经历了兴起发展、繁荣兴盛以及逐渐衰微的过程,本文试图就这一历史过程作一番梳理。
一、唐宋福州穆斯林的东来与伊斯兰教的传入
早在唐宋之际,已经有穆斯林来到福州,这批穆斯林把伊斯兰教带进福州。伊斯兰教传入福州,与福州海外交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唐至五代十国,福州的对外贸易颇显活跃,许多外国商舶来闽贸易。政府为发展经济,增加国库收入,也积极招诱海外商贾进行通商贸易。唐文宗在大和八年就下诏令保护广东、福建、扬州的外商:“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深虑远人未安,率税犹重。思有怜恤,以示绥怀。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 据郑剑顺《福州港史》考证,这里的“福建”应该为福州。正是这种开放的政策,使得福州成为各国纷至沓来、中外商贾云集的商业都会。唐末薛能在《送福建李大夫》诗就写到:“洛州良牧帅瓯闽,曾是西垣作谏臣。红旆已胜前尹正,尺书犹带旧丝纶。秋来海有幽都雁,船到城添外国人。行过小藩应大笑,只知夸近不知贫。”诗中描述的就是外国商人从海路来福州商贸活动的情景。
五代时期,王审知开辟了甘棠港,甘棠港不仅北通会稽,南达广州,而且招徕“番舶”。《十国春秋》记载当时闽国“招来海中蛮裔商贾,资用以饶”。梁克家《淳熙三山志》也记载:“伪闽时蛮舶至福州城下。”当时的福州“外域诸蕃,赊赆不绝”。
降至宋朝,福州港海外贸易更加发达,特别是宋室南迁后,福州港的地位大为提升。当时许多外国商人纷纷到此做生意,其中有许多是阿拉伯和波斯来的商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王禹修(954—1001年)在一篇叫《记孝》的文章,记阿拉伯穆斯林在福州的活动和丧葬情况,有相当的史料价值。文章记载:“占城大食之民,岁航海而来贾于中国者多矣。有父子同至福州而丧其父者,其子擗踊殒咽,水浆不入于口者三日,过是始汲泉于江汾,糠而食之,庐于墓侧三年,徒跣既终,丧行有日矣,又绕坟号几慕卒者数四,然后登舟而去。……进士池文质闽人也,目睹其事。为予说云。”
考古的发现也证明阿波穆斯林商人来福州甚早。1965年,在福建北郊莲花峰下,发现闽王王延钧之妻刘华的墓葬,在众多的殉葬品中,有两个高达80厘米的大型蓝色瓷瓶,据专家鉴定,这是十世纪波斯的瓷器。而据墓志铭云:墓主死于五代后唐长兴元年(930年)。可见在唐宋时期,已有穆斯林在福州活动,这些从海路而来的穆斯林,把伊斯兰教传入了福州。二、元代福州伊斯兰教的兴盛
元代既是中国伊斯兰教大发展时期,也是福州穆斯林空前活跃时期。元代进入福州的穆斯林人数大大增加,他们在政治、经济、宗教和世俗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3世纪初,成吉思汗西征,大批的中亚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被迫东迁中国,并散居各地,《明史·西域传》称“元时,回回遍天下”。福州有一部分色目人就是在元代进入福州的。福州雁门萨氏,其先为色目人,据其《雁门萨氏族谱》记载:“吾先世色目,仕元有功……仲礼公元统进士,授福建行中书省检校,官闽家焉,此萨氏入闽开祖也。”萨氏后代萨琦为宣德五年进士,《明史》有传云:“萨琦,字廷珪。其先西域人,后著籍闽县。” 萨琦外甥赵荣的先祖也是南迁的西域人,《福建通志》记载:“赵荣,字孟仁,其先西域人。元时入中国,家闽县。初冒姓王,后复姓,奉母随舅萨琦入都。”
这批色目人进入中国并散居各地,也把伊斯兰教传播到各地,《明史·西域传》载:“迄元世,其人遍于四方,皆守教不替。”元代进入福州的色目人,基本上维持了其伊斯兰教信仰,但也有部分因为科举做官,受儒家传统文化渗透而逐渐淡化了其先所传的回回习俗。如在宣德年间,福州萨氏族人开始改变其伊斯兰教信仰,《赝门萨氏宗谱序》载:“(萨)琦,字廷珪。登明宣德进士,官詹事侍郎,当英殿北狩,尽忠国事,持家训俗,悉革先色目旧习,凡饮食居处,婚姻葬祭,一本朱元晦夫子家礼为表率。”这也从侧面反映福州萨氏其先从色目习俗,信仰伊斯兰教。
随着元代福州海外贸易得到进一步发展,从海路来到福州的穆斯林仍在持续增长,并有许多就在福州居住下来。《福州府志·津梁》描述了元大德“万寿桥”建成后,居住在福州馆舍中的外国“象胥蕃客”来往于桥上的情景:“鱼盐百货之凑,万室若栉,人烟浩穰,赤马余皇,估左舟右扁商舶鱼蛋之艇,交维于其下,而别部司马之治,榷吏之廨,舌人、象胥蕃客之馆在焉,日往来二桥者。” 这些“象胥蕃客”中有许多是阿拉伯、波斯商人。
元时福州已经建有清真寺。清真寺的建造,是穆斯林日益增多的客观需求,同时也是元时福州伊斯兰教兴盛的证明。据明嘉靖二十八年《重建清真寺记》记载:“闽之礼拜寺,即清真寺,始建于唐贞观二年……迨元至正时,堂宇倾垲,廉访使张公孝思捐俸重辑。” 碑文所称清真寺创于唐贞观二年说法尚待考证,而张孝思此人,据史书载,其于元至元三十年任福建廉访使司佥事,碑文记载他参与了清真寺的修建工作,可以证明在元时福州清真寺确实存在。
福州的“圣人墓”进一步证明了元时福州穆斯林在清真寺的宗教活动。今西湖附近梅峰回民公墓有一座亭式“西域武公舍黑之墓”,为中国元代居华波斯穆斯林先贤的坟墓。“舍黑”即谢赫,是伊斯兰教教职称谓之一,意为“长老”,是穆斯林对教内有名望的长者,或有地位者的尊称,说明墓主应该曾经是一位专门主持伊斯兰教教务活动的宗教职业者。据墓亭南门、北门拱券中的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碑记载,墓主名伊本·穆尔菲德·艾米尔·阿莱丁,殁于伊斯兰教历705年11月20日(1306年6月3日)。另外,福州清真寺现存有一辉绿岩石墓碑,碑文记载死者为花拉子模籍人本·艾米尔·哈桑,卒于元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其在元至正间任奉政大夫福建等处中书省左右司员外郎。这是穆斯林在福州空前活跃又一历史见证。
元末,福建发生始于泉州,蔓延福州、仙游、莆田历时十年(1357~1366年)的亦思巴奚战乱,使福州的伊斯兰教遭受重大打击。至正十九年从扬州调金吉率领的波斯军(称合必军)三千人途经邵武、福州至泉州与福建行省参知政事陈友定配合平乱,陈友定对穆斯林进行大屠杀,“凡西域人尽歼之”,福州的伊斯兰教一度陷入困难时期。三、明代福州伊斯兰教的复兴
明永乐五年,大明皇帝敕谕保护伊斯兰教后,福州伊斯兰教开始略有复苏。在福州清真寺里仍存有这方《敕谕》,敕谕规定所在“官员军民,一应人等”,对穆斯林“毋得侮慢欺凌。敢有故违朕命,侮慢欺凌者,以罪罪之”。在西安、泉州的清真寺里也都留有这封《敕谕》的刻石,《敕谕》为保护当地伊斯兰教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郑和下西洋经过福建给福州伊斯兰教带来新的发展。郑和自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1405~1433)七下西洋,每次均在福州长乐太平港停泊,招募船员、修船,候风出海。郑和的远航促进了中国与各国友好往来,也促进了伊斯兰教的发展与传播。据《明史·外国七·古里》记载:“古里国中半崇回教。……郑和亦数使其国。……宣德八年其王比里麻遣使偕苏门答剌等国使臣入贡。” 郑和数次出使古里,古里与明王朝的关系密切。永乐间,古里国有使臣葛卜满居住在福州,其后裔文明在明嘉靖年间主持重修清真寺,《重建清真寺记》记载:“嘉靖辛丑,灾于回禄。时有隐溪张君洪者,懋著行能,享有冠服,遂概然思有以创之,迺精心主缘,经制筹画,谋于古里国使臣葛卜满之裔文明者。文明曰:‘吾宗自永乐以来,世受丰禄,祝圣之场,吾奚容懈哉?’即董率其工。”
福州外贸以明成化至嘉靖间最为繁荣,成化十年,市舶司由泉州迁至福州。福州港的繁荣促使了福州伊斯兰教的复兴,穆斯林来福州者极多,福州清真寺亦重建于此时,王应山《闽都记》载:“真教寺在安泰桥下,俗称‘礼拜寺’。色目人礼拜诵经于此。国朝初建,嘉靖间毁,重建。”外省来闽的穆斯林官员和当地的乡老也十分热心于教门发展,《重建清真寺记》里记载:“国朝以来,本教如宗伯萨公琦、司空赵荣、少卿赵公玄、同知马公庆、知县张公坚,教谕王公沣、马公成,莅兹土者,如都督马公澄、都阃张公勇、许公清、张公清、萧公镇、张公恒、按察使沙公鹏,辄加整饬,嵘然壮观。”碑中提及人物皆是当时社会名流,而赵荣、赵玄、马庆之名也在明正德二年泉州《重立清净寺碑》中出现,说明当时泉州、福州两地伊斯兰教交流密切。
元明二代福州清真寺实行“三道制”,由伊玛目(大阿訇),海退布(二阿訇),穆安津(宣礼员)组成教务组织,另有佥教掌管财务保管寺产,其礼仪制度分理惟严。据《重建清真寺记》载,当时教长马文衡、马文亮,掌教(大阿訇)木大亨,副教(二阿訇)木大用,至于佥教、穆安津多达10人。教职人员之多,可见明时福州伊斯兰教之盛。四、清代民国福州伊斯兰教的衰微
福州的伊斯兰教到了清代民国时期,已不如元明时期兴盛,虽然在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年间,外省来闽任职的穆斯林官员曾捐资修寺、修墓,办经堂教育,教门稍有振兴,但总体上讲,福州的伊斯兰教在清代以后开始逐渐走向衰微。
清嘉庆十七年,金陵后学兰敬一谨立《公置产业碑记》,记集资置洗马桥铺面和以租金办学事。碑记载道:“输金置产为寺内永远之业,每年所出租息以备师长膏火之费,则师长开设学堂,深立教道根基,源远流长,而我等后辈子孙学业虽有精粗总不至于迷惑矣!”清道光二十三年,署福州府闽县正堂史、侯官县正堂史陈为签应回民之请立《奉宪给示勒石》,记保护清真寺店面找租出息。寺内设立书馆,聘请明师教训回民子弟,攻读经典,以明伦常,整饬纲纪,崇修推化。
根据伊斯兰教的规定,每位穆斯林有履行课功的义务,即每年从自己财产中拿出1/40济贫或办公益事业。清真寺的活动经费应该是从广大穆斯林所交纳的天课取得。而清代以来,福州清真寺的经费来源很大一部分是铺面租金,这也说明了福州伊斯兰教的衰微,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穆斯林人数的减少。光绪《闽县乡土志》记载:“清真寺只一所,在泰桥下,教徒之籍本县不过二十余人,忌豕肉,然多散处,或东门内外,或居南门内外,(闻邵武则有千余人,厦门则有数百人,泉州最多,竟有万余人。)”光绪《侯官乡土志》也记载:“城内,安泰桥下清真寺。(查该教泉州最多,邵武次之,厦门又次之。本境只一所,入教者寥若晨星。)”
清代福州伊斯兰教虽然逐渐衰微,但伊斯兰教的活动并没有停止。民国初,福州清真寺由西北来的阿訇主持教务,教门操守严谨,制度健全。清真寺内设义学,对在校学生给予奖学辅助金,并在1930年派遣6位学生赴桂林成达师范学习。抗战时期,中国回教救国会福州支会在福州成立,组织回民参与抗日救亡运动。五、小结
唐宋时期,随着福州海外交通的发展,大批穆斯林进入福州,并把伊斯兰教传进福州;元代福州的穆斯林空前活跃,伊斯兰教的发展达到鼎盛阶段;明朝福州港持续繁荣,福州的伊斯兰教仍有所发展;到了清代民国时期,福州的伊斯兰教开始走向衰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各项事业发展,穆斯林宗教信仰受到充分地尊重,福州清真寺经多次修缮,有所改观,政府还拨款兴建邦克楼,重修了先贤墓,福州的伊斯兰教与国内外的交往有所发展,福州的穆斯林的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提高,各项事业健康和谐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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