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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不该被忘却的历史?咸丰陕甘回族大“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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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8219
    啸尘
    会员

    在我的家乡的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流传着这样一首儿歌
    同治五年三月间,杀气弥漫天。
       十余万人一朝尽,问谁不心酸。
       桃含愁兮柳带烟,万里黄流寒。
       阖邑子弟泪潸潸,染成红杜鹃。
       清歌一曲信史传,千秋寿名山。
      碧血洒地白骨撑天,哭声达乌兰。
    这首儿歌是对近代历史上一次重大历史事件的描述,即咸丰同治年陕甘回民“起义”。由于我们现在仍然对于这一段历史有着较大的争议,所以我只好将“起义”二字加上引号。关于这段历史由于过去的时间太长,我们无法找到有关的完整资料。只好将一些相关资料罗列出来,我不想做评价,因为我们什么都不肯定,只是希望有关学者能够客观公正的评价,还历史一个本来面目。

    下面是来自张承志《心灵史》里的一点资料:
    他认为:“初闻此曲时,我吃惊的是:与我们通常认为的大汉族主义压迫少数民族这一认识针锋相对,靖远汉族知识分子认为,是回民的民族主义和国家对回族的优厚政策,导致了回乱时期苦难深重的靖远汉族知识分子受挫。这是极其罕见的错误认识。我为这种认识感到震惊的原因,并非在我对它的不义的反感,而在我清晰地触碰到的这种——人的隔阂。靖远县是否发生过同治五年三月回民屠杀十余万汉民的惨案,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回民一定有过对汉民的仇杀。人对人是残酷的。乱世从来释放残忍。民族仇杀是历史的一种真实。同治回民起义中,屠杀汉族无辜的现象在陕西回民军中尤为严重——报应是后来陕西籍政府要员对回族的成见。继承刽子手湘军遗风的一些湖南人,以及保持对回乱惧恨的一些陕西人,将是这个世界上最难理解回回民族的人。”
    中国人民就是这样一种存在——当别人流血牺牲大声疾呼时,他们是不参加不理睬的。他们有惊人的冷淡、奴性、自私;烈士精神对他们的感召力是微乎其微的。这也许是中国人劣于世界任何一个民族的地方。但是中国人同时又是大奇迹的创造者,一旦他们集群而起,他们便突然间抛尽了血液中的奴性和冷漠,以真正的史诗教示世界。十九世纪的后半叶,中国人尤其是汉族人表演了多么壮大的英雄剧;那人人揭竿造反遍地狼烟烈火的景象是多么充满活力;气数巳尽悠久过分的中国文化是多么坚定地看到了再生的可能性啊。本书也不是一部十九世纪中国史或称近代史。在那个大时代里,在那个天道降临人世的大时代里,主角不仅不是我们哲合忍耶而且不是中国回民。首席当让太平天国的宗教、政治与战争。其次尚有各民族各地方,他们都承领天命,占自已一翼之功勋光荣。霉烂的满清如一只病入膏肓的瘸狼,人人得以诛之。只要不把自己划于垂死的满清公家一边,任何一个后来者和史家都对那个大时代激动兴奋——那是一个沸腾骚动的、人民造反的大海!
      回民几乎全数加入了这场革命。在流血牺牲的人们长眠之后,在后日的议论声宁寂之后,在新的时代又兴起并且逝去之后,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地列举出三位伟大的回族之子,让他们的名字排入十九世纪中华民族的英雄榜上,也让他们三人的名字排人世界伊斯兰的伟人录中。这三个人是——杜文秀,白彦虎,马化龙。
      本书仅仅在上述历史观点指导下,讲述后日教内尊称十三太爷的拖布尔屯拉·赛义德·束海达依·马化龙;以及在他主持的光阴里哲合忍耶的故事。
      哲合忍耶第一次不孤独。以往总是在人们目送下赴死、以往总是自己舍了命死几次而从来无人应声的哲合忍耶,终于盼来了巨大的回音。对于其他民族或回民的其他派别也许这是一种抉择,面对于哲合忍耶来说举义造反是责无旁贷的,是当仁不让,是求之不得。牺牲之美的景象,早就随着精血生殖种进哲合忍耶的血液,印在他们的心中了。"束海达依",殉教之路,这是虔诚举意祈求来的口唤;这是前辈流了血忍住苦好不容易才为自己挣下的色百布啊。
      哲合忍耶全教参加了这场人民造反。由于势力的限定,哲合忍耶在这场历史表演中争得的只能是鼎足之一的光荣:如同在滇西建立过大理回民政权、兵败后以孔雀胆悲壮自杀的云南英雄杜文秀;如同打遍西北立誓不与黑暗中国讲和、最后冲出绝境远托异国的陕西英雄白彦虎。哲合忍耶全教上下追随十三太爷马化龙,维护了自己传统的形象,为后代留下了辈辈感动不已的遗教。
      以上是结论。
      在进入下面丰富而伤感的叙述之前,我想首先应当以这样的结论摆正哲合忍耶的历史地位。人在历史中的行为决定着在天国的品级。人在前世的功课决定着后世里的怀念、尊敬和理解。近百年前,当撒拉族的哲合忍耶英雄苏四十三率领着教下民众冲向达里加山口,冲向黄河孟达峡时,哲合忍耶便是一条狂怒暴躁不愿苟活的河。世纪变了,经过十九世纪前三十年的休养生息,干涸的河床里水已溢满。四月八太爷马以德惨淡经营为哲合忍耶养活的一条条性命,已经有十数万之众。太平天国点燃的大炮声,传来了造物的独一之主的口唤。这条与残民的公家血仇难解的大河汹涌地冲突了——既是圣战,又不是圣战。河水猛地冲进了入海口,汇入了十九世纪人民造反的汪洋之中。
    下面是从网上搜集到的一些资料:
    清同治年间(1862- 1874年)陕西境内部分回族因“回勇买竹子事件”遭到当地乡绅和官员的诬陷欺压,从而爆发了回族反清起义,起义领袖人物有十余位,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白彦虎。后终因寡不敌众,起义过后,陕西原有的七、八十万回族最后仅剩下西安城内和陕南的二、三万。白彦虎被迫携余军、眷向西北疾渡纳林河,逃往俄境,遂定居于今中亚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境内。白彦虎领导的陕西和西北回族反清起义转战数万里,英勇善战,宁死不屈。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地的回族(当地称东干)系这支军眷的后裔。

    马桂源(1843-1873年),亦称马归源,祖籍河州(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寄籍西宁,是伊斯兰教花寺门宦创始人马来迟的第四世孙。马桂源兄弟四人,他排行老三。大哥马复源,本为花寺门宦教主,后于咸丰八年(1858年)被清政府指派为巴燕戎格厅及循化厅各庄回民总约,赏戴五品花翎。咸丰十年(1860年)马复源逝世,十八岁的马桂源继承了花寺门宦教权,任回民总约世职并仍袭五品花翎,被教下称为“顶子太爷”。二哥马本源,自幼习武,中武举,后与弟马桂源一起统领西宁回民起义军。

      同治十年(1871年)底,左宗棠镇压了西北金积堡和河州的回民起义军后,又进而镇压西宁和肃州的回民起义军。西宁在清代是甘肃省的一个府治,管辖区包括西宁、碾伯(今青海省乐都县)、大通三个县和贵德、循化(今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巴燕戎格(今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丹葛尔(今青海省湟源县)四个厅,是回族和撒拉族人民的聚居区。这里的回族像西北其他地区的回族一样,深受清政府的阶级压迫和民族歧视。长年以来,“地方官偏袒汉民,凡争讼斗殴,无论曲直,皆压抑回民”。回民不堪忍受欺辱。咸丰十年(1860年)马文义已在巴燕戎格厅带领回族人民举起抗清起义大旗。同治元年(1862年)九月,碾伯县地主团练又无端杀害三名回民,并扬言尽洗米拉沟回民,当地回民联合撒拉族人民再次奋起反抗,马桂源作为宗教首领被推进了马文义的起义大军之中。清政府派兵镇压起义军,但屡屡失利。起义军力量迅速扩大,很快占领了碾伯至享堂(今青海省民和县)的大路,中断了西宁与兰州的咽喉要道。身为西宁办事大臣的玉通只得求助于在回民中有一定地位和影响的宗教领袖马桂源,转请马文义能通融一下,恢复西宁与兰州的交通。马桂源对玉通的请求斟酌再三,为了使清军对回民起义军“改剿为抚”,他答应出面说合。协议达成后,西、兰交通一时复通,清军的粮饷、军火得以供给。为表示答谢,玉通立即保举马桂源为署循化厅同知,马本源为署循化厅游击。同治七年(1868年)马桂源兄弟双双被赏戴花翎,马桂源任西宁府知府,马本源为西宁镇标游击,并代行总兵职务。清政府如此器重马氏二兄弟,目的在于“以回制回”,缓解当地回民的反清斗争。

      马桂源接任要职后,全面掌握了西宁地区的军政大权。他们从广大回、撒拉和各民族群众的利益出发,将镇标营换进回族战士,西宁的局势发生了巨变,城门启闭、公文往来、官民出入等都由回民将士做主处理,西宁成为起义军的一统天下,而玉通等人则被软禁,丧失了作用。马桂源弟兄组织和带领回、撒拉人民发展农牧生产,建筑西郊通济大桥以发展贸易交流,还修葺文庙以联络汉族人民的感情和加强民族间的团结。同治八年(1869年),玉通病死,豫师接任了他的西宁办事大臣的职务。这位新任大臣竟住在距西宁三百华里的平番(今甘肃省永登县)“遥控指挥”,这使马桂源弟兄管辖西宁更为方便。

      同治十年(1871年)初,西宁起义军的首领马文义故去,马桂源的叔父马永福作了起义军首领,军内引起动荡。马永福热心名利,酝酿着投靠清军的计划。此时,金积堡陷落,白彦虎、崔伟、禹得彦率陕西回民起义军由金积堡向西南撤退,驻扎在西宁的小南川一带。白彦虎等人讲明利害,劝说马永福坚持抗清,马永福才暂缓了他的投降打算。

      同治十一年(1872年)七月,左宗棠进驻兰州,开始以军力围剿西宁。他先派何作霖率老湘军及董字等八营由平番开赴碾伯。八月初,刘锦棠所统十八营也奉命抵达碾伯。九月初,左宗棠以追剿陕回为借口,派刘锦棠率军二十营进犯西宁,同时命令马桂源弟兄协助作好内应,马桂源弟兄面临进与退的选择。这时,马桂源部下的光眉克、巴麻耳两位阿訇认为帮助敌军夹击兄弟部队是极大的错误,所以他们一面尽力劝说马桂源弟兄不能与清军合流,一面发动广大回族群众抗清。面对清军的压力和回族人民的抗清情绪,马桂源弟兄还是听取了两阿訇的告诫。他立即致函左宗棠,强烈抗议清军行动。同时密约陕回首领白彦虎等人在东关私宅商谈,成立了两军联合指挥部,推举马本源为统领陕湟兵马大元帅,进行统一指挥,全力迎击清军。马桂源弟兄的举动粉碎了左宗棠离间土回和客回(即当地回民起义军和陕西回民起义军)的阴谋。两路起义军联合起来后,在小峡至大峡沿湟水八十华里的各山头筑起大大小小的碉堡,以防止敌人的侵入。

      同治十一年八月十一日(1872年9月13日),西宁以东五十里的小峡地区回民起义军和刘锦棠所率清军展开了激战,这就是著名的西宁战役的开始。这是一场苦战,从八月十一日到十月十八日的六十八天中,马桂源弟兄领导着西宁回、撒拉起义军和陕西回军在不足四十里长的战线上,与刘锦棠部队浴血奋战。彪悍骁勇的起义军战士,他们以丰富的经验,充分发挥地形熟悉的优势,“每战则弥山塞谷”,四处扰乱敌军,使敌军首尾难顾,伤亡惨重。面对险峻的山谷和起义军坚固的防势,三四个月的时间内,连战五十余仗,刘锦棠仍未打出碾伯地界。最后,诡计多端的左宗棠施了一计,他一面令陈湜、沈玉遂率领河州归附部队进攻循化;一面唆使西宁城内绅士闭城叛踞。马桂源得此情报,立即分兵围西宁,碾伯兵力相对削弱,刘锦棠乘机侵进。清军的装备和训练都强于起义军,加上他们有后膛大炮的助战,起义军作战异常艰苦,牺牲者几近万人。马桂源的胞弟马真源和陕回首领白彦虎都在战斗中负伤,撒拉五工首领多拜也在战地牺牲。此外,由于西宁城内绅士的背叛,关闭西宁城门,使起义军腹背受敌,马桂源分兵环攻两个多月拿不下城来,大大影响了对清军的作战。刘锦棠得势后,采取步步为营的战术,每夺一地,即修卡筑堡,建造桥梁,起义军被逼逐步后撤。从十月初,敌对双方对小峡口反复争夺,十月十八日小峡要隘终于失守,马桂源起义军退至巴燕戎格,白彦虎等部放弃了大小南川向西川转移,打算经大通去肃州与马文禄会合。同治十二年一月西宁之战以起义军的失败告终。但这一战役从规模、时间与艰苦激烈程度,皆可视为青海地区少有的大战。马桂源弟兄不惧艰险、顽强作战的精神也是为人们称道的。清军统帅左宗棠感慨地说:“陇事以金积、河湟为最苦最要,皆它军生平所未经见者,盖亦非唐宋以后所有矣。”

      十月下旬,刘锦棠部进入西宁,陕西起义军领袖崔伟、禹得彦及青海回民首领冶福兴、马来福等被迫依附清军。随马桂源退至巴燕戎格的回民,在早已于八月中旬就完全投靠清军的马永福的招诱下,也有三千人先后回到西宁。是时,西宁回民起义军仅有驻守在大通县向阳堡一带的马进禄、马寿等部还有一定实力,马桂源与他们联合继续抗清。十二月初,起义军在向阳堡起事,并很快攻克大通县城。同治十二年(1873年)初,刘锦棠以招附的陕回崔伟、毕大才部为前驱向大通向阳堡发起攻势。当马桂源弟兄得知向阳堡失落、大通被围后失守、千名回民起义军牺牲、退至大通的白彦虎部二千人突破清军的拦击也转往了肃州,他们急速结集部队进驻小南川的唐隆台前去支援大通,但清军据险扼守,马桂源难以攻破,只好返回驻地。清军得手大通,为进而攻克巴燕戎格扫清了道路。这时,驻河州的清军陈湜、沈玉遂奉左宗棠之命,以降服的马占鳌为先锋率部向巴燕戎格进剿马桂源弟兄。正月二十九日,这支清军由大河家取道下六族藏区(今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塔加、金源、初麻、石大仓一带)抵达距巴燕戎格二十里的端庄。叛降清军的马永福打开城门前往接迎,给驻守巴城的起义军造成威胁。与此同时,清军刘明灯、敖天印也率部会于巴燕戎格城。马桂源处于层层包围之中,处境十分困难;加之清军派回族兵勇混入起义军,造谣煽动,瓦解斗志;又兼天降大雪,行动极为不利。马桂源在无力抵抗、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秘密派遣心腹前往马占鳌处求救。马占鳌“接受”了马桂源的请求,诱骗马桂源“尽缴马械”,并约他于二月初四在巴燕戎格会面。马占鳌将此消息密告沈玉遂,沈玉遂预先派兵扼守了各山要隘。当马桂源等人被骗如期到指定地点赴约时,全部落在了清军手中。据传说,马桂源被捕后,用煤气熏哑了嗓子才押往兰州。

      同治十二年三月十三日(1873年4月9日)马桂源、马本源以谋反大逆罪遭剐刑,马真源被斩首,马桂源的儿子发放到广东,其他亲人也遭厄难。马桂源弟兄死后,清军进入巴燕戎格,威逼回、撒拉人民交出军械马匹,但这里的人民牢记清军杀害马桂源等起义军首领的仇恨,他们拒绝归附清军,死也不交马械,坚持与清军斗争。直到四月,在清军的强大兵力镇压下,西宁回、撒拉起义军已远不是对手,最终失败了。

    下面是一些来自我们当年起义地区的资料:
    回民起义的大屠杀,开始于同治元年(1862年)的陕西,在陕西杀了约500万人。1863年,陕西回民在被清军镇压退到甘肃后,对甘肃汉人进行疯狂大屠杀。虽然也有甘肃回民参加,但最残暴的是陕西回民,杀人最狠。据《中国人口史》一书的统计,回民起义前咸丰十一年(1861年)甘肃人口1945.9万人,战后光绪六年(1880年)人口仅存495.5万人,人口损失1455.5万人,损失比例为74.5%。在甘肃,回民一次杀10万以上汉人的大屠杀有很多次,许多县的汉人被杀光。回民起义杀掉陕甘两省的总人口大约2000万人.这是世界近代史上最残暴的种族灭绝大屠杀。这次大屠杀比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手段更残酷。不分男女老幼,全部用刀砍死,用火烧死,进行种族灭绝大屠杀。不是为谋财,不是为谋地,单纯为杀人而杀人。
    甘肃部分县志记载:
    据镇原县志:”四乡堡寨攻陷无遗,而县城独全,盖四乡之人逃出虎口者,生后入城避难。是月初九日……(回民军入城)……,全城糜烂,死者不知其数。”据《中国人口史》,回民屠城前全县人口26.9万,战争损失23.4万,损失比例为87%.
    据《中国人口史》,泾州(今甘肃泾川、灵台、崇信、宁县等部分地区)四县咸丰十一年(1861年)有人口92.8万,战争中人口死亡82.2万,损失88.6%.
    平凉。据宣统《甘肃新通志》卷47,同治二年(1863年)八月,回民军队”陷平凉城府官……员死节者百余,士民死者十数万。”据《中国人口史》一书推算,同治年间平凉府(包括华亭,隆德,平远,海城,固原)人口损失249.1万,占战前人口的88.6%。一次被杀十万人以上的例子很多.
    在华亭县,据记载,“同治二年十一月,陕回入境,焚杀极惨。初土回叛变,尚爱乡土,不甚残毒。及陕回入境,无所顾惜,焚杀惨于土回十倍。华亭从此丘墟。“”乡镇民屋焚杀殆尽,遗民数百悉逃莲花台。“平回后招安遗民,归城者仅七十余人,男女老幼死亡数万。据《中国人口史》,华亭县咸丰十一年(1861年)人口约17.1万,战争中人口损失约达94%.也即基本上被杀完了.
    隆德县。(清属甘肃平凉府)据载:”同治四年县破城,从此官逃庄浪,城空无主者五年.人民杀毙饿死十有八九,老弱逃尽,全县无二三十人家。全县村村焦土,十室九空.”人口死亡比例高达90%.而今这个县的人口,基本上均是战后移民.
    固原县。(清属甘肃平凉府)回民军队与清军争夺的重点。同治二年一份奏报称,固原突被回军攻破,”民殆尽”宣统《甘肃新通志》卷47称:”固原回叛……城内官民男妇共死者二十余万人。”
    据《中国人口史》庆阳府战争(这一段可以参见《心灵史<董志原>一节》)中损失128.7万,占战前人口的91.3%.汉民基本被杀光.
    宁夏府。(清属甘肃)据宣统《甘肃新通志》卷47,同治二年,回民军队”陷宁夏府城,汉民十余万被屠殆尽”。同年马化隆又陷灵州,”城中民人死者二万余”。整个宁夏府人口损失多达150万,战后仅存10多万.当时有一篇祭文有如下描述:“……同时赴义,数十万人,尽罹锋镝,天降鞠凶……“
    花马池(现为宁夏盐池原属甘肃),原有10万人,战后只留下5947人.人口损失94.1%.汉人基本上被杀完。
    陕回入甘经渭源、狄道至河州,屠杀甚惨。由于当时农村杀得很惨,能逃的则涌入县城,借城墙保命。然而城破之后,则被血洗。如渭源城破后,“屠毒生灵以数万计,满城官员皆死之。“另一记载:“残杀一日,辄死人民数万,血流成渠,尸积如山,伤心惨目。”渭源人口损失90%,人民基本被杀光。十年后才设官府,招民种田,原有住户只余十余家。
    狄道。宣统甘肃新通志卷47记载,同治二年八月,回民陷狄道州城,居民十余万被屠。
    靖远。同治五年,“陕回陷靖远县城,陕回结靖远回为内应,攻陷其城,靖民逃出者十之一二。《甘宁青史略》正编卷21则称,靖远破,“汉人死者男妇约十余万”。
    陕西省的统计:
    临潼县。据复旦大学史地所路伟东研究,临潼县1861年人口是26万。临潼县志载, “1862–1869七年,临潼县死亡人口30余万.。渭河南北烧杀之灾无一村一人而幸免.。”也就是说,不仅杀光了原来的人口,也杀光了这七年新生的孩子。《中国人口史》一书,列出了很多县的死亡情况,唯独对死亡最惨的临潼县没有提说。

    泾阳县。据《中国人口史》一书,战前一年的1861年人口17,7万,战后6。7万,战争中损失11万。
    兴平县。战前1861年18。4万,战争三年人口损失7。9万。
    户县。战前16。2万,战争中人口损失比例超过三分之二。高陵县战前8万,损失4。8万。
    富平县,战前31。8万,损失20。3万。 
    三原县,咸丰十一年(1861)三原县人口21。6万人,损失12。3万。据三原县志记载,回民起义两年间(1862—1863),“县旧隶五百余村俱残破,仅存东里、蔡王二堡”。 
    高陵县。回民起义前的1861年高陵县人口8万人。高陵县志记载,“同治三年(1864),县内人口锐减至32192人。”损失4。8万。
    大荔县(旧制),战前22。4万,三年后仅余72679人。损失67%。
    合阳县,战前29。9万,战后余14。6万,损失57%。
    澄城县,战前20。6万,损失60%。
    蒲城县,战前32万,损失64%。
    华州(现华县),战前17。8万,战后不到9万。

    同治回患幸存者之后裔.某家朱姓,祖居庆阳马岭朱家河畔(明初自山西洪洞大槐树下迁入,属帝宗室).同治回患,贼杀掠汉民,妇幼无赦.以矛杆自孩童肛门刺入腹中挑起,孩哭,贼嘻曰:”呆猕子还笑哩”等语,直至疼死,毫无悯色.时有朱百户及余百户(百户者村寨也,”朱百户”即吾祖上所居之村寨--朱家河畔,朱姓为主.余百户即邻村余姓为主)共守之”桥沟堡”为贼所破.吾祖上及全堡乡民拼死奋杀以抗贼兵.然寡不敌众,全堡乡民俱为贼所害.时吾高曾祖方一十三岁,悲愤至极,自数丈高之堡头跳下以求一死,不料竟被一菥莶墩(菥莶音--xiji,一年生草本植物,茎可做扫帚)架住,上下不能,贼兵欲以矛刺杀而一时不能.贼首令吊将上来,背绑系于马尾带走,奴役为其养马.贼至陕西凤翔兵败欲加害之,高曾祖机敏伺机逃身,投左宗棠大人所率之官兵,征讨回贼二十余载.直至回患平定方回故里,时已三十有余,妻陕西潼关周家岭刘家庄女,从事农耕,勤俭持家,清平度日.生五子七孙及至吾辈以百余人口矣!据某高曾祖后忆叙所传,时桥沟堡地势险要,宜守难攻,有陷阱布于洞门口之侧,尺许厚木门关住竟容一人通过之洞门,其内置一巨石磙自上而下压杜木门,且坡度甚陡,虽万斤而莫可开也!平日将石磙用绞轮吊起,方能开门供人出入.假遇战事即放下石磙封门御敌,固若金汤.是因余百户有人出堡公干未归,石磙未急放下.不料贼至,破门而入,堡内乡民奋力抵抗,放下擂石滚木,贼蜂拥至洞口而不能入,躲避而坠入陷阱丧命者无数.吾高曾祖之母手持菜刀与诸多乡民一起把守于洞门口内,杀贼不计其数,竟至精疲力竭,刀口钝卷,终因寡不敌众,战死血泊.贼鱼贯而入,大肆杀戮,一时间尸骨遍地,血流成河.一堡两村,数百十人口,除吾高曾祖外,无一幸免也!呜呼!回乱之灾竟至于此,痛哉!至今陕甘两地,提及回回无不恨之入骨.可见民族之争何其惨痛也!民族和睦用何其重要也!极端分子何其危险可恶也!余尚往桥沟堡闲游,百余年来,淤泥以没其一半,堡垒坍塌,门洞尚在,门口外侧之陷阱也不知何年何月早以填平,只见一圆形浅坑依稀尚存,堡内的房屋窑洞也早坍塌,只余残垣短壁,且有人耕作其上.然虽经百年变迁,桥沟堡依然不失其雄伟挺拔,依然雄立于世人面前,以其沉默的语言向世人诉说着历史的沧桑.观今而思百年,不竟使人扼腕慨叹!

    #191824
    射手座-a
    会员

    劝楼主发帖子前仔细斟酌,非穆斯林的观点不能轻易相信,陕甘两省“回乱”以前的人口调查为“回七汉三”,又哪里来的2000万被杀的汉人,是不是把被杀害的总人口数报上来了?中央四套里说仅仅陕西就有回族140多万被杀和逃离,和文中所述大相径庭,不得不查!再者说,文中所述数字基数是否为千,而不是为万?

    #191839
    北雁南归
    会员

    在张承志的《心灵史》中多次提到所谓的“公家资料”并不是事实的真相,这被“公家”所篡改的史料被张承志称为是“书耻”,基于这一点,希望楼主本着客观事实的态度还原历史的真相。自古以来回汉就有着渊源流长的亲情友谊,哲赫忍耶的辈辈导师更是为回汉的团结作出了贡献,流下了许多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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