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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意识与社会和谐并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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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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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意识与社会和谐并不矛盾
    [ 来源:中国民族报 | 发布日期:2011-04-29 http://www.mzb.com.cn/html/report/200591-1.htm###

    李金池
      早在1995年全国人代会期间,就有代表提出一份关于调整民族政策的议案。理由是新中国成立46年来,民族政策取得很大成功,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已真正实现了各民族一律平等。根据南斯拉夫和苏联的教训,要及时调整民族政策。议案提出要强调民族平等,淡化民族差别;强调民族团结,淡化民族意识;强调民族熔(融)合,淡化民族特色,由一系列具体政策来体现。自此以后,学术界对淡化民族意识亦多有动议与争议。远的不说,近者如马戎教授、葛剑雄教授。马戎认为,“淡化目前各‘民族’的‘民族’意识”,要通过“反思‘民族’理论,调整民族政策”来加以实现。葛剑雄在肯定国内移民的历史贡献时,也提出要“淡化本民族意识”。事实证明,中国现在各个民族群体的族别意识早已深入人心,由来已久,我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任何时候都必须立足本国国情,不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的做法,皆不可取。这个问题是否处理得当,势必影响到我国的民族关系和社会稳定,必须慎之又慎。

      民族意识为何淡化不了

      按阶级消亡、国家消亡、民族消亡的普遍规律,当今世界,阶级依然存在,国家观念都在强化(大国小国无一例外),民族消亡更是遥远的事情。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多民族群体存在,民族意识就淡化不了。

      中华民族是由各民族共同体组成的。没有各民族群体的存在,中华民族就是空架子。试想,如果现在抛弃汉族的称谓,汉族这个群体能接受吗?肯定不能。同样道理,如果现在抛弃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等等的称谓,这些众多的群体肯定也不接受。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平民百姓,在他们的个人档案、身份证、户口簿,以及他们生平所填写过的各种履历表上,前三项内容便是姓名、性别、民族。可以肯定,“民族”用于鉴定我国的公民身份及其相关的各种证件,已一以贯之,长期使用,不可替代。这也是民族意识淡化不了的佐证。

      有两个很典型的例证。一是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的祖先原是蒙古族,姓“也先帖木耳”,与元朝皇帝同宗室。元朝灭亡后,他们这一家并未随皇室逃回蒙古,而是留在了河南汝阳,与汉族长期通婚,改汉姓、习汉俗,历经500多年,早已同汉族融为一体。二是出生在四川的台湾当代著名作家、诗人席慕蓉,其祖先也是蒙古族,外祖母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后裔。她自幼会说蒙古语,会唱蒙古族民歌。由于战乱,随父母颠沛流离,先后学会了普通话、广东话、闽南话,随之,又在欧洲学会了法文、英文。可是,她却不会说自己的母语蒙古语了。

      人们认为,梁先生与席女士早就没有蒙古族意识了,其实不然。梁先生从他生前偶然发现的家谱中,认定其祖先在500年前的蒙古族血统,是他至今具有蒙汉两族“中间气质”的渊源。此前,他一直认定自己是汉族,毫无蒙古族的观念,此后,他对祖先追忆的缕缕情思,却憾动了他沿袭500年之久的汉族根基。费孝通先生曾为此感叹,梁先生的“民族意识是很深的”。席女士直到1989年8月首度由台湾回到内蒙古,才激活了她尘封已久的蒙古族情感。那一刻,她感悟到在她的内心深处,依旧保留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族群意识”。正是这种“族群意识”召唤她几乎每年都要回内蒙古老家去看看,决计让复萌的蒙古族意识永远留藏在自己的记忆中。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各民族之间的融合与互动始终不断地在进行。但无论民族之间的交融如何发展,“民族意识”在每个族群体心目中都是很固着的。同时在固着中又有互动,固中有变,变不离固的族群意识泯灭不了。

      政策指导行动,政策又必须依据国情来制定。各民族在发展程度上的差别,可以通过政策的调整与实施,创造各种有利条件逐步消除,力求达到基本平衡。但是“民族意识”却不能用政策行为来加以淡化。否则,将事与愿违。

      同时,对大民族意识要保持高度警惕。大民族意识自古皆有。一是影响全局的大汉族意识,一是影响局部的地方大民族意识(即小中之大)。两种意识都是历史的产物,必须坚决反对。但现实的大汉族意识,近些年来往往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通过个人行为或媒体传导方式彰显出来,构成矛盾的主体,具有很大的刺激效应,后果堪忧。

      如何在尊重民族意识的前提下加强社会和谐

      首先,要尊重民族意识。民族意识是一种客观存在,是构成民族问题诸要素中之最敏感者。它好比人体整个神经系统的中枢,牵一发而动全身。今日中国之国情,不是民族意识已趋向淡化,而是在自我强化,汉族如此,其他少数民族亦如此。这是不争的事实。

      尊重民族意识首先要尊重民族感情,尊重各民族平等享有的权利。也就是说,首先要尊重各民族相互之间的自我意识,承认各民族彼此还存在差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繁荣发展的最好时期,没有各民族自身的充分发展,中华民族的共同发展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平等更不可能达到,这就需要强化民族意识。以此为切入点,宏观上要强化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微观上要强化各个民族的自身意识。

      “整体”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凝聚力、向心力、亲和力;“自身”则是56个大小民族本体的自为力、自信力、自强力。整体和自身的关系,用形象化的语言诠释是56个民族56条根,大根小根根连根,中华民族是总根。总根是参天大树,分根是营养源泉。

      必须强调,两个“强化”的落脚点是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三个离不开”的理念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而不同。它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整个漫长历史时期。这是我们始终要高度重视的一个意识形态问题。

      其次,应把“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称谓,作为规范用语确定下来,替代“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称谓。因为后者省略了“自古以来”的定语,这个定语与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关系,已构成最重要、最关键、最紧密的须臾不可分离的政治链接。

      我们现在官方和民间的用语,开宗明义经常提“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提法没有错,但是有明显漏洞。“藏独”、“疆独分子”正好抓住这个漏洞大做文章,说什么西藏、新疆是在**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之后,才丧失了“独立”地位。其要害就是抹煞历史事实、蛊惑人心,为把西藏、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恶意制造事端。

      要纠正这种“过失”,唯一有效的办法是把“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称谓,作为规范用语确定下来,因为它既涵盖了历史,也涵盖了今天和未来。

      第三,应从历史上严格区分“内”与“外”的界限,这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现今的大汉族意识之所以在一部分人,特别是在某些文化精英的头脑中残存,就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华夏独尊”、“内诸夏而外夷狄,夷狄不入中国”的错觉在作祟。它是当前造成民族隔阂,伤及民族感情,引发民族矛盾的一个重要根源。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多次指出,汉族是“人口众多”,少数民族是“地大物博”,“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国际上,都对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有很大的帮助”。“中国没有少数民族不行”。1957年周恩来在青岛民族工作座谈会上也充分阐明了这个指导思想。中国**正是遵循这个原则,把历史和现实很好地结合起来,妥善地处理了我国的民族关系。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才由中国的内部问题,转化为中国各族人民同外国侵略者及其走狗的斗争。这是斗争性质的根本改变。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多民族相依相存的国家,必须把“内”与“外”这个长期困扰人们头脑的深层次问题搞清楚,形成共识。这已不是一种简单的“概念”区分,而是有利于理顺民族关系,增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的原则问题。

      民族团结事关国家安危,维护主权、维护国家统一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主权和统一是靠民族大团结来维护的,这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底线共识。很多问题都可以在媒体上公开辩论,“民族团结”则不能拿来辩论,它在任何时候都是动摇不得的,这也是底线。

      (作者是民族团结杂志社原总编辑)

    #18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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