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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宗师金子常阿訇(摘自《济南穆斯林》2011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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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天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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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南天星空 于 2011-5-13 16:23 编辑

    金子常阿訇是济南伊斯兰教界近代最著名的大阿訇、大教铎、大宗师,在我们济南伊斯兰教史上曾经做出过重大贡献,他也是我国伊斯兰教界令人崇敬、享有盛誉的大阿訇。

    一、金子常是济南伊斯兰教界爱国爱教的典范

    爱国爱教是我国伊斯兰教的基本宗旨和崇高品德,是信教群众遵循经训教导,必须把持的最高人性的节操。在日伪时日本侵略者用“东亚共荣”、“宗教和善”的口号迷惑中国人民,用以挑拨中国各民族间的关系,利用中国回族人物中的回奸拉拢,威逼、利诱我回族教民,特别是回族中的著名阿訇、虔信乡老、上层人士和头面人物。但日寇的鬼蜮伎俩、狼子野心,广大回族群众是再清楚不过了,回族和伊斯兰教界的上层人士更是洞察秋毫,因而不愿依寓日寇,不愿与回奸为伍,那时全国就有王静斋、马松亭等四大爱国阿訇之称,在我们山东济南也有唐柯三、穆华庭、法静轩等一大批爱国爱教的伊斯兰教界人士,与日本侵略彻底绝裂,他们以其各自方式与日本当权者周旋。金子常继他们之后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是又一位与日寇彻底绝裂的伊斯兰教人士。金子常阿訇世代居住济南西关,三八年前后在华北沦陷,本想西去甘肃、新疆,但因战事道路被阻,金子常只得留居济南,主持济南道堂教务,多次回避谢绝日伪邀请,以教务繁忙为由,隐居于西关道堂之中,讲经论道,谢绝外事活动,专心于写作著述,此时他写了许多日记,《在去埃及的路上》、《归真要道心解》、《归真总义》等笔录和杂记。直到四五年日本投降后,他才得以动身去新疆迪化(乌鲁木齐)。这种退隐避居之举是严遵经训教导,是在强大敌人的强威之下的一种养光韬晦之术,是一种没有条件明火执仗地与日本人对着干,也是一种没有办法的退晦的策略,这又不能不说金子常在运用经训精神的一种巧妙的、迂回的对敌手段。

    金子常去新疆前后,其亲人中就有起义者、投奔革命者、转赴延安者,而作为一个宗教职业者的金子常阿訇,凭着他的良知、他的祖德族荫,他在西北地区的声威,毅然决然去新疆主持教务工作,带领新疆教众响应新疆包尔汗主席的起义,拥护中国**,欢迎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新疆,起到了党和政府与广大教民间的坚实而广泛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并为解放后的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新疆分会的召开做了力所能及的大量工作。

    一九五O年金子常又应召随中央民委主任汪峰同志去甘肃参加土改工作队,并严格按照党的土改政策,宣传群众、宣传教民,化解矛盾,使甘肃土改工作顺利完成。

    一九五二年因为母守制回济,王震首长、张国华政委在此期间曾多次信邀他回新疆主持教务,因丧母丁忧之时,他未能及时回疆。

    金子常阿訇生活在国家多事之秋,人们思想大转变,大适应的转化期,他能坚持爱国爱教的大方针不变,识大体,知时务,及时适应时代社会变迁,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拥护新社会,拥护**并能起到宗教工作者的桥梁与纽带作用,在那个时代金子常不愧为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一个明理适时的宗教工作者,一个坚持正义,走正道的爱国的大阿訇。

    二、金子常是济南伊斯兰教界绝无仅有的经汉两通的学者型的大阿訇

    伊斯兰教传人济南约有七百多年的历史,我济南回族伊斯兰教,能承绪传衍而不衰,应该说全靠口传心授来维持,因历史上回族人并不太重视汉文化的学习,几乎不识汉字者占80%,其原因一是回族人贫困无力学习,伊斯兰教界的教职人员更甚,因其传承之“海里凡”大多为极贫极弱之贫困家庭的幼童,后能成为传教之阿訇,全凭师徒间的口传心授,和他们的智慧聪颖、强志和领悟。其二是回族人总感到学习汉语就会忘了教门,因历史上的“官至三品必叛教”的许多实例,使得回族下层群众对汉语文字的深恶痛绝,即便十六世纪陕西经学大师胡登洲(1522-1597)开创“经堂教育”之始,也仍是以阿语和波斯语为介媒的十三本经书为本,并无汉语和汉文化的教育。直至王岱舆(1584-1670)、刘智(1655-1748)、马注(1640—1711)等一大批回族汉学家问世,我国伊斯兰教方有经汉两通之学者,把中西方文化交流贯通,开创了中国伊斯兰教经学的特色的新局面,至于济南本土的阿訇能称之为经汉两通的学者阿訇者,真是少之又少。仅山东济宁以常志美(1610-1670)及其弟子为代表的经学学派,在山东伊斯兰教中形成部分经汉两通的阿訇队伍,但仍是凤毛麟角,在济南尤少。

    近百年来作为阿訇的金子常可谓首屈一指的经汉两通的学者型的阿訇,金子常幼年随祖父金士毅在新疆攻读经书,习学汉文后于公元1928年间去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学习,1933年被推荐去埃及艾兹哈尔大学,同时又去也门和沙特寻访深造,归国后七七事变,日本侵华,华北沦陷,阻于祖籍济南,主持济南道堂教务,他的一生除从事教务工作和宣传伊斯兰教义外,即专心于著书立说和从事经文的翻译工作,如《埃及留学记》、《朝觐记》、《沙特阿拉伯访问记》、《哲合林耶道统史》、《也门行记述》等十多部著述的草成,《穆罕默思》、《曼丹叶合》等经书的翻译和详注,另外还有短文、笔录、日记等阿文、汉文作品书籍等,在我济南伊斯兰教界有如此学术成就者,也仅此一人。他精通阿文、波斯文和汉文,并能融会贯通,对伊斯兰教苏非观有深入了解,对他本教派“沙孜林叶”的道统史也有专门论述。金子常阿訇是济南土生土长的大阿訇,是我国近代伊斯兰教界的经汉两通的大阿林、大学者,这是当之无愧的。他的学识和见解在三四十年代济南伊斯兰教影响甚广,对济南伊斯兰教的教义和经学哲理等学术理论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起到了促进推动和丰富发展了济南伊斯兰教的重要作用。

    三、金子常阿訇是中国东西部伊斯兰文化和教义交流、融和、传播的使者

    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历来呈不平衡的状态发展,中国东西部教门的差异较大,山东是正统的逊尼派的 “格底木”,但山东济南的伊斯兰教受什叶派、苏非派的影响还是颇深的,这与以金子常家族为代表的中国西部门宦思想影响不无关系。金子常作为中国西部伊斯兰教学术思想和苏非神秘主义教义教理的代表人之一,在中国近代济南伊斯兰教史上起到了重要的传播绍介和流通融和的作用。他在坚持伊斯兰教上层专修“道乘”的前提下,强调了一般教众的“教乘”的功修作用,也就是五时“乃玛子”的坚守,尤其是主麻日的功拜尤为关注,直至今日济南南北各寺主麻日的聚礼是一般教众不可或缺的功课,不得失撇的拜功。他把苏非派的“敬主赞圣,遵经从训”的主张推广到济南的教门功修之中,他的热情奔放的高念的赞颂形式确也给济南教门增添了活力,他的活泼、生动的宗教仪式也给济南教门以影响。我认为:我们的教门就应高声 地、理直气壮的豪气干云的去赞主,去赞圣——“安拉胡安克拜勒”——这种气度确实表现了我们教门人的虔诚的信仰和发自内心的对主的崇敬和赞美。我们回族寺坊,凌晨的拜克声就应该是气贯云霄,响彻晨曦的,我们为何不可理直气壮的去唤礼,去高声大声地去赞主赞圣呢。

    高声诵读是一种方式,是一种无可非议的观念,我们的教门就应该高声地去诵念“清真言”、“作证词”……。当然,在这里我并不否认低诵也不失为一个沉稳优美的诵读形式。

    金子常把“干尔麦里”和“迪克尔”(达意儿)的赞礼形式带人济南,济南各大寺尤其南大寺的几代阿訇受益匪浅,他们不但懂得赞圣的诗篇,而且也会实践“达意儿”围圈赞颂的形式。“曼丹叶合…”“麦罕默斯”一类,伊朗苏非诗人的诗篇成了我们济南教门口熟能详的赞颂词,这较之于一些山东偏僻乡村寺中的阿訇们已博学得多了。

    在此展开来说一说中国的苏非,我们认为苏非主义,虽是伊斯兰教神秘主义之一种,但它对世界伊斯兰教学术观念的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它把世界伊斯兰教推到了一个绝高的境界,它的“道乘”和“真乘”的修炼和对真主的“绝对”的认识,是一般教派所望尘莫及的,是绝对的主观理念的认识的升华。金子常的教门观念,虽是“七伊玛目派”的分支(但中国的哲赫林耶却是遵从逊尼派教义的)。金子常对于中国的社会现实,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前后动荡中的中国的社会现实,还是有着冷静的思考和清醒的认识的,因此他能不与回奸为伍,能专心于宗教的功修,能与以南大寺伊玛目周怀青阿訇为代表的济南伊斯兰教头面人物,进行经常性的深入的朋友式的教义的商榷与探讨,并能相互尊重、相互融和、相互接纳——要知此时济南有些阿訇还是与日本人相与交往,相与友善的,而金子常绝不。

    金子常在济南教门的宣传上——也就是宣教工作中,能认真地与南北大寺伊玛目一起去做教众工作的,并为济南的教门和教理教义的宣传内涵中添加了一些新的更为深邃奥妙的东西,因此我们说金子常阿訇在济南起到了中国东西方伊斯兰教学术界相互交流和融汇的使者的作用。

    四、金子常应该说是济南伊斯兰教哲赫林耶教派中的大教铎大宗师

    金子常是济南土生土长的大阿訇,在济南南北大寺中主持教务的曹风麟、刘品三、宫澹庵、沙凤阁、刘涵光、于少斋等,均不是济南人,都是外聘阿訇,真正能称得起济南伊斯兰教界的大教铎者,据我所知,作为济南本土阿訇中,也仅周怀青、金子常两位莫属了。就是这位宗教大师金子常在日伪期间埋头教门,著文译书,编写出了一部《伊斯兰教育计划纲要》的汉文本,在济南伊斯兰教史中以宗教教育纲要为题的著述唯此一家,我们还不曾见过其他人精心策划过济南教门教育的发展前景。——当然过去的“成师”例外,他编选了《阿文初阶》、《古兰读法》、《经文选读本》等教学材料,都是为伊斯兰教的明天和将来所为,当时因为时局所限,这些书虽并未曾派上用场,但他为伊斯兰的教育工作曾呕心沥血,笔耕不辍。这种重视教育的精神和作为,在济南伊斯兰 教界,在这种大背景、大环境中,继“成师”之后,又成就了金子常这个伊斯兰教的教育家和大教铎。他那时能做的唯一的能实行的是自身的修炼。他带领本寺阿訇刘锡恩等以“谦虚、谨慎、和睦、团结”行事,常常到济南各大寺公开讲经,与济南众多教众公开答辨,得到济南广大穆斯林的信任和尊重,也为济南的教门做了大量的宣教工作。他的“返璞归真,知行合人”是自我的修炼,也是对教门哲理的最简单明白的诠释。原来济南穆民对金子常的教门功修并不太了解,经过相互的交流,相互的磨合,首先在教职人员中,在各寺大伊玛目的认知中,相互有了共同的语言,并有了相互的融会贯通,有了理解与首肯。后来的济南大伊玛目马德贵教长就曾对我们说:“金子常阿訇把西北教门带人济南,使我们了解了西北教门的一些教义内容和赞主诵念的形 式。”作为济南哲赫林耶,金子常不愧为是一代宗师、一代教铎。

    我在这里说金子常是济南伊斯兰教的大宗师,一是因为教育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东西,而是他在默默地,渐渐地,潜移默化地宣传着教门,宣传着他的“教乘”、“道乘”与“真乘”,一面又结合时代特色、地方特点做着广大教众能接受,能认知的宣传工作、感悟工作,并取得了很显著的效果——立竿见影的效果。宗师就是“尔林”,就是“修养”,就是“品德”,宗师 是以自己的言行影响了一代人。金子常一面在践行,一面在准备,在著述。他把《曼德夜合》、《穆罕默思》和《欧拉特》(卯拉提)这些十三世纪波斯苏非诗人发自内心的赞主诗篇翻译成汉文。那些如

    “主啊!你是平安的,平安来自于你,平安归于你,平安完全归于你!……”

    “安拉啊!我赞颂,十五的满月,如圣光的照射,一切的光芒,在你的面前全黯淡了……”

    “他是我们的钦圣,说情者,医师和后盾……,

    没有任何人能在否定与肯定的言论中比他更诚实”。

    这些出自内心、出于肺腑的高念之声,对听众是有着多么大的心灵震撼力,又是有着多么大的精神的感悟力啊!对于人的身心的融化和感染,几乎超乎一切的神力。这是任何低声的默念所达不到的精神效应的和信念境界的。

    他在这期间还做了《亥听》和《古兰经》的阿文集解,对刘智的《天方性理》和《天方典礼》等汉学著作作了许多解读笔记,如此能在伊斯兰教经典上作此大规模的译著者,他是济南近代伊斯兰教史上尤其是济南哲赫林耶史中的第一人,是除明末清初王岱舆、刘智等以儒解伊的汉学家之后的又一译著高峰——但这个高峰出自济南——但可惜这些著作均在文革中付之一炬,不为世人所见,哀哉!一代宗师竟毁没在灭绝文化的运动的大火之中。

    一代宗师金子常不仅在著述上为济南之最,他的人品、学识、苏非功修和宗教声望在甘肃、在新疆,那也是无人可与比肩的——当然有他家族的荣耀,但更多的是他本人的“大宗师”的形象,这也是他后来被罪的根源。

    结束语

    金子常是济南著名的阿訇、教长、哈吉,伊斯兰教著述家,是我国早期留学埃及艾兹哈尔大学的为数不多的留学生之一,是我国著名的伊斯兰教学者,是济南清真道堂的唯一传人。今天是金子常归真五十年纪念日,金子常离我们远去了,竟没留下任何的丰功伟绩,默默地走了,这是一个历史的误会,特殊的时期,特殊的政治环境.造就了或毁灭了这一个才气横溢的济南伊斯兰教的俊彦,然而在这么少的怀念和遗存中,我们还是看出了他的高大英俊、爱主、敬主,几乎把全身心融入主道的精神,在此我愿真诚的祈求伟大的万物之主,赐给他天堂有位,并不断抬高他在天庭的品级,愿主赐福给他及他的门生、教徒、朋友和家人。阿米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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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544
    铁木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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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068
    穆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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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226
    南天星空
    会员

    3、金钟(?—1871)

    应为金氏十三世“田”字辈(或十四代“士”字辈),是清同治年间济南哲赫林耶清真道堂“热衣思”,后去西北参加金积堡战斗中被害。约在1871年(同治十年)。

    4、金士毅(?—1916)

    字云仑,济南历城人。应为金氏十五代“国”字派,为哲派又一代热衣思。

    5、金子常

    又名国彝(1902—1961)济南西关永长街人,世居济南金家店,其祖金士毅为济南清真道堂“热思衣”,金子常为济南金家店“清真道堂”传人,应为“志”字辈。

    金子常幼年随祖父在新疆攻读经文,并学汉儒文化,及长随母返济途经甘肃新店子,得遇马吉武并师从马,因而学业大进,回济后,即在道堂理事。一九二八赴上海伊斯兰教师范学校就读,深得达浦生阿訇厚爱。1931年获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推荐赴埃及留学,就读于艾兹哈尔大学,留学期间首赴麦加朝觐,1935年回国。

    抗日战争胜利后,去新疆迪化(乌鲁木齐),被任命为迪化清真南寺教长。在新疆期间,他支持鲍尔汗起义,为和平解放新疆尽到一份力量。后又受金积堡道堂派遣去新疆昌平清真寺任教长,并在昌平兴办回民小学,1954年返济。1956年应马重雍之邀赴甘肃天水北道埠台子清真寺任教长。1961年在济南归真。

    金子常是济南著名阿訇教长、哈吉。伊斯兰教著述家,是全国著名的伊斯兰教学者,是济南清真道堂的唯一传人。

    #203229
    南天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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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派遣留学生

    派遣留学生,与国外进行学术文化交流,这是提高本国本民族学术文化水平的一个重要途径。中国穆斯林出国留学开始于清光绪年间,兴盛于民国时代(30年代)。在此之前,中国穆斯林只是以朝觐的方式赴麦加,然后游历伊斯兰各国,或投于某个学者(更多的是苏菲派导师)门下学习几年而已,没有正规的留学活动。正规的留学活动是在清末光绪年间进行的。首批中国穆斯林学子出国留学的国度是日本,共有来自直隶、山西、山东、奉天、安徽、江苏、陕西、湖北、湖南、河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的14省36名青年。他们分别就读于早稻田大学、东洋大学、法政大学、同文书院等,学习法律、经济、军事、医学等专业。他们人在海外,却心系国内穆斯林教育。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在清廷驻日公使广东籍穆斯林杨枢。(1844~1917年)的支持下,他们在日本东京组织成立“留东清真教育会”,第二年创办会刊《醒回篇》,旨在唤醒穆斯林重视教育,提高素质,自强不息,开风气之先河。

    然而,对中国穆斯林思想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留学活动则是20世纪30年代的赴埃留学。

    中国穆斯林向埃及派遣留学生的联络与组织工作,是由云南回教促进会率先进行和完成的。1930年8月云南回教促进会暨所属明德中学正式致函埃及爱资哈尔大学,请求接受中国穆斯林优秀学子赴埃留学。爱资哈尔大学校长接到函件后,于同年12月25日复函同意接受中国穆斯林留学生,并寄来爱资哈尔大学办的杂志《回光》和其他书籍,供中国穆斯林阅读。云南回教促进会随即责成明德中学拟定选派制度及考试办法。经过半年多的积极准备,明德中学校长杨士敏给促进会会长马骢提交了《本校请准支部考送留埃学生》报告。经促进会批准,明德中学于1931年10月21日正式进行公开书面考试,择优录取纳忠为公费生,张有成、林仲明为自费生;上海伊斯兰师范优秀毕业生马坚由该校校董马晋卿资助旅费,由云南回教促进会列入这一次的(首届)留埃学生团。这样,,首届留埃学生共4人。明德中学修学主任沙儒诚先生自告奋勇自备资费护送4名学生前往埃及,促进会和明德中学便聘任沙先生为留学生团指导员。

    为了保证选送学生的质量,明德中学对报考学生的资格和被录取学生应遵守的规章制度,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关于报考资格,有4条规定:①具有阿文、国文、英文、算术、史地、博物等相当成绩者;②品行端正有坚决毅力者;③获家庭同意并签字认可者;④除送去旅费外不累及学校者。关于被录取学生应遵守的规章制度有6条:①留学生毕业后须回校服务6年;②留学生须坚定意志,卒成其业,不得见异思迁,中途退学,违者由其家庭追还公费;③留学生以学宗教、哲学、礼法、天经、圣训、历史、教育等重要学科为限,不得任意修其他无关学科;④留学生毕业后须即回校服务,不得在外逍遥致误校务;⑤留学生每月须有文字l篇,寄登《清真铎报》,以便观察其学业进展;⑥留学生须注意外国学校教授方法、教科书目录等,随时报告本校以供择采。

    从上述两项规章中,我们不难看出,云南对当时报考留学生资格要求和对被录取留学生在国外学习期间的管理措施,是相当严格的。这些制度和措施最大限度地保证留学活动的质量,杜绝了滥竽充数现象,有效地维护了中国穆斯林在国外的声誉,充分体现了此次留学生工作组织者的严肃认真和对国家对民族负责任的态度。

    1931年11月9日,沙儒诚先生偕学生纳忠自昆明火车站乘法国人经营的滇越铁路旅客列车启程,前往个旧沙甸,与那里等候的马坚、张有成、林仲明3人汇合。11月13日在滇南重镇蒙自碧色寨车站,再次登上滇越铁路旅客列车,从边镇河口离境进入越南,然后又乘“东京号”邮船赴香港。11月23日才乘法国人的邮轮启程,经越南西贡(今胡志明市)、新加坡、马六甲海峡、锡兰(今斯里兰卡)、科伦坡、亚丁、吉布提、苏伊士城,历时51天,12月20日晨抵塞得港登岸入关,下午到达目的地——开罗爱资哈尔大学。我的阿拉伯文老师林仲明先生是此次留学生团成员之一,他曾给我讲述过这一次漂洋过海,历经艰辛,赴埃留学的故事,至今记忆犹新。

    留学生团一行5人到达埃及后,受到了爱资哈尔大学的高度重视,校长当日会见了一行5人,沙儒诚先生介绍了中国穆斯林的概况,次日埃及大报——《金字塔报》报道了首批留埃中国穆斯林抵达的消息,引起各界关注;留埃师生开始学习后不久,为开辟今后中国各省穆斯林优秀青年留学爱大的渠道,同时也为了便利对中国留学生的管理和开展各种学术文化活动,留学生团指导员沙儒诚先生参照爱大设立各国留学生部的模式,向校方提出了设立中国留学生部的申请。1933年5月1日申请获准,中国留学生部正式成立,校方聘请沙儒诚先生为中国留学生部部长。爱大中国留学生部成立之后,便在中国穆斯林各社团与爱大之间牵线搭桥,为以后中国穆斯林赴埃留学做了大量工作。沙儒诚先生除肩负中国留学生部部长重任之外,还考入开罗美国大学教育系攻读硕士,并于1938年获硕士学位,1939年1月奉调回国服务。首批4名中国留学生,刻苦学习,孜孜以求,取得优异成绩,在爱大为中国穆斯林争了光,并赢得了良好声誉,为继之而来的5批中国留学生的顺利派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马坚还为增进中国与埃及之间的相互了解做了不少工作,他将中国古代文化大师孔子的言论集《论语》翻译成阿拉伯文,介绍给伊斯兰世界;又用阿文撰写《中国伊斯兰教概况》一书,让伊斯兰世界对中国的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有所了解。纳忠以优异成绩第一个获得了“学者”称号。

    第二批中国穆斯林留学生共5人,是北平成达师范学校组织派遣的,这5名学生是:韩宏魁(山东泰安人)、王世明(天津人)、金殿桂(山东泰安人)、马金鹏(济南人)、张秉铎(河南洛宁人)。这批留学生由成达师范教务主任马松亭先生亲自护送,于1932年12月抵达爱资哈尔大学。抵埃后,马松亭先生拜会了埃及国王福德(亦译为福阿德)一世,福德一世应允咸达师范的请求,派遣了两名博士赛义德·穆罕默德·达理和穆罕默德·伊布拉欣·福力菲勒随马松亭先生到北平成达师范任教。福德一世及爱资哈尔大学还给成达师范学校捐赠大量经典和书籍,成达师范于1936年在蔡元培、顾颉刚、陈垣等著名学者的支持下,在北平东四清真寺内建成一座图书馆,内藏这些书籍,称之为福德图书馆,穆斯林中爱读书者从中受益良多,称得上是一座中阿文化交流的丰碑。

    第三批留埃学生由云南明德中学派出。这批学生共3人,他们是纳训(通海纳家营人)、马俊武(开远)、林兴华(蒙自沙甸人)。他们3人于1934年3月抵达开罗爱资哈尔大学。

    第四批留埃学生由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派出。这批学生共5人,他们是:金子常(山东济南人)、定中明(湖南常德人)、胡恩钧(江苏六合人)、林兴智(蒙自沙甸人)、马有连(云南盘溪人)。他们一行5人于1934年5月抵达爱资哈尔大学。同年,在印度来克脑大学留学的湖南宝庆人海维谅也辗转抵达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学习,成为第四批留埃学生之一。 第五批留埃学生主要由成达师范学校派出。1936年10月,成达师范学校再度委派马松亭先生赴埃及,与爱资哈尔大学校长商洽成达师范学校选派留埃学生事宜。此事获得当时的埃及国王法鲁克一世的支持,国王应允给中国穆斯林20个留埃名额,并由他负责全部资费,故这批学生被当时国内的穆斯林报刊称作“法鲁克留埃学生团”。马松亭先生回国后,立即着手组织考试委员会,积极筹备考送留埃学生事宜。这次考试原计划进行两次,但后因中日战事关系只举行了一次,录取了10名学生,另由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选送4名、新疆选送2名、四川选送1名、山西选送1名、北平选送2名,共20名,商定由各地汇集香港,组成法鲁克留埃学生团,由成达师范学校委派该校教员庞士谦为团长,负责护送前往。但到了临出发时,因种种原因,20人中只有15人成行,他们是:马继高(四川成都人)、马宏毅(山西晋城人)、马维芝(河北献县人)、刘麟瑞(河北沧州人)、高福尔(新疆疏附人)、林寿芝(新疆轮台人)、范好古(河南周口人)、张怀德(河南庐氏人)、熊振宗(广州人)、杨有漪(北京人)、丁在钦(河北张家口人)、王世清(北京人)、金茂荃(山东泰安人)、张文达(山东沂水人)、李鸿清(北京人)。这便是民国时期中国穆斯林中最后一批留埃学生,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他们在庞士谦阿訇的率领下,于1938年3月23日抵达埃及塞得港,受到了爱资哈尔大学中国学生部部长沙儒诚(国珍)等人的热烈欢迎。这批学生顺利入学。此间庞士谦先生于1940年应聘担任爱资哈尔大学中国文化讲座讲师,开伊斯兰世界最高学府开设中国文化课之先河。第二年,庞先生当选为爱资哈尔大学学生部部长,接替先期回国的首任部长沙儒诚先生,担负起中国学生部的领导工作,直到1945年归国(关于派遣留学生的详情见姚继德《中国留埃回族学生派遣始末》(载《首届回族历史与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综上所述,从1931年由云南明德中学派遣第一批赴埃留学生,到1938年北平成达师范派遣最后一批赴埃留学生,在这7年间,共派出33名留学生,这批学子志向远大,学习刻苦,学成归国后,为伊斯兰教学术文化的发展,为培养中国的阿拉伯语人才,为促进中国和伊斯兰世界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突出贡献。其中马坚先后被聘为南京中央大学和北京大学教授,成为国内外著名的伊斯兰学者,有大量的关于伊斯兰教教义、历史、文化方面的阿文、英文译著。如《阿拉伯通史》、《阿拉伯丸学简史》、《回教真相》、《回教哲学》、《回教教育史》、《教典诠释》、《回教基督教与学术文化》。专著有《回历纲要》等。曾主持编纂《阿汉词典》等。还把全部《古兰经》翻译成汉文出版,成为国内外学者引用最多的译本。他还长期担任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的翻译。纳忠先后被聘为云南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教授,曾长期担任北京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主任,成为阿拉伯历史专家,著有大部头的《阿拉伯通史》等著作;纳训以翻译世界文学名著《一千零一夜》而闻名;林兴华、林仲明也担任北京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教授,为培养阿拉伯语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学生活跃在中国的外交、新闻、教学、科研等领域;定中明被聘为台湾政治大学教授,并担任阿拉伯语系主任,著有《正道溯源》等著作,成为台湾学术、外交领域的活跃人物;马金鹏被聘为北京大学东语系阿拉伯语教授,教学、科研双丰收,曾翻译《伊本·白图塔游记》;张秉铎、马维芝、马宏毅被聘为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教授,为培养宗教人才做出了特殊贡献;刘麟瑞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在阿拉伯语的教学和研究方面被公认为权威专家,中国的许多阿拉伯语教材均出自他之手。他们这些人堪称是中国穆斯林知识分子的楷模,是国家和民族的栋梁之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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