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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在

#177277
群贤维昌
会员

类似的学校还有1929年云南回教俱进会创办的明德中学,
1928年由周级三创办的四川万县伊斯兰师范学校和1938年在宁
夏吴忠建成的中阿师范学校。这些师范学校都为培养师资和学术
人才作出了重大贡献。
4.开展学术研究与《古兰经》翻译
开展学术研究与译经活动是新文化运动的又一项重要内容,
在中国伊斯兰教史上具有深远意义。
民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百姓生活困苦不堪,知识分子也难
得有一个安静舒适的生活,尤其是抗战时期,更是颠沛流离,东躲
西藏,连生计都成问题。然而,就在这样一个艰苦的环境当中,仍
有一批穆斯林知识分子一面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一面闹中取静,安
贫乐道,埋头学问,开展了一系列的学术研究活动,取得了丰硕的
成果。这个时期的学术研究范围包括伊斯兰教历史、哲学、教义
学、教法学以及《古兰经》翻译等。这个时期出版的学术著作很多,
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傅统先的《中国回教史》,马以愚的《中国回教
史鉴》,金吉堂的《中国回教史研究》,马良骏的《考证回教历史》,白
寿彝的《中国回教小史》《中国伊斯兰教史纳要》《中国伊斯兰教史
纲要参考资料》,马邻翼的《伊斯兰教概论》,杨仲明的《回教要括》,
马松亭的《回教与人生》,马君图的《清真要义》,马自成的《历源真
本》等。
这个时期还开展了对一些阿拉伯文学术著作的翻译工作。这
方面有较大影响的成果有:马坚译的《回教哲学》《回教真相》《伊斯
兰教育史》《回教与基督教》,纳子嘉译的《伊斯兰教》,王静斋译的
《回耶辩真》《真境花园》《伟嘎业》(教法著作),杨仲明译的《教心
经》等。
《古兰经》翻译是这个时期学术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意义非
同寻常。《古兰经》之于伊斯兰教,犹如《圣经》对于基督教一样,是
根本的经典,是伊斯兰教法的首要源泉和依据,伊斯兰教的教义体
系和教法体系正是以《古兰经》为准绳而形成的。
《古兰经》在全世界穆斯林心目中具有神圣的地位,出于对《古
兰经》的尊重,教法规定,穆斯林只有在洁净(即具备大净、小净)的
情况下才能触摸它。同样是出于尊重,伊斯兰教法学家一开始反
对翻译《古兰经》,认为《古兰经》是用阿拉伯文降示的“天启”(沃黑
伊)之作,妙文天成,担心翻译会产生曲解误解,走样失真,因而对
译经持谨慎态度。后来,随着伊斯兰教在阿拉伯以外的地区和民
族中的广泛传播,越来越多的学者感觉到若不翻译经典,使非阿拉
伯穆斯林不能直接学习伊斯兰教;广大的非穆斯林更是无从了解
它。于是,以艾希•哈尼法(699~767年)为代表的著名教法学家主
张翻译《古兰经》,才使各种《古兰经》译本相继问世。先是有了波
斯文和土耳其文译本。约12世纪中叶,出现了基督教人士翻译的
古叙利亚文译本和拉丁文译本。以后的译本逐渐增多。特别是
15世纪,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建立,伊斯兰教向欧洲大规模传播,引
起西方学者重视,直译或转译者陆续出现,其中多数译本出自非穆
斯林之手,出版意图是供批判之用,例如天主教徒马拉奇于1698
年在帕尔多出版的拉丁文译本名称,直言不讳地写成《驳斥古兰
经》。后来出现了大量的亚、非、欧各种文字的译本。在中国,《古
兰经》的整本翻译是现代史(即20世纪前50年)上的事情。在此
之前,伊斯兰教自唐代(一般认为永徽二年,即651年)传人中国,
经宋、元至明中叶,在这长达千年的岁月里,没有出现《古兰经》的
文字翻译,只是由阿訇口头宣讲,群众在礼拜和其他宗教生活中诵
读阿文原文的若干章节而已。久而久之,形成了绝大多数人只会
诵读原文而不解其义的局面。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对伊斯兰教
的了解只能通过穆斯林的身体活动发出的模糊信息——形体语来
认识,如一天五次礼拜、斋月斋戒、饮食方面不吃猪肉等,而对伊斯
兰教的深层精神和丰富内涵,由于没有汉文著述和翻译而无从把
握,由此产生了一些模糊的概念,如看到穆斯林在宣礼塔上高呼真
主之名(安拉乎艾克白勒)召唤众人礼拜,就把宣礼塔叫成“叫佛
楼”;把礼拜叫做“叫佛”,等等,各种误解、误会,层出不穷。
而其他外来宗教的情况就大不一样,其信徒有一种强烈的传
播欲,非常注重翻译、注重宣传、注重交流。如13世纪才开始传人
蒙古地区的基督教,不久便有了《新约全书》的蒙文译本,传教士对
外传教,尽心尽力,不遗余力,不放过任何机会。再如佛教,它在汉
代传人中国不久,就有一些僧侣致力于佛经翻译活动。西汉哀帝
时博士弟子景庐从大月氏使臣伊尹口授《浮屠经》,明帝时就有不
明译者译的《四十二章经》。以后,佛教译著更多,可以说浩如烟
海。佛教作为外来宗教能够在中国扎根并广泛传播且得到大多数
中国人(无论是文人学者,还是平民百姓)的认同。除了其他因素
外,与大量佛经的翻译与著述是分不开的。
东来的穆斯林虽把当时伊斯兰世界的天文、历算、医药、手工
艺等应用科学知识带人中国,并在中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为中
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却没有人把《古兰经》翻译成汉文,
也没有用汉文阐述伊斯兰教;明末清初的穆斯林学者王岱舆、刘
智、马注等虽然已深切地感到译经的迫切性,但他们出于对《古兰
经》的尊重,总是谨小慎微,不敢通译全文,只是在阐述伊斯兰教教
义时,出于引经据典的需要,零星摘译若干章节而已。后来,出现
了《古兰经》重点选择。重点选择主要是指穆斯林民间广为流传的
《亥听》(即《古兰经文选》)。《亥听》是穆斯林举行宗教活动时最常
用的《古兰经》有关章节,约20章(整部《古兰经》共114章)。
《古兰经》全文通译比起零星摘译和重点选择是一项宏伟而艰
苦的工程,这一伊斯兰学术文化史上的大工程则是在20世纪前50
年完成的。
这个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成并出版汉文通译本《古
兰经》的人是铁铮,一位不识阿拉伯文的汉族学者。他是根据坂本
健一的日文译本,并参照罗德威尔(Rodwell)的英译本《The Koran》
转译的,起名《可兰经》,用文言文表述,虽属转译,但未失其真,
1927年由北平中华印刷局出版发行。有关译者生平材料,难以搜
寻。尽管他的这个译本不是译自阿拉伯原文,但它的刊行问世,总
算填补了一项空白,成为第一个汉文通译本,起到了激励、推动穆
斯林学者奋起译经的作用。
《古兰经》第二部全译本为《汉译古兰经》。由上海爱俪园广仓
学窘于1931年3月出版,是集体合译,主译者仍为汉族学者。根
据卷首所列名单,参加翻译者共13人,其中总纂者为姬觉弥(江苏
睢宁人),阿文参证为李廷相(河北迁安人)和薛天辉(河北宛平
人),英文参证为钟绂华(江苏东台人)和罗友启(上海人),日文参
证为樊炳清(浙江绍兴人)和胡毅(浙江嘉兴人),汉文参证兼校勘
为费有容(浙江吴兴人),审定者为英国人欧司爱哈同和中国七闽
人罗迦陵夫人。这个译本的译者中有阿、英、日、汉文参证7人,尤
其是有声望很高的李廷相、薛天辉二位穆斯林学者参与协作,阵容
可观,实力雄厚。不过,习惯上总纂者的名字称之为姬觉弥译本。
这个译本用的仍是文言体,但译文畅达易懂。在遣词造句方面,很
注意原文构句方式、词序排列和语气特征,又具有汉语典雅朴素的
文风。不过,美中不足的是缺乏必要的简注,局部音译词汇未加意
译,且偶有疏漏。
《古兰经》的第三部全译本为王静斋阿訇译的《古兰经译解》,
先后有甲本、乙本、丙本三种,均出自他一人之手。这是由穆斯林
学者译的第一个全译本,也是流传广、影响大的全译本。王静斋
(1879—1948年),是一位贡献颇多的学者,原名文清,天津穆斯林。
据本人在其所著《五十年求学自述》中介绍,他从小接受伊斯兰教
经堂教育,学习阿拉伯文、波斯文和伊斯兰教各种知识。26岁毕
业(挂幛穿衣),出任河北大兴县白塔村南寺阿訇,在繁忙的教务之
余,抽空刻苦自学汉语、英语,为以后的学术研究和翻译工作奠定
了扎实的基础。清末民初,他先后受聘于怀来县新保安、京都崇外
花市和奉天(沈阳)开源、山东宋庄、京东三河大厂镇、北京什刹海
寺、崇外唐刀胡同和京南安次县宋育村寺等任阿訇之职。1922
年,取道香港、新加坡、孟买等地,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进修,课余
到国立图书馆博览群书,感到“千百年来未经前人解开之疑问,得
以根本解决者甚多”,“深信开罗为回教世界学府”。此后,曾去麦
加朝觐,并游历土耳其,再返回爱资哈尔大学进修,后因双亲年迈,
乘轮船绕道越南回国,带回伊斯兰教经典和书籍600多部。随即
又被聘任为山东阳信、奉天安东、哈尔滨、天津、山东青州等地清真
寺教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平津沦陷。他流徙各地,在青岛、蚌
埠、郑州、汉口、武昌、信阳和郾城辗转逗留,历经磨难、备受痛苦,
终于到达重庆。其间又奔赴西北,到宁夏银川继续译经。抗战结
束后,到达台湾,曾参与筹建台北丽水街清真寺。不久返回大陆,
1948年在贫病交加中于贵阳溘然长逝。
王静斋阿訇毕生的贡献主要在教学(清真寺教育)和学术两个
方面。教学方面,先后在各地清真寺任教,足迹遍及华北、东北、中
南、华东和西南许多省份和台湾省。此间,他不安于现状,主张尊
经革俗,严肃教法教规,往往受到保守势力的刁难。但他毫不气
馁,到处宣传,坚持到底,其影响和作用随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示
出来。在学术方面,他志向远大、意志坚强、甘于寂寞、克服困难,
善于和敢于在困境中潜心钻研,甚至在战争烽火中流亡转移到轮
船上,仍坚持译经,从不因环境的压力而稍有懈怠。有了辛勤的耕
耘,就有丰硕的果实。除了其他译著外,仅《古兰经》翻译一项,就
硕果累累,无与伦比。从1917年与他人合作到独立翻译,截至
1946年,以不同文体,通译《古兰经》4遍,刊行问世的有3种(甲
本、乙本、丙本)。
王静斋翻译的《古兰经》第一种译本,叫甲本,由中国回教促进
会于1932年刊行于北平,起名《古兰经译解》。协作者有:侯德山、
陈振家、马松亭、米清文、马德宝、赵振武、杨德芳、尹伯清,这些都
是当时平津一带的名家。这个译本的译解文字都用文言文。编辑
显目,正文突出,释文简明扼要,一目了然。这个译本比铁铮、姬觉
弥的译本更准确、更易懂。王静斋翻译的《古兰经》第二种译本,叫
乙本。这个译本是在抗战期间给宁夏阿文讲习班授课时用的讲义
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多带经堂口语。这个译本仍称《古兰经译解》,
1942年由马鸿逵捐资石印,线装分订为10册,每册封面左侧贴上
长条书名标签。印数极少,只有60部,因而成为珍本。
王静斋翻译的《古兰经》第三种译本,叫丙本,仍称《古兰经译
解》。1946年由上海永祥印书馆出版。这是王静斋三种译本中最
成熟,也最受欢迎的一种,是千锤百炼之作。译文改用通俗易懂的
白话文,只是偶尔带一点经堂语气。但补充了大量的注解、附说和
书眉提要文字,特色大增,总字数90万。译者自己对三种译本的
评价是:“甲种译解过文,不能通俗;而乙种经堂语,又非教外人所
能了解;拟再版丙种,译笔介乎甲、乙两种之间,以便读者。”
经过多年的翻译实践,王静斋阿訇在译经方面形成了自己独
到的见解。他的标准既不是严复所提倡的“信、达、雅”,也不是近
人主张的“信、达、俗”,他把“信”字放在绝对优先的地位,他认为,
要使译文做到“达”和“雅”(或俗),“必须文气衔接,犹如长江大河
一泻千里而自己只能追求对原文结构和本意,永远保持十足的忠
实。因具此定义,所以译出来的文句,总是不流利。大多数读者所
欢迎的,是文从字顺,气势流畅。至于是不是与经文的原意相吻
合,反倒认为次要。这是读者和我意见不同的焦点。须知译经是
把真主的语言,介绍给不识阿文的大众,并非个人做文章,极尽富
丽堂皇的能事”。他的朴实的译风跟他朴实的作风一样,表里如
一,文如其人。
《古兰经》的第四部全译本是刘锦标翻译的《可兰汉译附传》,
1943年由北平新民印书局出版。在全译本中是继王静斋译本之
后的第二部穆斯林学者之译本。这个译本分“经”与“传”两个主要
部分:“经”是《古兰经》原文的直译,用五号字检排;“传”是译者的
引证、解释和发挥,其中包括旁征博采,言之有据的资料、出自经注
家的注疏,但译者个人的理解、发挥之处也不少,均用小字号检排,
以便区分经文的原意和译者个人的解释、发挥。这个译本的特点
是语句半文言半白话,雅俗共赏。但是,译者在“附传”部分,用中
国传统文化中的易理、易学解释《古兰经》,显得牵强附会,非常离
谱。还有一些奇谈怪论。当代伊斯兰学者、《古兰经》翻译家林松
先生认为这些是该译本中的杂质与糟粕,应该剔除。
《古兰经》第五部全译本是杨敬修(1870~1952年)阿訇译的
《古兰经大义》,1947年8月由北平伊斯兰出版公司刊行问世。这
个译本以严格直译而独具特色,给人以古朴、庄重之感。
中国现代穆斯林的译经活动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宏伟事业,它
在中国伊斯兰文化史上,在中国文化史上,在中国翻译史上,都具
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从中国伊斯兰文化史的角度来讲,它首
次将伊斯兰教的根本经典《古兰经》用汉文全面、完整地展示给广
大不懂阿拉伯文的中国穆斯林,使广大穆斯林有机会一睹《古兰
经》全貌,通读《古兰经》全文,从而改变了中国穆斯林群众只会机
械地诵读经文而不解其含义的局面。从此,学习《古兰经》,理解
《古兰经》从极少数阿訇、学者的“专利”转而变成为大众所共享的
精神食粮,《古兰经》终于从可望而不可即的“象牙之塔”走向民间,
走近大众,进入生活。由此,伊斯兰教两个最基本的载体——经典
和人结合起来了,经典通过人得到广泛传播,人从经典获取了知识
和灵感。
从中国文化史的角度来讲,《古兰经》的翻译丰富了儒家文明
的内涵,使儒家文明更加博大精深。在某些方面,现代穆斯林通过
译经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了儒家文明的重心。中国社会科学
院研究员李兴华先生就此说道:“一种文明的重心,即一种文明在
处理世间最基本的一些关系方面占主流地位的选择……一种文明
如果侧重点(重心)选择得不妥,即不随着客观历史条件的变化而
及时调整,那种文明就会停滞衰退。因而从认识上和宏观上对主
流观念,主流行为的合乎客观需要的调整矫正,就具有促进文明进
步的意义。”他进而认为以《古兰经》为核心的中国伊斯兰文化对儒
家文明重心的矫正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重农轻商的矫正。人
所共知,在儒家文明中有“重农抑商”“重本轻末”“无商不奸”
的价值观念。这种观念长期阻碍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健康发展,
而伊斯兰教认为,商业是各种产业之间的桥梁,它促进流通、活
跃市场、引导消费、刺激生产,功不可没。《古兰经》把远行经商
行为看作是“……寻求真主的恩惠”①,有时甚至与“圣战”相提并
论,同日而语①正因为《古兰经》鼓励商业,重视流通,因而广大中
国穆斯林率先投入到市场经济的潮流中,进而带动了周边的许多
民族。二是对重义轻利的矫正。长期以来,儒家文明中占统治地
位的价值观念是“重义轻利”,把满口仁义道德的人奉为“君子”,而
把从事商业的人贬为“小人”。而反映在《古兰经》中的伊斯兰文明
价值观则把义与利统一起来,协调起来,不耻于言利,不耻于求利:
对穆斯林而言,没有义利对立的困扰和二者之间非此即彼的选择:
追求正当的、合法的“利”,就是“义”。穆斯林常常引用《古兰经》中
关于两世兼顾的一段话向真主祈祷:“我们的主啊,求你在今世赏
赐我们美好的生活,在后世也赏赐我们美好生活。”②鱼与熊掌兼
得的心理溢于言表,见于行动。从而矫正了儒家文明中重义轻利
的倾向。三是对重公轻私的矫正。长期以来,儒家文明重公轻私.
一味强调公,而忽略私,其结果是公私不分,常常表现为公亦为私.
私亦为公,貌似护公,实则损公。因为公私不分明,私得不到保护.
公也常受侵犯,损公肥私现象,屡见不鲜、见怪不怪。而《古兰经j
所表达的伊斯兰文明价值观既强调维护公共利益,同时也确保千二
人利益不受侵犯,凡无端没收、侵占私人财产或侵犯其他私人利益
的行为,被视为非法(《古兰经》)④。这种观念或制度,最大限度地
调动了人们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从而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总之,人类社会的进步,既要靠一地、一国人民的不懈努力,也
需要各种文明之间的交流。只有开放、交流,才能不断丰富人类文
明的成果,从而造福各国人民乃至全人类。穆斯林在人类文化交
流史上发挥了重大作用,他们一方面把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中华
文明的优秀成果传播到伊斯兰世界乃至欧洲,从而推动了人类社
会的进步;另一方面,又把以《古兰经》为代表的伊斯兰文明带到中
国,从而丰富了中华文明,某些方面还矫正了中华文明的某些
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