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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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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日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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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解释认为孔子的天是道德性的天而不是宗教性的天,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徐复观先生。日本学者狩野直喜博士认为“孔子之所谓天、天命、天道,皆是宗教地意义,而不应附以哲学地意义” ,徐复观先生对此提出了批评,并努力证明孔子天命观的非宗教属性,认为“孔子五十所致的天命,乃是道德性之天命,非宗教性之天命”,“天命对于孔子是有血有肉的存在,实际是‘性’的有血有肉的存在” 。这样,徐复观先生就将孔子的天命的宗教性和道德性对立了起来,并进一步将孔子的命与性直接等同了起来。所以会得出这种结论,是因为他认为在春秋时代,“宗教被道德的人文精神化掉了;同时也说明由道德的人文精神的上升,而渐渐地开出后来人性论中性与命结合的道路。” 。应该说,在目前所有关于孔子天命观的诠释理论中,徐复观的解释是较有思想深度的,这一解释又和徐氏对于整个先秦儒家心性论的诠释体系密切相关。问题在于,这种将孔子的天命观的宗教性与其道德性完全对立起来的做法是否可取?根据史学家张光直先生的观点,中国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突破是连续的而非断裂的,这尤其体现在孔子的学说中。我们认为,在孔子的思想中的宗教性与道德性,或者说,其中的人文理性与信仰,并不是矛盾的,二者的历史联系就体现在孔子的天命观中。如果这一看法成立,则徐复观先生对于孔子天命观的解释和他有关先秦儒家人性论的整个诠释,都有重新审视的必要。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人诠释下的历史,上述对于孔子天的含义种种分析,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的诠释路径有其深刻联系,这一路径的基本特色是将传统中国思想哲学化,将国学的基本精神理性化,并因此将宗教与信仰看作是落后与愚昧的代名词。所以,即使那些在革命的浪潮中敢于坚守孔子之道的思想家,也尽力淡化孔子和儒家宗教性的一面,而着力阐发其哲学性的义理。上述三种关于孔子天的诠释,不论郭沫若的自然之天,徐复观所突出的义理之天,还是有关四种天的说法,其共同之处是对于孔子天命观的除魅化理解,是身处除魅时代的人文主义思想家对于儒家创始人天命观的除魅化的诠释。除魅本身并不是错误,如同韦伯所说,近代化本身就是一个祛除巫魅的过程,对于古典思想家的一例作理性化的探讨也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对于那些身处于古代宗教与人文主义思潮历史分际的思想家,如果一味地进行除魅,除了一堆毫无生机的思想碎片之外,我们注定将一无所获。陈寅恪曾主张中国传统思想要作同情地理解。所谓同情的理解,就是要全面了解古代思想家的文化传统与时代背景,以求正确理解古典思想家的致思趋向及其其思想的本来意涵与内在理路。孔子并不是西方哲学意义上的哲学家,而是一位东方的智者,一位有着强烈淑世情怀、高超艺术修养、洞彻人的本性并孜孜于原始儒家天人合一境界的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对于这样一位圣哲,仅仅将他作为理性解剖的对象是远远不够的,要真正理解他,我们还必须深入他的内心,去探索他的情感世界,去寻找他人格背后的信仰支撑,唯有如此,孔子才会向我们敞开他的全部丰富性,以他的真实面目显现于我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