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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7 月, 2011 1:56 下午 #18583
啸尘
会员我国许多比较古老的清真寺和穆斯林墓地,有用汉文书刻的有关伊斯兰教的碑石,可统称为伊斯兰汉文碑刻。
汉文碑刻散布于通用汉语的全国各地,而以人为破坏相对要少的冀鲁豫京津———带居多。如北京地区,笔者搜集到的就有五六十块。在山东泰安地区,也已搜集到三四十块。像北京三里河清真寺等处,每处都有汉文碑刻几块至十几块,使生活在当地的穆斯林引以为荣。
汉文碑刻有自称是唐代的,如唐贞观二年(628)赐进士及第殿中侍御史李乾祜撰、清乾隆七年(1 742)重刻的大同清真大寺《敕建清真寺碑记》和唐天宝元年(742)赐进士及第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王拱撰篆的西安化觉寺《创建清真寺碑记》。此二碑记内容基本相同,实出白一人手笔,惟碑记名称、寺之督工官、主教者等有所不同。因王拱碑中外史家已确认系后人伪造,并在好几处有它的刻石,故此二碑记均非唐碑则是无疑。现存最早的是三块元碑,即元至正八年(1348)地方官杨受益撰定州《重建礼拜寺记》碑、元至正十年(1350)地方官郭嘉撰广州《重建怀圣寺记》碑、元至正十年(1350)学者吴鉴撰泉州《清净寺记》碑(已毁,文存其它碑刻中)。此三块碑刻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除这三块元碑外,现已发现的大多是明、清、民国时期的碑刻。
汉文碑刻大部分系全部用汉文书刻,但亦有少部分碑额有大字深刻阿拉伯文(多为“太斯米叶”或《古兰经》文),或碑文用阿拉伯文、汉文两种文字分刻(或混刻),甚至有同时用好几种文字分刻的(如乾隆为北京回回营清真寺撰写的碑文)。
汉文碑刻按规格、规模可分为大、中、小三类。大型碑一般高2米以上,由碑头、碑身、碑座三部分组成。这类碑刻,大多是敕建敕赐寺碑、敕谕圣旨碑、御制碑等,碑额多有二龙戏珠类饰刻。中型碑一般高1—2米,或只有碑身,或有碑身、碑座两部分。小型碑一般不足1米高,碑碣不少是镶嵌在寺内墙壁中,故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若按现存完好的情况分,汉文碑刻则可分为完碑和残碑两类。完碑指碑石基本完好的碑;残碑指碑石只有一部分尚存。但在完好的碑中,相当一部分已是文字十分模糊,难于句读。如不及时识读、辨别、搜集、保护,要不了多久就会成为不知记述何意的“盲碑”。
汉文碑刻内容十分丰富,可以说涉及到了中国伊斯兰教历史的方方面面。按内容可将汉文碑刻粗分为以下14类:
1、教史寺史碑。以创建、重建、重修,重立、敕建、移建、增修清真寺为名称的碑刻多属此类。如明弘治八年(1495)刘瓒撰济南清真南大寺《济南府历城县礼拜寺重修记》碑,叫弘治九年(1496)金口口撰北京牛街礼拜寺《敕赐礼拜寺碑记》碑;明正统十二年(1447)陈循撰北京东四清真寺《敕赐清真寺兴造碑记》碑;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金天柱撰河北易县清真寺《重修易州清真寺碑记》碑。
2.教义教理碑。如明嘉靖七年(1528)济南清真南大寺掌教陈思撰《来复铭》碑;清康熙九年(1670)丁彭撰杭州《真教寺碑记》碑。
3.制度规约碑。如清康熙九年(1670)薛宗俊撰济南府礼拜寺《永禁三掌教世袭序》碑;清光绪十一年(1885)北京马甸清真寺《公议整顿寺规碑记》碑。
4.御制敕谕碑。如明万历七年(1579)刻传北京敕赐法明寺《清真法明百字圣号》圣赞碑;泉州清净寺、福州清真寺、苏州惠敏清真寺明永乐五年(1407)《敕谕》碑。
5.(堂)判(甘)结告示碑。如清乾隆十八年(1753)海南三亚回辉村清真古寺立崖州正堂关于保乎里徐翰硅等与新三亚里蒲儒蒿等互控海面一案判语的《正堂禁碑》告示碑;民国四年(1915)北京沙河清真寺《为不再扶掌教事涉讼判结告示碑》。
6.兴学置田碑。如清道光六年(1826)河南孟县桑坡清真东寺《清真寺新置学田碑记》碑;民国十二年(1923)济南清真北大寺《修建清真学校记》碑。
7,义举功德碑。此类碑刻清、民国时期很多,不少清真寺中都有。如在安徽寿县城内清真寺的13块尚存碑中,有12块属该类碑刻。
8.名人纪念碑。如清乾隆六十年(1795)河南襄城石羊街清真寺《重立云山大师舍公碑文》碑;民国三十年(1941)济南清真北大寺《穆公华庭懿行纪念碑》。
9.住持题名碑。如明隆庆六午(1572)河北易县《易州礼拜寺实授住持记》碑;清初河北易州清真寺《住持题名碑记》碑。
10.教争教案碑。如明代外封清真东大寺立《古制连班序》碑;民国二十二年(1933)济南清真北大寺《为教争光》碑。
11.礼拜计时碑。如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山东青州真教寺《礼拜计时碑记》碑。,
12.拱北墓地碑。如明永乐十五年(1417)泉州灵山圣墓《郑和下西洋行香碑记》碑;清光绪八年(1882)甘肃东乡北庄拱北《j匕庄追远亭碑记》碑;明万历六年(1578)北京昌平何营筛海坟《重修先贤墓碑记》碑。
13.倡俭倡廉碑。如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保定清真西寺所立《俭可养廉》碑。
14.通俗宣教碑。如郑州清真北大寺清乾隆己卯(1759)立《梦歌》碑;毫州城内清真寺同治八年(1869)《重修清真寺碑记》碑(碑文前录有清真《增明诗》)。
上述14类,显然不能说概括了汉文碑刻内容的全部。按笔者搜集汉文碑刻工作进行的情况,目前已知晓的最多也只是现存汉文碑刻的三分之一。近在北京三里河清真寺,又搜寻到像《回文“一元统会纪要”终序》、《论道二教亦有二》这样重要的碑文,前者还可能是出自清代著名伊斯兰学者刘智的手笔。在河北易县清真寺,还搜寻到了由清代著名伊斯兰学者金天柱亲撰的碑文,也搜寻到了很有价值的住持题名碑。将之与河南沁阳水南关清真寺的碑文相对照,对研究明代清真寺官寺掌教制度十分有用。可见,汉文碑刻的内容还会随着碑刻的逐步搜集而人人扩展。
中国伊斯兰教历史文献比较缺乏,史书中的记载也较少。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人,在面对佛、道教卷帙浩繁的经典时,每每为自己可资阅读的资料书籍之少而兴叹。在这样的情况下,汉文碑刻就是难能可贵的一批中国伊斯兰教史实物资料了。如果说对三块元碑及西安化觉寺王拱碑的研究,曾大大地提高了民国年间的中国伊斯兰教史的学术水平,那么,随着全国各地汉文碑刻的陆续搜集、出版、研究,对中国伊斯兰教史整体学术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无疑将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同时,汉文碑刻更是研究中国内陆各地伊斯兰教史和清真寺
史的基本资料。从汉文碑刻中,人们几乎可以看到中国各地特殊的伊斯兰教传播史,清真寺创建、沿革史,不同的地方用语,以及发生在各地的一些历史事件等等。所以,汉文碑刻的汇集,一定意义上就是一本中国各地穆斯林社会和伊斯兰教历史的百科全书。
伊斯兰教与经济关系问题,是中国伊斯兰教史研究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之一。在这方面,不仅对穆斯林聚居地区,就是对穆斯林散居地区的研究也十分不足。而汉文碑刻中为数甚多的义举功德碑记,为研究清及民国年间穆斯林散居地区的宗教与经济关系问题,提供了比较丰富的资料。
10 7 月, 2011 3:54 上午 #194530射手座-a
会员一幅幅碑刻,一个个见证!留下历史,记录文明!顶!:vi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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