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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77438
清真绿茶
会员

【译丈】
自古以来,正确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犹如日月在天空中运行,江河在大地上奔流,有什么可猜疑的呢?又有什么可辩驳的呢?然而,世界辽阔,国家众多,探寻事物发展规律的人们,各有各的治学途径和专业领域。(有的人常常犯这样的错误),对于自己不了解的东西,就把它们看做是异端邪说,于是,加以指责和诋毁,致使寓于其中的真实含义隐晦,不能传播、发展教化众人。所以,对于寻求真理的人来说,应当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来宣传他的思想,使人们心领神会,这样,一切的疑团自然会如冰雪融化一般涣然消释。例如:伊斯兰教的经典诞生于天方麦加,是至圣穆罕默德继承先贤们的遗愿,接受天启而传述的。它的历史源远流长,思想内容包罗万象,气势磅礴。
据文献记载,自从唐朝的贞观年间,圣门弟子塞尔德•宛噶思奉命来到中国传播伊斯兰教,迄止今日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穆斯林以念、礼、斋、课、朝为基本功修,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道德规范。说伊斯兰教是正教的原因是:它要求每一个穆斯林必修遵守人伦五典、天道五功,这与儒家学说并没有什么质的区别。但在饮食、服饰、婚姻、丧葬、祭祀等方面,伊斯兰教有些特殊的规定,这大概是为了遵从朴素自然的教风,取纯洁无染、诚一不二的含义。千百年来,穆斯林世代遵行教规,不敢随意更改。可是,穆斯林中有些人对伊斯兰教教义不理解,对教规不清楚,常常将信将疑,认为伊斯兰教拘束太多,难以遵行。甚至,有部分人狠下心,背离了伊斯兰教,破坏了祖辈的优良传统,走到其他的道路上去了。这里边的疑惑应当解释。也有一些持不同信仰的人,开到伊斯兰教教规严谨,穆斯林遵守严密,而他们又不了解这样做的深刻含义,便横加猜测,非议四起。这里边的疑惑也应当予以解释。
我的愿望尚未实现。1735年,我有幸通过了在地方举行的科举考试。1745年,我因应试北上京城,在春季考试结束后回到四译馆,请我的朋友给《清真释疑》作序。
常听说志士仁人读书是为了弘扬真理,创建学说,并希望自己的学说流传后世,经历千秋而不被磨灭,指导百代而不被推翻。那么,难道真理是多种多样的吗?不是。所谓弘扬真理,创建学说,就是首先得让人们了解他们原来不懂的东西,为人们解除疑惑。能够解除他人疑惑的学说,才能得以传播。各家学说虽然不同,但它之所以能够流传,其内容离不开三纲五常以及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共同之处。概括地说,所有的学说都可分为两类:一类以道德人伦为基本内容流传于世;另一类以科学技木基础知识为内容流传于世。其中,流传最久,而且最完善的学说,没有能够超出孔子师徒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在他们尚未构建起儒家学说体系的时候,人们不知道三皇二帝的思想竟是如此的恢宏广大,永不磨灭,又怎么能不心存疑惑呢?又怎么能讲论通顺呢?自从孔子师徒把三皇二帝的思想讲析清楚以后,心有疑惑的人明白了其中的道理,疑惑也就消除了。这就是今天的人们在遵照三皇二帝的同时,衷心敬仰孔子师徒的原因。所以孟子说:“我没有机会做孔子的学生,但我默默地仰慕他。”这就是他的疑惑消除之后的真实感想。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孔子在山东曲阜教书时,常常有许多学生跟随他一起出游。孔子只不过是一个穷教师,既没有显赫的社会地位,也没有突出的经济地位,凭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心甘情愿地去追随他,居住陋室,过半饥半饱的生活呢?这是因为人们非常仰慕孔子渊博的学识和完美的教育思想,因为知识久存,爱心不已。
时光荏苒,千载一瞬,世界上难以遇到的事情竟然让我遇到了(我有幸成为一名教习)。然而,我没有只言片语探求事物的本源,也没有能够为人们解除疑惑,就像没有做过教习一样,使这一幸运白白浪费。出于圣人之门的教义,是要人们崇尚身体力行,减少浮夸。孔予曾经教导弟子们说:“言辞不过是为了通畅明了的表达思想罢了。”又说:“我的文章(言辞)不胜于人,所以,对于道德高尚、身体力行的人,我不能妄加评说,我只想让自己做个身体力行的人。”
雍正四年(1726年),我因为祭父扫墓来到京城,刚刚碰上翰林院四译馆的前任馆长出榜招考教习,我一考即中,至今已在这个岗位上工作十九年了。对于馆中的情况我十分熟悉,深刻地认识到自己作为下僚末吏,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报效国家,只有小心持守,不使自己陷入行为不正之人的行列,以免愧对国家。如果你的行为与他人不同,他人就会说你是异端。起初使你按照习惯得到大家的信任,最终使你不能坚持正确的观点而改变主意。如果你明里一套,暗里一套,言行不一,一般的人就会指责你,何况道德高尚的人呢。
有一天,皇帝咨问四译馆的情况后,进行了耐心细致的引导教育,他说:“你们身为朝廷官员,那么身家性命也就不仅仅属于自己了。‘食君之禄,替君分忧’实为常理。现在四译馆中供职的有一百多人,每人每年的俸禄动辄一千多两银子,可以说这些开支都寄托在全国的百姓身上。你们身为教习,有为百姓服务的责任,凡是有关百姓社稷的事,怎么能够不去研究它呢?可惜许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今天,你们有条件有能力做到的事,如果采取知而不言的态度,那埋下的隐患可就大了。当然,对于你们来说,即使不去关注海外社稷,只要把正楷字的奏折写成一流,就完全可以尽你们的职责。要知道,精通文学艺术,把字写工整,只不过是人生的一项美学技能,圣人贤哲从来不把注意力放在这里。圣哲认为,讲清楚格物致知,诚心正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教育人们克制私心杂念,恢复天理良心,让人们的言行都有公正意识,这才是真正的学问,写这样的文章才有益于百姓的身家性命。要弘扬美德,提高百姓的螯体素质就要做这样的学问,写这样的文章。我们应当以圣人先哲为导师”。
当时,听到这样的圣谕,我们的顾虑疑惑都被打消了,赶忙向皇上奏启了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请求恕罪。此后,我们逐步做了一些改革,工作有了起色,开支减少了,一些不良风气也得以纠正。对于重大事情,把决策权集中到上一级,假公济私者不敢再专横跋扈,维护了朝廷法规的尊严;对于弱势群体也给予一定的扶持帮助,是他们能够独立自持,这样也有助于推动教书育人。至于考试制度,则完全依据考生之能力水平而择优录取,使莘莘学子学有所归。
在拜师求学的过程中,儒雅之风渐盛,可是学子们非常思念昔日同窗,我常听到他们对别离的感慨。但他们的诗文优美,才华横溢。馆内每个月从他们的作业中选出一些高质量的文章,编辑成册,然后刻印。于是,求购书籍和索要字迹的人挤满门庭,其中年轻人最多。当时,四译馆成了福祥聚集之地,一派兴盛景象。
至于某些人所玩弄的散布流言蜚语、拉拢排挤等伎俩,幸亏监督官员能够秉公办事,不予理睬。“夺盗地而清还”这句话,表面上看起来说“利”,实际上是在指责某些人。人对人的诽谤、中伤,又怎么能完全根除呢?话又说回来,道德高尚的人的言行,历经百代而不衰;品赝恶劣的人的诡计,有什么可畏惧的呢?你根本不用担心。那些不知道主宰的存在,平常蒙蔽别人说自己能够给人以祸福,他们的心态是要人们依附他、顺从他、惧怕他,这样才遂了他们的心愿。然而,那些清正廉洁、有操守的人,是不愿意趋炎附势的,所以他们常常思念家乡故土,时刻准备卸任归田。
人们把伊斯兰教称为“清真教”。所谓清者,大致是要求穆斯林的行为要远离污秽邪恶;对于那些希望皈依伊斯兰教的人来说,首先不能因为想得到某种好处而像这样那样的恶势力妥协。万物非主,惟有真主,信主拜主一切托靠主,深刻领会去伪存真的含义,这是明白天道的表现。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是从隋唐时期开始的,中国穆斯林世世代代都是国家的守法公民,从来没有过分裂国家或是自立为王的非分之想。他们亲近应该亲近的,尊重应该尊重的,对于生老病死的各种社会礼俗,他们严格遵行,毫不含糊,这是完成人道的表现。而且,穆斯林的学习、工作也没有与众不同的地方。
伊斯兰教典籍一直没有用汉字音译的原因,是为了防止音调走样,损失原韵,就像读汉文的人必须得认识汉字、掌握统一的声调一样,其宗旨是为了保护它的原音原韵。至于伊斯兰教所倡导的封斋、礼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张和修身养性的方式,教外人士没有能够系统的学习,他们怎么能够深刻领会呢?
世界之大,何止万国,在四译馆内现存的典籍中,共有八种文字,每一种文字的单词量最多没有超过四千个的,就拿西天馆来说,所收集的印度文字的单词量只有八百多个,估计收集的其他国家的文字的单词量与这个数字相比,也就是百十到一千个的差别。这些文字比起汉字来,因受数量的限制,似乎不能够应用自如,推而广之。然而,大国家的典籍文献,应当说是数据准确,措辞严谨的。我们试恕一下,既然他们有君王长官,就一定有法律制度、道德规范。法律制度、道德规范自然不是一个人制定出来的,这就是说,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也就得不同的法律制度、道德规范来约束人们的行为。
虽然,各国的法律制度、道德规范在细枝末节上存有差别,但它们的宗旨是完全一致的。如果没有这样一套能够体现大多数人愿望的法律制度和道德规范,那么,整个社会就没有尊卑、长幼、礼教、刑罚、秩序可言。那么,依什么来治国?依什么来齐家?百姓靠什么安居乐业?江山靠什么久盛不衰呢?从这里我们做进一步的思考,假如一个国家没有文字、典籍文献,那就和鸟兽的天下差不多了。
任何事物都有自己内在的运行规律,所以,《礼记•大学》的开篇就讲述“致知格物”。所谓致知者,就是要求人们懂得自己的身心、性命以及家庭、国家,乃至整个世界;所谓格物者,就是要求人们去研究公与私、是与非、辞去与接受、索取与给予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使人们做到公私分明,是非清楚。这就是致知格物的含义。当今的许多人,不了解伊斯兰教教义,于是,他们对穆斯林的行为方式心存疑惑,由疑惑又导致了思想领域的混乱,他们常常随心所欲的滥发议论。在中国穆斯林的先辈中,也曾有人著有经书典籍之类,但都是些思想恢宏的厚经大法,而对于一些人的非议,他们认为是区区小事,不屑辩白,我一直对此感到遗憾。
我学习伊斯兰教的知识有很多年了,时常想用汉文阐释伊斯兰教的教义,又害怕文辞平白,阐述不深,让当今有才学的人见笑。到了乾隆二年(1737年),我进一步领受到皇上培育的恩惠,荣任翻译掌教之职,又兼任回回馆的教师。我钻研课文,校正字词,对于风俗人情,日常礼节都尽可能的一一讲清楚。一方面是为了报效朝廷的培养之恩,另一方面是为了不让人们猜忌伊斯兰教。力争让人们在开卷阅读时,就像面对面的交谈一样,很轻松的了解到伊斯兰教所讲的也是伦理纲常之条,不再对穆斯林的行为方式胡乱猜疑。只有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阂,百姓才能安居乐业。《清真释疑》就是在那时编纂的,犹如从天而降,不到一个月书稿就写出来了,又用了一年的时间进行修改润色。书名的初衷是因为人们对“清真”之说产生的疑团久久没有消除,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是著书立说。用口头语言与人交流要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用书面语言与人交流可以流传百世万代,可以广播世界,是一项宏伟的工程啊!古今圣贤们著书立说的范例,就是我们遵照学习的榜样。
《清真释疑》脱稿已经许多年了,我一直收藏着,未敢面世。曾有一位拔贡生,是湖北松滋人,姓陈名大韶,一向与我关系不错。他偶然看到这本书后,拿去阅读了整整一个月,做了热情洋溢的评述,并大发感慨地说:“我曾经认为伊斯兰教近似于佛教,后来听说穆斯林不为求福而祭祀鬼神;我又想伊斯兰教可能近似于道教,又听说穆斯林不祈求腾空飞升。查阅伊斯兰教典籍,所提倡的也是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类的伦理道德;观察一下穆斯林群体,都是些官员、农民、工人、商贩之类的普通人,与儒家没有什么差异,再后来我就开始羡慕伊斯兰教了,因为它能够使人的惫志坚定,从来没有听说有穆斯林改奉其他宗教的。我想这大概是他们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吧。读了先生的著作,我的疑虑被消除了,先生应当赶快刻印,以便消除更多人的疑惑。”
然而,我掂量再三还是没有马上印行,原抄本在我的书橱里搁置好几年了,几乎被其他文献资料湮没。前些天,陈大韶又来催促,再加上穆斯林中的念经人、读书人看了此书之后,无不欢欣鼓舞,都想帮我刻印。当时,我虽然有些心动,但还是敢印行,可我为什么不能把书稿抄录出来敬献给他们呢?这样做,还可以索要一篇序言,收集在我的书稿的前面,让许许多多的对伊斯兰教不了解的人去阅读,他们的疑虑、猜忌都会消除,他们敬佩的就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想法了。
我常常听人们感慨地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如今,在尚未散伙的时候,就得预备散伙后的事情。因此,我让在馆的师生们分工抄写了一套“十三本经”,以便归老还乡之后阅读欣赏,它就搁置于我的书桌上。在悠闲的时候,翻开看一看,翻到最后一页,书末尾的落款处写着“某人敬书”的字样,凝神之间,如见其人,心中感到悲喜交集,总觉得自己的心愿尚未了解。悲伤的是将来不能像今天一样汇聚一堂,那么为什么不提前预防将来的遗憾呢?古人有言:“字如其人”。(有丁朋友们的字迹),闲下心来静静地观赏,昔日的景象就会浮现在眼前,岂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吗?
如今,乾隆皇帝举行前所未有的仪式,亲自驾临翰林院,召见各方面的学者联韵赋诗,并刻石记载,立碑于此,以便让后人永远铭记。他希望他的功业永驻,但不知道后世子孙和他一样。正如《兰亭集序》中所说,以后的人看现在,也像现在的人看从前一样。
我们应当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丰富的学识来面对盛世。现在,我冒昧地把书呈送于你“恳请批评指正,并希望你作序,也就是预备卸任后,于闲暇之时用来安慰自己。昔日,、在八馆落成的时候,我曾写了一首纪念诗,并加上背景说明文字呈送给你看,有幸得到过你的教导。那首诗被镌刻在四译馆内,每当人们看到它都很敬仰。因为我很想让《清真释疑》流传下去,想让后辈们经常有人翻阅它,让他们在享受我们留下的精神食粮的同时有所感想。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想,真要让后辈人消除疑心,明白正道的话,还得依靠你的教诲。如果你因为吝惜片言只语,不答应我的请求,可我的请求就写在这里;如果你考虑到自己的身份地位,不便于顾及琐屑小事,而这可是一件能够解除社会上许多疑惑的事情。前文所说的,志士仁人读书是为了弘扬真理,创建学说,并期望自己的学说能流传后世,经历千秋而不被磨灭,指导百代而不被推翻的前提条件是:他们的学说必须能够解除人们的疑惑。只有解除了人们的疑惑,才可以说某人有渊博的知识和完美的教育思想。这样,谁还能说他不是圣人的弟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