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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4 月, 2011 4:27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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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基督教是通过对“三位一体”的诠释而存在与发展一样,中华民族的历史实际是无意识地对“帝”、“天”、“道”三个终极语词不断诠释、演进的历史。但由于姬周代殷商之际开启的早熟型理性化倾向以及自然科学,特别是天文学的发展,春秋战国时代,帝国时代,直至十九世纪被强势西方文明促动的共和国现代性的今天,中国没能形成如基督教“三位一体”一样严密的神学性终极论述。
学术界多认为“天水一朝”(陈寅恪语)是中国“长期现代性”[ 戴立勇认为“长期现代性”概念的提出,是为了与后来的“共和国现代性”相区别。前者强调传统中国社会自身的逻辑,及其朝向“现代”的缓慢转型,后者则是为了更好地描述,随着源自欧洲的全球化进程,中国社会朝向“现代”的急剧动转。见戴立勇.现代性与中国宗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465.]的开端。由于十九世纪,中国的“长期现代性”被西方打断,知识精英多崇信西方“宗教价值”的优越性,商周的“神权政治”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帝国时代的“神学政治”也没有得到正面的看待,中华文明基本被看为是“儒”、“释”、“道”三个区位不同的文化板块而非一个整体。其根源不仅仅由于近代以来本土知识分子的文化自卑,而且还源自于一种复杂的过程,即,将欧洲文化概念强行移植到东方的后遗症,特别是多途经日本。这也许可以从后殖民主义中得到某种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