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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史(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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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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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起义失败后的陕西回族
陕甘回民起义战争结束后,绝大部分的陕西回民都死于战争,幸存者寥寥无几,在陕西仅存西安城内及陕南少数人;在甘肃战败的陕西回民,左宗棠不准他们“复旧故土”,被强迫安插在甘肃东部穷乡僻壤之地,并受到严密控制和歧视;进入俄境的白彦虎余部,在异国重建了自己的家园。
(一)西安城内回民与“善后政策”
从同治元年(1862年)陕西回民起义爆发到八年陕西境内战争结束,清廷调集大批军队,在陕西进行了七年多镇压回、捻战争。清军烧杀抢掠,回汉人民大量死亡,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从同治八年起,左宗棠把战争先后推进到甘肃、新疆境内,直到光绪三年(1877年)白彦虎被迫进入俄国境内,战争才宣告结束。在甘肃、新疆的战争进行了八年多,陕西处在战争物资供应的最前线,清廷为支援战争,解燃眉之急,就近搜刮,征派苛繁,使刚刚直接遭受战争创伤的陕西人民更加贫困,加之光绪初年严重旱灾,陕西荒寒饥累超过他省。
战争造成陕西人口锐减,据记载咸丰朝陕西人口一直稳定在1200万左右,起义前夕,咸丰十一年(1861年),人口1193.3万,到光绪十年(1884年)降至809.4万人。人口锐减的主要原因是战争。回汉人民在战争中大量死亡,各州县人口急剧减少。战争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经济,兵燹之后,庐舍尽焚,田园荒芜,到处呈现出一片荒凉萧条景象。渭河两岸,西自宝鸡,东至潼关,旷地数千顷,大片荒地无主。城市手工业和商业也严重破坏,一些商品经济发达的城镇衰落了。这种荒凉景象,到光绪五年(1879年)仍未有大的变化。史籍记载当时“长安、咸宁、华阴等县多狼,三五成群,路人多有戒心,且鼠害尤甚,一猫贵至千钱”。向称”天府之国”的关中平原其荒凉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清廷围剿陕甘回民的罪恶战争,给回族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陕西回民在清军血腥屠杀下人口急剧减少。左宗棠的奏折中说:“通计陕回七八十万,存者除白彦虎股尚有二千有奇,此外安插甘境者不过六万余众而已”。在清廷以剿为主的屠杀政策下,十分之九的回民都死于这场战争,清军屠戮之酷是近世非常罕见的。
回民起义失败后,陕西回民幸存者寥寥无几。史籍记载:“陕西除省垣以内,秦岭以南,凡三辅及陕北一带,茫茫大地,皆无吾教人之足迹”。
秦岭以南的汉中、安康地区回民起义时有李蓝起义军和太平军活动,清廷的围剿战争主要在关中和陕北进行,因而汉中和安康两地区的回民幸存下来,但人数不多。
西安城内回民免于屠戮的原因,马光启《陕西回教概况》一节有记载,书中说:“是年五月十七日,河湾、铺上之穆民既已被难,而敌方乘其余势,欲谋夜屠城内穆民,以除根株。惟真主护佑,是日雷电大作,巨雨忽落忽止,抚院三堂之下,火球屡滚不息,而瑛棨恐怖异常,即跪地下,向天叩首而誓云:‘天不灭回,吾不敢萌洗回之念矣!’据一般父老言,是日雷电之剧烈,生平未有也。于是次晨,一面传吾教刘老阿訇面谕,令其安慰回民,各安生业,毋庸惊惶;一方面具折条奏省内回民纯系良回等语。是以‘良回’二字,竟成铁案,嗣后历如许之波折,而此案终不能翻,由是城内之穆民获免于难。所以五月十七日成为吾教人重要之纪念日,每逢斯日,各寺皆举行祀典,以祀灾魂”。
西安城内穆民获免屠戮之灾,也有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回民起义爆发后,清军多调往外地堵防太平军和捻军,省城防务十分空虚,所以瑛棨对回民采取了剿抚兼施政策,一面命令清军和地主团练坚决镇压起义军;一面又采取安抚策略,企图熄灭这场烈火。西安城是巡抚衙门的所在地,抚衙周围即是回民的聚居区,如果采取“洗回”的办法,城内防兵甚少,回民会立即起来用命相争,掀起强烈的反抗斗争,不仅巡抚衙门不保,清朝在陕西的地方政权顷覆,而且会形成城内外回民汇合一起的局面,因此屠戮城内回民的严重后果他不能不首先想到,这一点是他采取安抚政策的重要原因。其次,瑛棨采取了分化政策,当梅锦堂、石仓地主团练在郊区疯狂烧杀回村时,城内回民一日数惊,随时都准备与城外义军汇合,共抗团练,但瑛棨命令紧闭四门,严禁回民出城,除极少数佯扮汉民逃出城参加战斗外,绝大多数回民被严密封锁在城内,切断了城内回民与城外义军的联系。瑛棨奏折中称城内回民是“良回”,与城外回民区别开来,这完全是封建统治阶级分化回民的技俩。
回民起义军撤入甘肃境内后,陕西巡抚刘蓉继续对回民推行剿灭政策。一是刘蓉宣布取缔回教,他一面具折奏请令回民反教;一面在城内张贴告示,强迫回民反教,并飞咨州县地方取缔回教,告示中“令其不讽经,不尖帽,不剪发”,“又令其食猪肉”。长安县令公然于回民斋月期间,在二堂西院置猪肉强令回民三人食之。二是禁止回民出城谋生。回民一直被禁锢在城内,绝大多数人肩担贸易营生,生活困苦。同治末年,虽允准回民出城营业,“然出城贸易者,则许每人身带一牌,令城门口出入验放,其外县营生者,则令县内办票以为护照”。三是宣布回民土地房产为“叛产”,一律没收入官。
前署陕西巡抚张集馨派员分赴西安、同州两府清查叛绝各产。石泉知县陆堃禀称:“叛产约计不下数百万亩”。张集馨奏折中说他派员清查统计,“西、同两府及邠乾两州属叛产约在万顷以上”。这个统计不包括凤翔府等地在内,如果加上这些地区,约在2万顷以上。如何处理“叛产”,清廷谕令陕西巡抚刘蓉:“此项地亩与其招佃认垦,不如作为屯田,可以绝回之觊觎,兼可节省兵饷,寓兵于农,如能作为旗兵之产,尤属合宜等”。刘蓉认为陕西军务正在紧张进行,屯政实施困难,主张采取一种变通方法,先实行营田,俟军务结束后,再酌拟章程办理。
同治四年(1865年),刘蓉采纳了凤邠盐法道黄辅臣的意见,在西安、同州、凤翔、延安、乾州、邠州、州等府州县,开始清查所谓“叛产”、“绝产”,兴办营田,以资军食。同年又在西安设立营田局,由黄辅臣主持,在籍官员李宗沆、刘庆余帮办,专办营田事宜,各厅、州县设立分局,以专责成。
营田章程规定:(1)定地亩。将叛产(回民田产)、绝产(无主汉民田产)进行清查丈量,划分段落,每25亩为一段,用木签编列字号,每5段掘一小沟,10段掘一大沟,均用土作埂。(2)招佃垦。无论土著客民,报明姓名籍贯,土著取其亲族保结,客民取其同乡铺商保结,“查无诡托情弊,准其一体给予执照,按地段次序授田”,一夫授田25亩。(3)定限制。叛产一律没收为官田,绝产以三年为期限,三年内原主归来,确有契据,准领回原业,如原主逾期不归,田产照例没收归官。(4)定租粮。田分水旱两种,各三等,并规定各类田每年应纳租粮具体数额。次年起科,征收租粮。六年后“合计所输之租,上则补足三石,中则补足两石,下则补足一石五斗,准其作为已业,换给田契,永远营业”。
营田的主要对象是叛产,即回民的土地,汉民无主土地绝产,三年内可以凭契认领,而叛产经官没收后,招土著客民领地交租,六年后“换给田契,永远管业”。回民被剥夺了土地,失去了生产资料。
营田从同治四年开始到五年,一年多时间,已查出叛产、绝产30万亩,其中已招垦者18万亩,至光绪六年,共垦荒田4100顷。光绪十年(1884年),陕西巡抚边宝泉奏准撤销营田局,改为营田所,归辖于善后局,凡招垦催收折租等事,一律归地方官员办理。
叛产、绝产除由营田局招佃垦种外,还将一部分土地分配给书院等机构。据记载大荔县叛产25顷多,地租拔给丰登书院和冯翊书院,长安县叛产60顷给关中书院,60顷给育婴堂,以每年租金为经费。
清政府还采取移民方法,垦种叛产、绝产。《重修咸阳县志》记载:“同治六年,回逆陷庆阳,其属县宁州、合水、环县之民逃至正宁之枣刺衔,约数万人,流离失所,凄惨万状。陕抚刘果敢公(刘典)编为八旗,其一、二、四、六、八旗,安插于泾阳、高陵,三、五、七旗安插于咸阳东乡一带,开垦荒芜。男妇荷锄持锨,披荆斩棘,历三年之艰苦,变荒为熟”。咸阳县城以东渭城湾、苏家沟一带及泾阳、高陵等地,原是回民密集的地方,经过战争破坏,村镇焚毁,蓬蒿遍地,农业凋敝,清朝地方政府将荒地作为叛产,移民垦种。同治八年(1869年),刘典还在三原县设立招商局,对进入陕西境内的甘肃流民,画地受田,分批安置。
(二)“不准复归故土”,强制安插甘肃
左宗棠对在宁夏、甘肃、青海等地战败的陕甘回民,除准河湟本地回民就近安插外,余皆概令迁徙,不准复归故土。左宗棠入陕之前给清帝的奏折中说:“事前虽不拒其乞抚之请,亦不欲率允安插原地,致后窒碍难行”。清廷给左宗棠的指令中也说:“惟其中积悍匪徒,必先剿尽,始可将良回分别招抚,尤须另择旷土,妥为安插”。不准复归故土,也反映了一些汉族地主豪绅的要求,贺瑞麟在《拟上三大宪论时事书》中说:“回逆杀官屠城,天地所不容,是盖自取灭亡,无路可生。圣朝纵尚宽大,亦何至养虎贻患。今日之事,惟有君臣上下始终一心,有进无退,有剿无抚,有除恶未尽之志,无缓寇中已之谋”,“万不得已,而始免其死……陕西则万万无可容留之理”。
左宗棠先后攻占金积堡、河州、西宁后,对陕回实行强制迁徙和安插。同治九年(1870年)金积堡战役中,中路陕西回民军战败,先后受抚有数千人,被安插在平凉大岔沟等处。同年清军攻克金积堡后,陈林等率老弱回民8000余人受抚,余彦禄自河西率陕西回民军千余人受抚,共计11000多人,分起解赴安插在平凉华亭界化平川。十年正月奏设化平川厅通判、都司等官,加强对回民的控制。同治十一年,甘肃河州马占鳌投清,杨文彦、马生彦等率陕回2300多人受抚,被安插在甘肃平凉、会宁、静宁、安定(今定西)等县。《左宗崇年谱》记载,具体安插情况是:“迁陕回杨文彦一起二百五十三名口,于平凉之谢家庄、桃家庄,迁陕回张代雨一起二百九十一名口,于平凉之张家庄、曹家庄,迁陕回拜崇花一起五百三十七名口,于会宁之姚王家、曲家口,迁陕回马生彦六百四十三名口,于静宁州隆德县境之王家下堡、戴家山,迁陕回马文元一起一百五十七名口,于安定之刘家沟,迁陕回马维骧七十四名口,于安定之石家坪,迁陕回马振清一起三百六十三名口,于安定之好地掌”。清军占领西宁后,崔伟、毕大才、禹得彦等率陕回二万多人受抚,安插在平凉、秦安、华亭、清水等地。
陕西回民安插的地方,土地硗薄,荒绝人烟。回民集中居住,不与汉民相杂。又是地势平坦,无大山河之险,无攻守之利,距大道不远不近,便于控制。在陕回居住的特区内,左宗棠推行了一套极严密的控制政策。回民初到安插地,由地方官点名造册,编造户口,每户发良民牌,填写姓名、年龄、籍贯,男女丁口,分别开载。实行保甲制度,每十户由官择立一人充十家长,给十家长门牌一张。每百户由官择立一人充百家长,给百家长门牌一张,均要张挂门口。十家长和百家长的任务是协助地方官严格约束回民。回民没有迁徙和人身自由。《安插回民告示》规定,回民赴城关市集买物探亲,由百家长到州县衙门预领木牌号签,令其执以凭察验。如赴其他厅、州、县或出省境时,要由百家长转报地方官,审查其远出事由及所到地方与安插规章不违时,方准转呈上级地方道府衙门发路票一张,注明往何处,所干何事。每张路票只限两人,沿途查验。如无路票,以私逃罪查办,加等治罪。路票限期缴销,如果中途确系风雨阻滞,不能如限期归籍,须持原路票呈报当地地方官,于原票上注明展限日期,加盖印信,并通知原州县衙门备案。潜行出境,本犯从重治罪,地方官失察要受参处。外地亲友到家,须到百家长处办理登记手续,方准留住,违者从严惩责。除禁止迁徙和限制人身自由外,还规定:严禁畜养骟马,不准私建浮桥设渡船,不准擅自修筑院墙房屋,严禁新教,严格限制清真寺的规模,又改设和新设地方建置,增加地方军队,加强对回民的控制。这些极严厉的控制措施,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经济发展,破坏了回汉两族关系,它没有消弭回民的反抗,相反激起了回民更强烈的反抗斗争。
今甘肃平凉市大岔沟、北原、南原及四十里铺等地的回民,就是陕西西安、咸阳等地回民的后裔。泾源县绝大部分回民是东府临潼、渭南、蓝田、大荔等县的回民,其中以临潼、渭南为最多。泾源县初为化平厅,1913年改为化平县,1951年改为泾源县,1953年成立回族自治县。陕西回民在化平川白面乡一带,披荆斩棘,开垦荒地,重新建起了自己的家园,但他们不忘故乡,这里的村庄仍然采用陕西原来的村名。这些村落名称见下表:泾源回族自治县白面乡陕西回民村落凤翔回民多安插在平凉、秦安、清水等地,其中以张家川、恭(弓)门镇、龙山镇、马鹿镇、阎家、川王等地为最多。
一百多年来,陕西回民在极艰难困苦的生活条件下,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对开发和发展当地的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成为当地的主要居民。
(三)流亡异国的东干回族
光绪三年(1877年)九月,白彦虎率陕甘回民军经阿克苏、乌什抵达喀什噶尔(今喀什市)。喀什噶尔是南疆西部的重要城市,通往中亚的枢纽,南有昆仑山、喀喇昆仑山环列,海拔5000至6000米,多冰峰雪岭,北有天山阻隔,西与安集延及俄罗斯七河地区毗连。在穷凶极恶的清军追剿下,白彦虎率5000军眷已逼近西部边界,长途奔波,疲备至极。又撤退过程中队伍死伤散失严重,敌我力量相差十分悬殊,无法取胜,已走投无路。白彦虎不能选择就抚道路,金积堡马化龙、肃州马文禄受抚,结果惨遭屠戮,“一无赦免”。在这种末路的情况下,唯一可选择的是保护陕甘回民军余部的生命安全,流亡出走。
白彦虎在出走前,先派遣部下甘肃籍回民马壮,“赍金银宝货赴俄国买路求生”。白彦虎向俄属布鲁特众(俗称黑勒里斯)”联系,黑勒里斯,即吉尔吉斯,我国称柯尔克孜,信仰伊斯兰教,白彦虎希望吉尔吉斯人帮助他们进入俄国境内。
十一月十三日,清军黄万鹏、余虎恩两部追至喀什噶尔。白彦虎在清军未到前,决定留一部人驻守城池,牵制清军,他率5000多军眷向西北撤退。白彦虎沿博罗和硕河谷至恰哈马克。十四日,清军攻陷喀什噶尔城,守城义军由西门撤退。清军分队追剿,义军后队伤亡惨重,余小虎被俘。十五日,清军黄万鹏经岌岌槽追至恰哈马纳(恰哈马克)被俄属布鲁特人阻遇。十二月南疆战事结束。
白彦虎由恰哈马克向北经托允多拜,再翻越人迹罕至的雪山冰峰天山中梁,天山由东向西横亘喀什噶尔北部,海拔3000~5000米,山峰终年积雪,大雪封山,寒风凛冽,一年之中,仅有很短时间能由山口通过。陕甘义军翻越天山时,正值一年之中气候最冷的农历十二月天气,他们历经了极大的冻馁和饥饿的痛苦,许多人在严酷的风雪冻馁下,长眠于雪山之中,义军过雪山的壮烈情景至今犹在东干回族中广为流传。
白彦虎率陕甘回民由恰哈马克北越天山,出图鲁噶尔特山口,进入俄国七河地区。图鲁噶尔特山口在恰哈马克以北80公里处托允多拜附近,是由恰哈马克通往俄国七河省必经的山口。
白彦虎进入七河地区后,向北,于农历十二月六日,到达纳伦河(纳林河),渡过纳林河后,继续北上,十二月二十七日到达托克马克。白彦虎原打算借路去麦加,当地的穆斯林同情他们的悲惨遭遇,留他们住了下来,当时有3314人。后来就在楚河的右岸远离公路的当地人称为卡拉库努兹(吉尔吉斯语即黑甲虫陕西话叫死扒牛)的地方,建立了自己的家园,东干人称之为营盘。
陕甘回民起义军进入俄国境内有三批,除白彦虎外,还有两支。陕甘回民起义军在阿克苏后分为两路:一路由马大人率领经马拉尔巴什向雅尔肯前进,另一路由白彦虎和大师付指挥向乌什方向移动。向乌什前进的义军不久又分为两支,甘肃回民在大师付的领导下,由阿克苏西北越过别捷尔、吉萨苏山口,九月下旬进入俄国境内,十一月初到达伊塞克湖之东的普尔热瓦尔斯克(今科拉考尔县),当时有1166人。马大人率领的一支,为吐鲁番和青海籍回民,由喀什向南,翻越天山的达艾尔善什塔姆山口,直向中亚费尔千纳盆地,1878年2月到达塞尔达省之奥什县,有1779人。其中有些人定居在阿乌利——阿达(今江布尔)。
陕甘回民进入俄国境内后,分别居住在皮什凯克、普尔热瓦尔斯克、奥什、阿乌利——阿达等地,总数约6000人,由当地政府划给一定数量的土地,从事农耕和畜牧,在异国领土上重建了自己的家园。
陕甘回民进入俄国不久,左宗棠给俄国塞米列切省军队司令丁•科尔帕科夫斯基一封信,要求交出白彦虎,遭到拒绝。
光绪四年(1878年),清政府向俄国交涉说:”中国叛民陕回有犯边”事件发生。《勘定新疆记》记载:陕回“或数十,或百余”,“戕官弁,杀行客,掠台马”。光绪四年十月乙未(十九日),清伊犁将军金顺奏报:“陕回由伊犁分股出扰,在沙泉子地方抗拒官兵,又在托多克台,抢劫商驼,精河迤西大河沿永济湖等处,屡被扰害”。又有锡纶奏报:“本年八月间,塔尔巴哈台西南一带,实有回逆窜入……”。白彦虎余部在边境活动持续时间不长,光绪五年四月,《清德宗实录》记载:“剿捕陕回勾结黑宰、哈萨克,西北两路一律肃清”,自此以后再无记载。
陕甘回民经历了16年之久的惊心动魄的血战,进入俄国境内后,已精疲力竭,需要有较长时间的休养生息,无心返回与清军再战。陕回在边境上的活动可能是部分人的行动,不是白彦虎的整体战略。至于他们为什么在边境上活动,金顺奏报说:“此股匪徒,穷蹙无路,抢劫偷走”。这纯系诬蔑之辞。他们的活动可能与接应撤退过程中留守和散失人员有关系,这所谓“犯边”活动,实际上是反清起义的余波。
白彦虎撤退到俄国境内以后,清政府屡次向俄国交涉,要求引渡白彦虎。光绪七年四月,清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刘锦棠,以“曾纪泽已与俄国另订新约,白逆等如何交出?未闻议及,急应执约理论,不可置之度外”。九月,清出使俄国大臣曾纪泽奏报:“逆首白彦虎逋诛,已遵谕照会俄外部,令遵照成约,将该逆犯尅日交过,待接到覆文,再行陈奏”。光绪八年正月,俄外部拒绝了引渡白彦虎的要求,只答应对白彦虎“严加禁锢,不至再为边患”。
白彦虎是杰出的回民起义领袖,伟大的民族英雄。在反清斗争中,英勇顽强,不动摇妥协,坚持斗争到底;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他能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屡屡挫败敌人;又能团结部众,共同对敌。白彦虎率众进入俄国境内后,领导东干回族重建家园。光绪八年(1882年)七月,不幸病逝,享年41岁。东干回族是前苏联少数民族之一。他在推翻沙皇和卫国战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人口蕃衍生息,分布地区扩大,社会经济文化也有发展。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东干族分别隶属于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个国家。分布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有比什凯克、普尔执瓦尔斯克、奥什等地,多为甘肃回民的后裔。在哈萨克斯坦的有江布尔、营盘、新渠、托克马克等地,多为陕西回民的后裔。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也有少数东干人。一百年来,他们虽身处异国,但依旧保持着陕甘方言和生活习俗,时刻都在思念家乡,祈望着祖国繁荣富强。
(四)伊犁河畔的陕西回族人
白彦虎到达阿克苏后,老弱病残数千人无法翻越雪山,决定留在当地,起义失败后,这些人先后迁居伊犁河畔,他们的后裔成为今新疆回族的一支。现在陕裔回族分布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八县一市内,即霍城县、伊宁县、查布察尔县、尼勒克县、新源县、巩留县、特克斯县、昭苏县和伊宁市。全自治州有回族24万人,其中60%以上是陕回后裔,伊犁人称这些人为“老陕”。其中最集中的是伊宁县和霍城县,两县共有清真寺800座,以回族“老陕”为主。伊宁县的陕裔回族主要集中在皇宫、阿同、英塔木、沙地克、阿不拉石、吉里、沙玛7个大村(全县共10个大村)。村民80%都是陕裔。阿同有700户,陕裔占90%。皇宫是伊犁最大的纯陕裔村庄,坊民大多数是咸阳回民后裔,现有人口2000户,6000多口。沙地克是伊犁第二大“老陕”村庄,现有1000户,全为陕回后裔。吉里村有陕回后裔100多户。伊宁市回族清真寺有9座,其中最大的为陕西大寺。霍城县也是一个回族聚居的地方,陕回后裔占绝大多数。全县有清真寺260多座。县城内陕裔集中在柳树巷一带。三官乡和四官乡是两个清一色的“老陕”回族乡。霍城西部的芦草沟乡,也是一个纯回族乡。
相传回民起义中“有个沙阿訇带一支人马由仓头走山西,经太原、大同而至包头,所以包头一带,至今有西安、咸阳、渭南、同州、白吉原的回民”。包头是清代茶马交易的重要城市,许多回民参与茶马交易活动,起义后不少人滞留在当地。
回民起义发生后,有些人为了躲避清军和地主团练的屠杀,逃难往河南、山西及秦岭深山老林,今宝鸡山中也有当时逃难避居的回民后裔。 十一、余论
陕西回民起义从同治元年(1862年)四月爆发,到光绪三年(1877年)十一月白彦虎率陕甘回民起义军退入俄国境内结束,历时16年。本书的前十部分,已对陕西回民起义的基本历史过程作了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纪述。最后部分再对这次起义的性质、失败原因及历史地位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起义的性质
陕西回民起义是回民武装反抗清朝封建压迫剥削和民族歧视的斗争,它打击的主要对象是清朝封建统治阶级,回民起义的全部历史过程,表现了回民大众与清朝封建统治阶级之间尖锐激烈的不可调和的斗争。
回民起义初期主要是反抗地主团练的斗争。太平军进入陕西和回民起义爆发前夕,陕西社会矛盾空前紧张,当时陕西清军多调往外地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省内防务空虚,清朝封建统治阶级为了阻止回民“内应”太平军,组织和指使各地地主团练疯狂屠杀回民,因而地主团练就成为起义初期回民最凶恶的敌人和打击的主要对象。地主团练是清朝封建统治阶级的地方反动武装。从团练的建立、组织成分、政治目的及作用等方面看:第一,团练是清朝封建官府“给札饬办”的。清廷为镇压人民革命,命令各省举办团练。咸丰十一年(1861年),在籍左副都御史张芾被任命为陕西督办团练大臣。回民起义前夕,陕西各府州县皆奉札举办团练,明里是阻截太平军,暗地里防范回民乘机起义。所以团练是在清朝地方政府的指令下举办的,绝不是汉民自发的组织。第二,团练头目及骨干分子多系地方官吏和地主豪绅。张芾任陕西督办团练大臣后,他网罗了一大批官吏和地主豪绅为羽翼,关中各府州县的团练总目,几乎无一例外的是官员或在籍官员及有科举功名身份的人,各乡镇的团练头目,也多为地主、恶棍、豪绅。官吏、地主、豪绅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他们是团练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广大团丁是强迫参加的,受团练头目驱使和指挥的。第三,团练受地方官吏直接控制和指挥。陕西巡抚瑛棨告示中说:“回系匪,宜剿灭,汉系团,宜协同官兵剿回”。在官吏的直接指挥下,各地地主团练打起“奉旨灭回”的大旗,恣意屠杀回民。永寿县令“密令民团剿杀回逆”,千阳县令“督率各团堵御回逆”。富平县令江开奉檄举办团练,亲历各乡指挥民团围剿回民。多隆阿札饬渭南团练头目冯元佐办团,并赏给五品顶戴,他募勇万余人,受提督雷正绾统帅,驻扎北山隘口剿回,后来又随雷正绾开赴甘肃庆阳、环县、泾州等地助剿。第四,团练耗资巨大,经费除勒索抢劫之外,主要靠地主富商捐款。冯元佐得到同官富户梁三窖藏五万缗巨款支持,募勇万人,东山再起。三原县城内富商张绳怡、刘维均倡议富商集资,成立同德局,资助团练守城。地主富商是团练经费的主要支持者。由此可见,团练是官吏、地主豪绅、富商相互勾结的产物,它代表了清朝封建统治者和地主阶级的利益,回民反对地主团练就是反对清朝封建统治者和地主阶级。大批清军进入陕甘围剿回民起义以后,出现了起义军同清军作战的局面,清朝封建统治者的军事围剿和回民起义军的反围剿就成为这场战争的基本形式和主要内容。
同治元年五月,团练大臣张芾被杀后,清廷认为回民“攻城戕官”,“叛逆已成”,“叛逆”朝廷,就是反对清王朝。同时,又由于地主团练多系乌合之众,与回民起义军接仗即溃,起义烽火迅速燃遍关中平原,于是清廷决定派遣大军进入陕西,扑灭这场起义烈火。从同治元年七月到六年六月,清廷先后四次派军入陕甘镇压回民起义。集结在陕甘的清军数量巨大,同治六年底已达12万左右。为了供应在陕甘清军的粮饷军火,除了就近搜刮,竭尽陕甘田赋、厘金和抢掠之外,清廷还征调了12个省的协饷,5个海关的关税,7个省的厘金,几乎竭尽全国的财力,此外还向外国侵略国家借白银1195万两,以保障这次剿回战争的供应。清廷把这场剿回战争从陕西推向甘宁青新整个西北地区,历时16年之久,军费耗银118887653两,占咸同年间镇压农民起义军费奏销总数的28.2%,仅低于镇压太平天国军费支出(镇压太平天国耗银170604104两,占总数40%),可以说,这是清廷继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之后规模最大的军事行动。这场战争的结局,回民失败了,回民大量死亡,仅以陕西回民而论,除极少数人逃亡和西安城回民被控制在城内外,原有一百万左右的回民,仅剩六万多人被强制安插在甘肃,而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死于这场战争,清军屠戮之酷是近代史上非常罕见的。由此可见,陕甘回民起义的历史,是反抗清朝军事围剿的斗争史。无论回民起义军是否提出了明确的政治纲领和政策,或者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他们的革命行动本身已经充分说明了起义是一场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斗争,反封建是起义的最基本的、最主要的性质。
回民起义是清朝统治残酷的封建剥削和民族压迫引起的,回民起义斗争的对象是清朝封建统治阶级,它本质上与中国历史上历代农民起义一样,但它又有与其不相同之处。回族在自己生存受到严重危胁的条件下,民族内各阶级、各阶层的群众都参加了反抗清朝封建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民族歧视为争取生存的斗争。所以这次反抗斗争不分阶级、不分阶层,是全民族性的反抗运动,它与以贫苦农民为主体反对官府和地主豪绅的农民起义不同,也与现代革命不同,而不以某个阶级作为领导进行的,所以这个意义上它也是民族反抗斗争。学术界有一些人认为回民起义是一次民族斗争,回民斗争的对象是一切汉人,回汉仇杀是民族斗争的主要内容。这种观点是十分错误的,它歪曲了回民起义的历史过程和起义的反封建性质。
回民起义初期,打击的主要对象是地主团练,团练是由汉民组织起来的,一部分汉民被迫参加团练,错误地站在回民起义的对立立场上,地主团练传帖灭回,疯狂搜杀回民,这样就不免使回民产生误解,一时不能把一般汉民与地主豪绅区别开来,在激烈的斗争中未免玉石俱焚,所以在一些地方发生了回汉互杀的历史悲剧。仇杀现象完全是官府和地主团练挑动的,回民起义打击了清朝封建统治,触犯了地主豪绅的阶级利益,所以他们对回民采取坚决镇压政策。汉民参加地主团练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人民没有自主权、完全受封建统治阶级欺骗、控制和支配的结果。大多数汉民参加团练是被迫的,团练章程规定:“十五岁以上,五十岁以下者,无论绅民,有无田产,均列名充当……有违抗不入册者,指名禀究”。米脂县知县强迫汉民参加团练,“逐户搜寻花丁,并将花丁逐一按口贴名防城,贫富一例上城,故贫富均多嗟叹”。参加团练的还有一些宦门子弟、刁滑者、无赖流民、流窜犯、饥民等,他们是一些借端生事、品质低劣的不逞之徒。
“回汉仇杀”只是起义初期暂短的、局部地区的现象。从时间方面看,主要发生在四月下旬起义爆发到八月初。起义初期,各地回民愤起抗击地主团练剿洗,出现过回汉互杀现象。但随着战争的进行,回民逐渐认识到真正的敌人是清朝封建统治阶级和地主豪绅,汉民也纷纷起来支持回民的正义行动。八月初,各地地主团练的溃散和瓦解,这种互杀现象在关中地区就不多见了,甚至省城以东州县及西安附近的一些村镇,汉民与回民大多可以相安一处。多隆阿入陕,“叠获胜仗,且屡捣其巢穴,但所歼者,回民少而汉民多”。西安附近村堡的汉民也多支持回民,多隆阿进驻西安城后,曹克忠在城西南郊区令前已投诚的汉村捐粮反正。同治二年七月,穆腾阿说:省城附近“自上年滋事以来,四乡卡垒连络,其最大者为沙窝(沙河),匪众万余,马贼居半。其余各处,多则数千,少亦数百,裹胁汉民尤多”。“回汉仇杀”现象主要出现在回民与团练斗争激烈的省东的大荔、华州、渭南等县及西安城郊,是局部地区的现象,省城以西的礼泉、户县、周至、兴平、凤翔等地,与省东地区截然不同,即使起义初期汉民也多主动支持回民起义斗争,回汉关系回睦。礼泉、户县、兴平等县汉民支持回民的事实,前文已多有引述,此处毋须重复说明。《秦陇回务纪略》记述凤翔起义初期回汉关系说:“其时各坊虽乱,皆有平日里党之谊,杀人尚少,百姓多得逃生”。学术界:“回汉仇杀”、“民族斗争”论者,认为回汉仇杀贯穿起义过程始终,并把局部现象夸大为普遍的,这种看法没有任何历史根据,是十分错误的。
回民起义过程中,回民与汉族抗清武装相互支持,或联合作战,共同打击了清朝封建统治。太平军第一次入陕,因急于援助英王,在关中停留时间很短,与回民虽然没有达成联合抗清,但回民主动与太平军取得联系,并为其东进作向导,表现了十分友好的态度。西捻军入陕后,回捻达成抗清协议,两军联合或相互配合,“时离时合”,转战关中和陕北,再次掀起抗清高潮,沉重地打击了清朝在陕西的封建统治。汉民参加回民起义军的事实很多,在陕西关中各地都有记载。在甘肃溃勇、饥民、哥老会参加回民起义军的非常多,同治七年,秦州回民起义军李得仓部共有96200多人,其中汉民约31500人,占1/3。左宗棠攻陷肃州,城内有土客回民约7万人,汉民3万多人。有人简单地以“裹胁”、“从教”等解释汉民参加回民起义军的原因,完全把汉民看成是被胁迫的,这种看法不符合历史事实。回民起义军与汉民饥民军、哥老会联合抗清的记载也不少,前文已有引述,此处不再说明。由此可见,回民起义过程中,回汉两族不是对立的。认为回民起义是“把一切汉民作为打击的主要对象”的观点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