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成就
发展经堂教育
中国伊斯兰教的经堂教育,经胡登洲的倡导和实践,面貌为之一新,终于成为教内的一大事业。中国伊斯兰教系统的教义传授和宗教职业人士的培养,主要依靠经堂教育。胡登洲功不可没。有人把胡登洲誉为经堂教育的开山鼻祖,亦不算太过。
经堂教育的兴盛是明代中国伊斯兰教史上的一件大事。所谓经堂教育,指的是在清真寺内开办的以传授伊斯兰宗教知识和培养伊斯兰宗教职业人士为目的的一种教育方式。经堂教育又称寺院教育。清真寺内开设的讲堂又称回文大学。由寺内开学阿訇收若干名学员,向他们讲授伊斯兰教经典以及阿拉伯言语和波斯文。学员的生活和学习费用由坊内教亲捐赠。学员学期不固定,一般要五六年时间,直到开学阿訇认为可以毕业时为止。毕业时要举行“穿衣挂幛”仪式。此后,如有教坊愿意聘请,这些毕业学员即可充当阿訇了。
中国伊斯兰教的宗教教育背景
中国伊斯兰教的宗教教育,从其传入的时候起就已存在。到了明代,由于胡登洲的提倡而蔚成大观。自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陕西著名经师胡登洲先在陕西开创经堂教育之先河以来,相继在山东、河南、河北、云南等地出现了由清真寺阿訇招收学生传习经典,以培养宗教人才和普及知识的经堂教育制度。各地经堂教育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形成各自的中心和特点。在西北地区以冯养吾、张少山为代表的陕西学者,推行寺院宗教教育,多以阿拉伯文读本为主,攻读认主学为特点。以常志美为代表的山东及内地诸省,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兼授,多攻教法学。云南派创始人马复初,兼有陕西、山东两派特点。继经堂教育的发展之后,一些著名阿訇、经师、学者,为改变以往“教义不彰,教理不讲”的状况,相继开展了汉文译著伊斯兰教经籍的活动。这时以江南的南京和云南为中心,以汉语译述和阐发伊斯兰教义,弘扬伊斯兰 学术文化,使教内外了解伊斯兰教。译着活动的前一阶段,以王岱舆、刘智、张中、马注、伍遵契为代表,译着内容多为教义、教法、典制、历史、哲学等。后一阶段以马复初、马联元等为代表,内容除教义、教法外,涉及阿拉伯语法、修辞学、地理、天文、历法等,并开始汉译《古兰经》。有的学者还用阿拉伯文书写,或汉阿两种文字并用。这些穆斯林学者大多通晓儒、佛、道学说,被称为“中阿兼通”、“学通四教”、“长攻儒者之学”的“回儒”。他们的译着“悉本尊经”,参考了不少苏菲典籍,大都采用了使伊斯兰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以儒诠经”的方式,从而形成了中国伊斯兰教的宗教哲学思想体系。这一时期,在回族、撒拉、东乡、保安等穆斯林聚居的甘肃、宁夏、青海地区,由于伊斯兰教苏菲主义思想的传入,形成苏菲“门宦”派别。早在宋末元初,伊斯兰教苏菲派的修道者在中国东南沿海及内地某些要地已有传教活动,但并没有形成门宦和派别。明末清初以来,海禁开放后,中西交通畅行,西亚和中亚的一些苏菲派传教师来到中西北地区,传播苏菲主义教义;也有中国穆斯林因朝觐麦加及游学阿拉伯各国接受苏菲主义思想后回国传道的。苏菲派关于现实虚幻、净化灵魂以求人主合一的说教,以及提倡坚忍、苦行、节欲、修炼的做法,对于穷困的穆斯林有巨大的吸引力。随着门宦创始人声誉的不断提高,信仰者日渐增多,门宦也就应运而生,先后形成大小门宦有33个,按其宗教主张,主要有戛迪林耶、哲赫林耶、虎非耶和库布尔耶,习称“四大门宦”。门宦的特点,首先是尊崇该门宦的创始人,称为“老人家”、“谢赫”,信徒视他们为通向“安拉之道的引领人”。在世时受到教众的崇敬,殁后要在其墓地修建“拱北”墓庐,信徒每年在其忌日前往拜谒、念经等。其次各门宦管辖许多教坊。为了管理广大教生,教主便委派“热依斯”为代理人,到各教坊的中心清真寺担任教长,从而形成了层层有隶属关系的扩大教坊制度。第三,有的门宦教主实行世袭制,“以始传者之子孙世世掌教”。少数门宦倡导传贤制,但教主的继承者也多出自其亲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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