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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失败的原因
陕西回民起义的失败,归纳起来有政治、军事、思想理论等方面的原因。
1.政治方面的原因
第一,缺乏明确的反封建纲领。起义纲领是关乎起义成败的大问题,起义打击的对象是谁?起义的主力及盟军是谁?起义的最终目标是什么?这些重大问题都需要用纲领的形式明确起来。但是陕西回民起义始终没有制定出明确的反封建纲领。为什么回民起义没有做到这一点呢?首先,陕西回民仓猝起义,起义前缺少充分的准备,起义爆发后,一直处在清朝统治阶级残暴的血腥镇压之下,没有充足的时间仔细地考虑这些问题。其次,也与西北地区的社会条件和起义军本身文化素质有关系。从地理环境方面看,西北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缓慢,交通阻塞,社会落后,新思想传播慢,起义领导人没有条件接受新的社会思想。从起义军的成员看,绝大多数是回族农民,他们长期遭受清朝封建统治阶级残酷的压迫剥削和民族歧视政策的迫害,有强烈反封建性,但他们是小生产者又有保守落后的一面。西北社会经济文化落后,他们中除极少数人外,绝大多数人没有文化知识,所以起义领导人不可能提出明确的反封建纲领。没有明确的反封建纲领,就不能很好地统一起义队伍的思想认识,坚定信心,并为实现起义目标而奋斗。马占鳌打了胜仗还要投降清朝,他说:“打胜了投降比打败了投降好”,“以后种地的还种地,做买卖的还做买卖”,对抗清起义失去信心。没有明确的反封建纲领口号,也不能更广泛地团结群众,特别是动员汉族广大劳动人民及其革命武装力量参加和支持起义,壮大自己的队伍,孤立敌人,取得起义胜利。
第二,没有建立起统一的起义组织和坚强的领导核心。
回民起义军多以原居住的村坊为单位,或与邻近的几个村坊联合形成一个战斗集体,各个战斗集体自成一军,互不统属,“村自为战”。同治五年,陕西回民起义军进驻董志原后,建立了十八大营,后合并为四大营。十八大营的编制对原有的分散性有很大改进,但实际上各营仍然在原村坊基础上组成,行动上的分散性并没有完全克服,直到就抚以后被安插新地,依然保持原村坊单位和名称。起义军缺乏统一的组织,就无法一致行动,集中力量打击敌人。坚强的领导核心,是起义军取得胜利的保证。回民起义军始终未建立起坚强的领导核心。各部起义军都有自己的领导人,彼此互不统属。没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就不能统筹全局,一致对敌,相反被敌人各个击破;也不能正确处理领导人之间的矛盾与分歧,做到起义队伍团结一致。领导人之间的分裂会给起义造成巨大损失。大荔渭南回民起义军内部不团结,渭南任武杀死十三省时阿訇,引起大荔回民不满,禹得彦借商议战事,请任武到大荔,途中又杀死任武。起义军领导人互杀,给多隆阿攻破大荔回村以可乘之机。孙玉宝与赫明堂不睦,《平定关陇纪略》记载:“固原回酋孙义章杀伤回酋赫明堂徒众十余人,遂至互相仇杀”。口碑史料马正和将赫明堂杀死在固原城东门内。冯均福被马文禄杀死在肃州。领导人之间不团结,严重地削弱了起义军的战斗力。
第三,缺乏联合汉族人民共同战斗的政策。陕西地区回汉杂居,汉民占大多数。
清朝封建统治阶级推行民族歧视政策,挑拨回汉民族关系,制造民族矛盾。所以消除民族隔阂,加强回汉民族团结,共同对敌是起义成败的关键。起义军在反击地主团练斗争中,没有能够很好地把汉族地主豪绅与一般汉民区分开来,制定出团结汉族人民的政策,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起义过程中虽然不乏众多的汉民以各种形式支持起义斗争,但从总体看,起义军缺乏从战略的高度重视团结汉民问题。回民起义军也没有同汉民的各支义军很好地联合起来,回汉起义军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和阶级、民族、宗教诸方面因素的影响,没有在起义的大好形势下联合起来,共同抗击清朝封建统治。同治元年,太平军第一次入陕,回民首领洪兴与太平军联系,但太平军东援匆匆,未能联合起来。次年,太平军又进入陕南,太平军与李蓝起义军联合,攻打汉中府城,陕南反清斗争高涨。当时关中回民起义方兴未艾,虽南北成犄角之势,打击了清朝在陕西的反动统治,但双方很少联系。李蓝起义军占领周至,曹沛时(曹灿章)屯驻眉县槐芽镇,时回民起义军已进入甘肃。同治五年,西捻军进入陕西,提出了“往连回众,以为犄角之势”的战略口号,回民起义军乘西捻军入陕之机也掀起返陕高潮,两支义军达成战略协议,或联合作战或相互配合,共同抗击清军,促成了陕西起义形势再次高涨。但双方都没有突破自己的组织界限,结成统一的反清武装。在近代中国社会,起义军所遇到的敌人是强大的,清朝封建统治者不仅拥有全国的物力资源,还拥有庞大的国家机器和军队,并且得到外国侵略者支持。所以回民起义军要战胜敌人,孤军苦战不能推翻清朝反动统治,只有各族革命人民联合起来,才会取得胜利。
2.军事方面的原因
第一,从军队的编制、训练方面看,以湘楚军为主的清军是一支新起的凶恶的敌人。左宗棠为首的清军主将是一批具有丰富的镇压人民革命经验,并死心踏地效忠清王朝的死硬分子。军队的组建经过严格的挑选,营制组织严密,同时要经过严格的作战队形和技能训练,较之腐朽的八旗军和绿营兵战斗力强。回民起义军虽然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又英勇奋战,富有牺牲精神,但他是在反抗地主团练屠杀中猝然成军,缺乏严格的军事训练和必要的战争准备。起义军组织又不很严密,部队的编制以村坊为基础,平时与家眷同住一起,行军作战,老弱妇孺也随部队行动。回民起义军挈带眷属是当时地主团练暴行造成的,为了保护家眷生命安全,老弱妇孺只有随军才能免于杀戮。军眷与战斗部队一起,作战时战士既要参加激烈的战斗,又要保护眷属的安全,撤退时,还要组织眷属安全转移。从战争的角度看,部队挈带眷属,加重了部队的负担,削弱了战斗力。回民起义歌谣中说:“火烧村庄烧寺院,好死的坟园难照管,迤迤撒撒到礼泉”。“迤迤撒撒”是记述义军挈带眷属向礼泉撤退途中的困难情形。《反叛歌》中也说:
有一日失渭城难以存站,无奈了把家眷又往西搬。
那时节把众人分成两半,一半里走凤翔一半入山。
凤翔府路难行我兵未探,那知道路窄小车行艰难。
无奈了舍车辆行李打卷,男步行女骑马愁苦难言。
每天起30公里当就一站,走的俺浑身痛两腿发酸。
歌里记述了起义军挈带眷属向凤翔和北山撤退的艰难情形。由此可见,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建立一支有组织、训练有素的队伍。
第二,武器装备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回民起义军武器落后,起义初期主要是大刀、长矛等简陋的冷兵器及竹杆(将竹杆一端削尖当矛用)、铡刀和其它农器等,后来在与清军交战过程中才缴获了少数洋枪和大炮。起义军武器落后根本无法与拥有洋枪炮武装到牙齿的清军抗衡。
在两次鸦片战争和镇压太平天国战争过程中,清朝封建统治者看到西洋火器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开始用洋枪洋炮来装备军队,加强军队的实力。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外反动势力勾结起来,清朝封建统治集团中一些人大量购买外国新式武器,并掀起了旨在使军队近代化的洋务运动,设立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采用西方技术,制造洋枪洋炮,开始了以洋枪洋炮代替冷兵器和旧式火器的时代。多隆阿入陕镇压回民起义,多军武器装备冷兵器和旧式火器齐全。冷兵器有刀矛箭弩,旧式火器有抬枪、鸟枪、喷筒、火箭、地雷、劈山炮等。喷筒、火箭、劈山炮等,都是杀伤力比较大的武器。多军又部分装备有洋枪洋炮,每部设有枪队,攻坚摧锐皆以枪队为先锋,武器装备的优势是多隆阿战胜起义军的主要原因。左宗棠非常重视用新式武器洋枪洋炮装备军队,他入陕时部队武器装备比多隆阿清军更加精良。部队“惟多用火器,庻几制胜,每营除改用山炮(劈山炮)三十八尊安于战车,其洋枪则加至六成”。开始逐渐以洋枪洋炮代替抬枪、小枪、刀矛的传统装备(湘军营制,每营有前后左右4哨,每哨分8队,刀矛4队、抬枪、小枪各2队。亲兵设劈山炮2队)马队也开始以洋枪取代刀矛弓箭,并设有以新式后膛大炮装备的炮队,在攻城掠地中炮队起了重要作用。左宗棠向外国借款,此在上海设立采办转运局,采办西洋枪炮弹药与器械。左宗棠还先后在西安、兰州创设制造局,制造军火,就近供应清军。先在西安设机器局,制造新式枪炮弹药,西安机器局搬到兰州后,制造局的规模扩大。宗棠甲戌(同治十三年)《复总理衙门书》中说:“此间设制造局,能制造大小铜帽开花子,能仿造布国(普鲁士,即今德国)螺丝炮及后膛七响枪。近令改中国旧有劈山炮、广东无壳抬枪用合膛开花子”。布国螺丝炮,即普鲁士义耳后膛开花螺丝大炮,威力相当于后来的七五野炮,是当时最先进的火炮,后膛七响枪是一种最新式的连发枪。兰州机器制造局大凡德国、俄国新式枪炮皆能仿造,它为左宗攻破西宁、肃州供给了大量军火。左宗棠进攻肃州用了2400枚开花炮弹,全由兰州机器局制造,左宗棠说:“大炮开花子,攻克肃州,即得其力”。清军追剿白彦虎进入新疆时,左宗棠给各部都补充了大量德制枪炮弹药,清军凭借武器的优势镇压了陕西回民起义。
第三,战略战术的错误。回民起义军所遇到的敌人是最凶残的最具有镇压人民革命经验的敌人。多隆阿以凶残著称,他采取了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略,打败了回民起义军。左宗棠以镇压太平天国发迹,用革命人民的鲜血染红了他的帽顶。左宗棠任陕甘总督以后,提出了“先捻后回”和“先秦后陇”的镇压回捻起义军的战略方针。西捻军失败后,左宗棠又提出了“先土后回”的战略。左宗棠镇压了陕甘回民起义后,在新疆追击白彦虎时,制定了“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战略。在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下,回民起义只有采取扬长避短,避实就虚,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才能取得胜利。但起义军对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认识不够,错误地不顾客观条件强攻坚城和困守孤城,而使精锐损耗,造成自己的被动局面。多隆阿进攻关中回村时,回民起义军没有采取放弃堡寨,迂迴歼敌的战略,相反地却采取深掘沟壕和高筑堡垒,以阻强敌,与敌人打阵地战消耗战。在战役中,又采取旧的冷兵器时代的密集队形方式,同拥有洋枪洋炮的敌人拼杀,结果造成义军大量伤亡。回民起义军围攻凤翔府城长达十六个月之久,强攻坚城,一时无法取胜,严重地消耗了义军的战斗力。金积堡和肃州战役中,马化龙、马文禄在强敌进攻面前,没有采取及时转移进行运动战的战略,而困守孤城,直到最后惨败。义军白彦虎之所以同敌人能战斗到底,除了他具有坚韧不拔血战到底的革命精神外,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一个重要原因。白彦虎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不占据城池,遇强敌不打硬仗,打不胜即走,善用伏击歼灭敌人。对此老谋深算的左宗棠也看的十分清楚,他说:“据实而言,白逆悍鸷不如陕回诸目,而狡诈过之。计该逆自陕至甘,未尝占据城池,遇劲军未尝恋战,有时见劲军蹑踪而至,绐诸逆目断其后,自挈党伙先逃。所犯之处,未尝久留,专为觊便窜逸之计。观其肃城不赴马四之招,现踞红庙子不踞乌垣,亦可概见。贼智长于用伏,官军计画稍疏,辄为所陷”。
3.思想理论方面的原因:
伊斯兰教与陕西回民起义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对起义爆发和推进都起着积极作用。伊斯兰教坊是起义队伍的基层组织,许多阿訇成为起义的领导人,在起义军缺乏明确的纲领口号的条件下,伊斯兰教义成为义军的思想理论基础和精神支柱。伊斯兰教圣训里说:“穆斯林是穆斯林的兄弟,穆斯林不亏害穆斯林,也不让别人亏害穆斯林”。“穆斯林是兄弟”的口号,是回民内部团结的纽带,当清军和地主团练屠杀回民时,这个口号和思想就成为团结一致对外抗敌的思想理论根据。“圣战”观念也起了号召和激励战斗的积极作用。《古兰经》里说:“信道的人为主道而战;不信道的人,为魔道而战”,“为主道而阵亡的人,你绝不要认为他们是死的,其实他们是活着,他们在真主那里享受给养”。在反清斗争中,“圣战”观念是穆斯林的精神支柱,“出阵时老阿林(阿訇)如常念求主襄助;又念阿也提:‘你们一齐抓住真主的绳索’,我穆民无能,我们托靠主,我们一面保守教门,一面打仗”。在“圣战”观念激励下,穆斯林作战非常勇敢,表现了大无畏的献身精神。
伊斯兰教虽然对回民起义起着积极作用,但它没有能够把起义引导到胜利。清末,在各族人民反封建斗争中,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的差异往往影响了他们之间的团结和统一。回族人民信奉伊斯兰教,回民的思想感情及生活习俗受伊斯兰教影响很深,伊斯兰教观念和回民生活习俗影响了他们团结广大汉民和汉民革命武装力量。“穆斯林是兄弟”也会造成回民起义军与汉民起义队伍之间隔阂,妨碍了团结地主团练以外的广大的汉民群众。在反封建斗争中,各族被压迫劳动人民是一家,革命人民是一家。民主革命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真正做到了这一点,各族人民在党的正确民族政策下,实现了平等、和睦、团结。“圣战”观念也有局限性,白寿彝先生说:“伊斯兰教虽也曾被用为号召和组织反压迫的工具,但是它往往只能指向‘真理的彼岸’的‘幻想的要求’,只能指向为宗教而死,而不能把斗争引向‘人间的真理’,指出现实斗争的正确方向”。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回族人民才得到了真正的解放。
(三)历史地位
清代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是中国近代社会一次大规模的反清斗争。清朝封建统治阶级残酷的封建压迫剥削和民族歧视政策是引起这次起义的根本原因。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及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大矛盾。“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同治元年陕西回民起义是在太平军入陕的直接影响和推动下爆发的,它是近代中国各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陕西回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朝封建统治和地主阶级。回民起义极大地震撼了腐朽的清王朝,清廷几乎竭尽全国人力财力,又向外国侵略者举借债款,调动十几万装备精良的军队进入陕甘镇压。历时16年之久的围剿战争,大量消耗了清王朝的人力、财力,致使国家财政拮据,国库空虚。清军将弁勇丁在战争中大量死亡,军事力量削弱。长期镇压回民起义战争,严重地破坏了陕甘地方的社会经济,人民流离失所,到处是一片荒凉萧落景象。这样就极大地削弱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加速了它的灭亡。起义一开始矛头就指向清王朝和陕西地方封建政权,杀死了陕西督办团练大臣,先后向陕西数十个府州县城发动猛烈进攻,并攻克和占领了一些州县,烧毁县衙,惩办恶迹昭著的地方官吏,摧毁地方封建政权,动摇了清朝在陕西的封建统治。
地主阶级在起义中遭到严重打击。摧毁了地主团练武装,关中地区的地主富豪大多在起义中毁灭。《富平县志》记载:“陕西精华在于西同两府,西同两府之精华在于临(潼)、渭(南)、泾(阳)、原(三原)、韩(城)、朝(邑)各县诸富户,今遭此番兵燹,凡著名殷实户族,罹祸尤为惨酷”。《咸京被难述略》记载:“自上年四月造逆,今已年余……渭南、高陵、临潼、富平、咸长、二华尤为特甚,被贼各处,绅士、富户被杀者十之五六”。《澄城县志》记载:“富室房屋多被焚毁”。回民起义军打击富豪事例,地方志书中俯拾即是。
在陕西回民起义的影响和推动下,马化龙在灵州、马占鳌在河州、马桂源在西宁、马文禄在肃州、妥明在新疆乌鲁木齐先后掀起反清起义斗争,起义的熊熊烈火燃遍了陕甘宁青新整个西北地区,汇成为一股巨大的反清洪流,沉重地打击了清朝在西北地区的封建统治。
作者韩敏简介
中国共产党党员、著名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韩敏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07年9月9日13时11分逝于西安,享年74岁。
先生乃陕西乾县之铁佛乡人,1934年6月27日生。先生生于苦寒之家。既生,家贫不能自给,父辈三人佣给于人。由是,先生自幼即与父辈一起参加繁重劳动,备尝艰辛。新中国成立后,先生始入学读书,先入乾县初等师范学习三年,卒业后留校任教一年。此后,先生分别于1953年9月、1956年9月进入乾县中等师范学校及陕西师范大学深造。先生之入学,受惠于新中国之成立,由是先生常怀感恩之心,兢兢于学业,其为学之用心,用功之精勤,有口皆碑,堪称榜样。1960年8月,先生毕业,留本校历史系任教,直至1996年2月光荣退休。
先生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治学严谨,实事求是。先生勤于笔耕,先后著有《中国近代史》、《陕西通史》(清代部分)、《陕西五千年》、《清代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史》、《陕西回民起义史料》诸书并论文数十篇。先生于陕西回民起义史,用力最多,见解独到,其所著之《清代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史》一书,史料详瞻,论议宏辩,致力于为陕西回民起义辩诬,令历史真相得以还原。其学术之严谨,深为学界所称道;其用心之良苦,亦深得广大回族兄弟爱戴。由是先生与回族兄弟结下深厚友谊,并担任中国回族学会常务理事多年。此外,先生于太平天国史、辛亥革命史、义和团运动史研究均有建树,曾为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及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会员。
先生从教30余年,1986年始任陕西师范大学副教授,1994年为正教授,并担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多年,于本系中国近代史专业学科建设贡献卓著。先生曾先后为本科生及研究生开设中国近代史专题、中国近代史史料学、晚清史、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经济史等课程,先后培养研究生七届共15人,为国家培养专业人才亦可云多。先生博学强记,于教学事业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敦厚之风,熏沐杏坛,弟子感恩,同仁敬重。
先生一生,为人持正,品行高洁。家教有方,子女已然成才。先生伉俪情深,白头相守,堪称模范。
今先生逝矣,闻之者莫不哀痛。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吾人今聚于此,与先生道别: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顺便提一下作者还编辑了《陕西回民起义资料》(陕西地方志资料丛书)16开254页,1987年由陕西地方志编篆委员会出版,只印了一千册。该书是作者几十年艰辛万苦,奔波各地图书馆、档案馆、文史馆,翻阅了大量的历史古籍,甄别考证,筛选出非常珍贵历史资料,其中一部分是罕见的孤本或抄本。
该书是一部研究回民起义的必不可少的珍贵资料。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专著文集类,共收录二十余种,如《秦难见闻记》、《再生记》、《壬戌华州回变记》、《咸京被难记》、《多忠勇公平陕事略》、《忧愤疾书》等。第二部分是地方志类,共收录陕西省六府、五州、五十二县的五十七种地方志中有关回民起义的各种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