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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真绿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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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接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几点原因

  造成中国伊斯兰教接受儒家思想影响和渗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我以为有以下几点为最主要:

  第一、伊斯兰教发展变化的必然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社会实践告诉我们,一切事物都在发展变化,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说教,不过是表达了取得政权的地主阶级世代维持自家统治的主观愿望而已。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宗教是一定社会的产物。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总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着,那么反映这些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宗教,也必然要相应地发生改变。伊斯兰教是公元7世纪阿拉伯地区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产物。随着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经济、文化的交流,伊斯兰教从唐朝初年开始传入中国。无论是经济生活,还是政治生活,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都有所不同。特别是在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经过一千数百年的漫长岁月,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传播、发展,在很多少数民族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逐渐形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它也必然要受到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的制约,受到中国古老的封建文化的影响和渗透,从而带有中国的某些风格和特点。伊斯兰教的这种发展变化,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也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第二、接受儒家思想影响和渗透的必要性。做为一种外来宗教的意识形态,为了在中国站住脚,必须要与中国本土的思想意识相融合。如上所说,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与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情况是分不开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自有它的特殊性,以封建宗法制度为核心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而支持这一社会制度的主要思想支柱,正是大力宣扬三纲五常的儒家思想。宋元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在这个时期中,由于社会政治条件的改变,中国的封建主义不断从思想意识的各个方面得到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也更趋于强化。伴随着这种政治上、思想上集权统治的强化,隋唐时期儒、道、佛三教鼎立的局面打破了,道、佛两教形式上走向衰微,它们的宗教精神渗透到儒家思想的内部,形成为以儒家为中心的三教会同的新局面。宋明理学就是这样一种以孔子为招牌,大量吸收了佛教、道教宗教世界观和宗教实践的新儒学。这种新儒学因得到宋元明清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赏识而被捧上了天,顺之者存,逆之者亡,不可一世。凡是外来文化,如果不受儒家的欢迎,在中国就根本不能存在。象摩尼教、火祆教、景教、婆罗门教,都曾一度流入中国,但也均很快就被淹没不传,除了留下一块大秦景教碑和一些残破不全的墓碑石可供考证外,其他遗迹已很难寻见。恰在此时前后传入中国,并依靠家庭父传子受、循人口自然繁殖而缓慢发展起来的伊斯兰教,明代末期已显现出衰败的趋势:教内人宗教知识浅薄,宗教信仰发生动摇的现象已有所发生;教外人由不了解进而至于猜忌、排斥,火药味已经很浓。伊斯兰教若再不适应环境,主动向儒家思想靠拢,尽可能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和渗透,尽可能多地用儒家语言将自己的教义装扮起来,要想在中国岁长代久地生存下去,是根本不可能的。

  第三、接受儒家思想影响和渗透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思想基础,另一个是群众基础。

  伊斯兰教教义与儒家思想相通或相似之处,为二者的结合提供了稳定的思想基础。有回回谚云:“僧言佛子在西空,道说蓬莱住海东,惟有孔门真实事,眼前无日不春风。”[15]表明伊斯兰教对儒家思想的态度是十分肯定的,二者的思想体系是相通的。从世界观上说,二者同属于唯心主义范畴。从这种世界观出发,二者观察和认识社会的方法论也基本上是一致的。二者都反对出世,都看重今世,因此也就都很重视人生伦理道德的修养及对现行封建秩序的维系。儒家鼓吹“小不忍则乱大谋”,伊斯兰教强调“顺从”、“坚忍”;儒家主张“中庸之道”,认为“过犹不及”,伊斯兰教主张“正路”(又译“中正之道”),反对“过分”。凡此种种,二者的主张都趋于一致。

  此外,同一切事物一样,儒家学说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汉代董仲舒的儒学与孔孟为代表的儒学相比,已有很大的不同,是已经神学化了的儒学。到了宋代,朱熹等理学家们进一步吸收佛、道两教的宗教世界观和宗教实践,使儒学进一步宗教化。这种宗教化的宋明理学,提出了种种神学主张,如提倡涵养静修,以观喜怒哀乐未发气象,致力于“天理人欲之辨”,要人们“存天理,去人欲”等等。这些主张很容易得到同是宗教神学的中国伊斯兰教的赞同和响应。

  上述这些基本思想的相通和一致,使中国伊斯兰教自觉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和渗透有了比较可靠的思想基础。

  唐宋以来,中国穆斯林世代所接受的儒家思想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为中国伊斯兰教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和渗透打下了群众基础。自唐初穆斯林来华,历经唐宋元明四朝,中国穆斯林积极认真地学习古老的汉族文化,世代接受儒家思想文化的熏陶,涌现出一大批学习、研究、宣传儒家文化的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和诗人。长期以来,儒家的那套唯心主义世界观、认识论、人性论、道德观,不仅为中国回族穆斯林的上层人士所接受,而且也对广大回族穆斯林群众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紧紧地束缚和禁锢着他们的思想。虽然确也出现过李贽那样勇于向传统封建文化和封建礼教挑战的先进分子,但那毕竟是极少数;而且这极少数激进分子的思想,既非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一般地说,也不会成为支配广大群众的思想。正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指出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样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的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16]人们所处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决定了他们摆脱不掉儒家那套说教对自己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程度是如此之深,使他们不能不用儒家的眼光去看待、去理解自己世代所信奉的宗教。这样,用儒家思想与伊斯兰教义相结合的方式去宣传教义,既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又是能为广大穆斯林群众易于接受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