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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道与人道——伊斯兰教与儒家文化的不同关怀
明末以来,回族学者王岱舆、刘智以及马注等人在对中国文化的探索中,基本把握了儒家文化重现实人生、重人伦道德的主旨并积极地认同儒家的主流思想。他们所建构的回族伊斯兰教的思想体系——“真一”本体论,“真一”“数一”化生万物及人类的宇宙观,以及将天道五功与人道五典相结合的伦理思想,为伊斯兰教与儒家文化的沟通架起了桥梁。
马德新继承了前辈回族学者的思想,同时更把中国回族穆斯林对自身文化的反思及对儒家思想的总体认识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马德新所处时代,回、汉关系紧张,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对抗。面对主体文化、主体民族的优势地位和强势力量的冲击,马德新意识到回族文化的生存空间日益狭窄。前辈学者的学术努力,客观上形成了人道思想的高度张扬与天道思想的日益淡化,神圣关怀的枯萎及内外认同的失衡,势必对回族文化的发展构成潜在的危机。一个与主体民族使用同一种语言文字的民族,失去文化特性必然也会失掉民族的特性,因此弘扬回族文化的独特性,是马德新不同于前人、也高于前人的地方。在对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的全面考察后,马德新敏锐地看到这两种文化的根本差异——伊斯兰文化重天道、儒家文化重人道。即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教,强调严格的一神信仰,以真主安拉为本位,以人与安拉的关系为重点,强调对安拉的崇拜和顺从,强调人对安拉的义务,甚至把宗教信仰和功修视作人之本性;而源于农业文明和家族社会的儒家文化的主流,重视现实人生,重视人伦道德,强调家庭亲情,关注社会生活,具有鲜明的人本主义精神。对此马德新准确地概括道:“我教圣人所任者天道,他教圣人所任者人道”[⑤],“人道者,处世之理,乃人与人所当行之事也,是谓五伦。天道者,乃人与真宰所当尽之功,是谓五典也”[⑥]。换言之,伊斯兰文化的核心是宗教信仰,儒家文化的重心则是伦理道德。
注重神道是一切宗教的本质,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成熟的世界宗教,也毫无例外地强调“神”(即真主安拉)的第一性和不可超越性,它坚持神本主义,以信仰唯一至上神安拉为核心,以顺从安拉、履行对安拉的义务为人生头等大事,以人神关系为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整套思想体系,全面阐述了伊斯兰教关于人与神、人与他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自身关系的理解。其神道思想不仅体现在对超自然的神灵——真主安拉的信仰和崇拜方面,还体现在人对自身生命的关注,包括后世生活的关注。伊斯兰教认为,人不可避免都会死亡,但死亡只是肉体与灵魂的暂时分离,在**,人人都会复生,接受安拉的审判,生前行善的人,将得到安拉的奖赏,永享天国之福;生前作恶的人,将受到安拉的惩罚,饱受火狱之苦。总之,宗教信仰是伊斯兰文化的核心。
具有强烈人文主义精神的儒家文化则以“人道”为视角,以仁义为核心,注重人的现实生活和道德修养,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严密而丰富的思想体系,从而与注重“天道”的伊斯兰教形成鲜明的对比。马德新多次谈到,“周公孔子,是治今世之圣人”[⑦],“专以人情为贵,只言人与人相处之理”[⑧],“东土圣人,凡人生、纲常、名教、日用、饮食数大端,诗书所载,无不尽善尽美而无以复加。惟于真主何以认识,造化何以奇妙,举人性之所包括,人心之所隐藏,与几微之奥妙,尊大之事理,其中分门别类,以至复活、见主、归真、各世界一切规矩范围,并未能旁赞一词”[⑨],“彼尧舜周之专任,在人道……。故惟以伦理为重,而不言生前死后之事”[⑩]。
总之,伊斯兰教以认主独一为核心的信仰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与作为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的儒家文化有很大差异,具体体现在:第一,伊斯兰教以超自然存在安拉为信仰核心,人作为安拉的创造物,要信仰安拉、顺从安拉、服从安拉的诫命,履行对安拉的义务。儒家则强调人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要求人们遵守维护等级制度的纲常思想。第二,伊斯兰教以后世说和死后复生说为信条,强调现实人生的延续性和超越性。而儒家文化则关注现实人生,对鬼神存而不论,淡化后世、来世,淡化宗教的超世性,而把天人、生死、人鬼、祖孙一同纳入人道系统,突出宗教的情感论与功能论[11],以不语“怪力乱神”而回避对鬼神的求证。第三,伊斯兰教所规定的生活习俗(包括饮食、婚姻习俗、丧葬习俗等)与儒家传统有很大差异。穆斯林受伊斯林教影响,不吃猪肉、猪油,不与多神教徒结婚,实行土葬、薄葬、速葬等;汉族则因祖先崇拜,普遍供奉祖宗牌位,重视丧葬,喜看风水、算命、打卦等。汉族为定居农业民族,其气候与环境适宜养猪并以猪肉为主要食肉。
马德新对儒家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之间的差异性的把握是非常准确的,他看到了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根本差异并把宗教看作中西文化(中国儒家文化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分水岭。九十年后国学大师梁漱溟在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时,同样也把宗教视作中西(中国与西方)文化的分水岭。他说:“依我所见,宗教问题实为中西文化的分水岭,中国古代社会,与希腊罗马古代社会,彼此原都不相远底。但西洋继此而有的文化发展,则以伟大宗教基督教作中心,中国却以非宗教底周孔教化作中心。从此西方社会构造演化不同,悉决于此。”[12]由此可见,马德新对儒家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之间的差异性的把握是非常准确的。寻求两种文化的差异,是为了揭示回汉民族的文化差异性,更是为了寻求两种文化的相互尊重和相互认同,为了在儒家文化一统的天下里,为伊斯兰文化开拓出一片绿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