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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盖绥德·布尔德》的注本和译本
自《盖绥德·布尔德》一诗问世后,就为同时代人所熟知并广为流传。蒲绥里还在世的时候,同时代人迪米什吉(Abū Sh?ma‘Abd al?Rah[]·m?n b. Ism?‘il al?Dimishki,1199—1266)就对这部诗进行了注释。从迪米什吉的生卒年月看,他早于蒲绥里出生,又早于蒲绥里去世。法国巴黎图书馆和德国慕尼黑图书馆均藏有好几部迪米什吉的注释本 [1](796)。
随着《盖绥德·布尔德》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广为传布,它的文学价值和宗教作用也愈益凸显,从而吸引了大量学者对之进行研究和注释。继迪米什吉的注本之后,又产生了90余种不同风格、不同内容、不同语言(包括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柏柏尔语、旁遮普语、乌尔都语、马来语、斯瓦希里语、维吾尔语、英语、法语、德语、汉语等)的注释本(commentaries)、校订本(recensions)及增补本(enlargements)。其中,单阿拉伯语的注释本据说就超过了50种。在这些版本中,著名的有以下诸人的本子(按时间先后排序):
伊本·哈加拉·提里姆萨尼(Ibn Abī Hajala al?Tilimsānī,1325—1375),北非Tilimsan人。
伊本·麦尔助格(Ibn Marzūk[]·,1364—1439),去世于开罗。
巴德尔丁·扎尔卡什(Badr al?Dīn al?Zarkashī,?—1392),去世于开罗。
哲俩伦丁·玛哈里(Jal?l al?Dīn al?Mahallī,?—1459),去世于开罗[14]。
凯末儿丁·侯赛因·花拉子密(Kamal al?Dīn Husayn Khorezmī,?—14??),土耳其人,著有 Kashif Al?Huda (Unveiling of Guidance),正是一部《盖绥德·布尔德》的注本[15]。
穆罕默德·哲俩伦丁·海展迪(Muhammad Jal?l al?Dīn Khujandī Farg h?nī,?—14??),中亚费尔干纳人。
哈利得·艾兹海里(Kh?lid al?Azharī,?—1499/1500),去世于开罗。
哲俩尔·苏尤提(al?Jal?l al?Suyūtī,?—1505),去世于开罗。
谢哈布丁·卡斯塔拉尼(Shih?b al?Dīn Ahmad ibn Muhammad al?Qastall?nī al?Shafi‘i,?—1517),去世于开罗,应属沙斐仪教法学派。
扎卡里亚·安萨里(Zakarīy? al?Ans?rī,?—1520),去世于开罗。
伊本·哈贾尔·哈伊塔米(Ibn Hajar al?Haytamī,?—1566),去世于麦加。
阿布杜·卡迪尔·艾达鲁斯(Abd al?Q?dir b. al?Aydarūs,?—1628),去世于印度古吉拉特邦的艾哈迈达巴德。
努尔丁·哈拉比(Nūr al?Dīn al?Halabī al?Shafi‘i,?—1635) ,去世于开罗,属沙斐仪教法学派[14]。
巴朱里(Ibrahīm al?B?djūrī,?—1860),他的注释详细阐述了《盖绥德·布尔德》的神秘作用。
伊本·艾舒尔(Ibn Ashūr,?—1878/1879)[1](796)。
可以看出,注释者们分布于埃及、北非、阿拉伯的麦加、土耳其、中亚费尔干纳到印度次大陆,反映出《盖绥德·布尔德》一诗的传布范围之广。这些阿拉伯、波斯、土耳其文的注释本更易为教众理解,也进一步丰富了原诗的内容,使之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
这部诗的欧洲文字译本和注释本也层出不穷,主要有:
尤里(Uri)译本,书名题为Carmen Mysticum Borda Dictum,是原文与拉丁文对照本,于1761年在荷兰莱顿刊出,这是拉丁文译本。
莱德豪斯(Redhause)英译本,名称仍为The Burda,附在克劳斯登(W.A.Clouston)的《阿拉伯诗选译》(Arabian Poetry for English Readers)中,1881年出版于英国格拉斯哥(Glasgow)[1](796)。
筛海·法伊祖拉布海(Shaikh Faizullabhai)英译本,1893年出版于英印政府时期的孟买[16](192)。
亚瑟·杰弗里(Arthur Jefferey)1962年的译本[14]。
斯特凡·斯佩尔(Stefan Sperl)1996年的英译本[17]。
以上四种是英文译本。
迭·萨西(De Sacy)法译本,附在毕尔·阿里·贝尔科维(Pīr Alī Berkewī)的Exposition de la Foi一书的结尾部分,1822年出版于巴黎。
巴赛(René Basset)法译本附评述,1894年刊行于巴黎[1](796)。
哈姆扎·布贝克尔(Hamza Boubakeur )1980年的法译本,名为Le Manteau[14]。
阿尔别戈诺(Albegno)于1872年在耶路撒冷出版的法文译本[16](192)。
以上四种是法文译本。
罗森茨魏希(Vincenz von Rosenzweig?Schwanau)版本,书名为Funkelnde Wandelsterne zum Lobe Des Besten Der Gesch?pfe,原文附德文译文及注释,1824年出版于维也纳。
罗尔夫斯(Rolfs)译注本,书名为Die Burda,ein Lobgedicht auf Muhammad,去世后由贝尔诺尔(Behrnauer)于1860年替他出版于维也纳,原文附有波斯、土耳其和德文译文,可算是最好的本子。
乌韦·特佩尔(Uwe Topper )1991年出的德译本。
以上三种是德文译本。
格布拉里(Gabrieli)意大利译本附注,名al?Burdatain(al?Burdatan),1901年出版于佛罗伦萨[1](796)。
在布罗克尔曼(Carl Brockelmann)的巨著Geschichte der arabischen Litteratur中有很长的评述[18]部分所列注本和译本是综合各家零散资料核对、译释而成,所提及的人名汉译参考了新华社译名室编《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3年。
我国清末回族学者马德新及弟子马安礼翻译、注释的《天方诗经》则是《盖绥德·布尔德》的第一部汉文译本兼注本,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于成都宝真堂以中文和阿拉伯文合璧的形式正式出版。在翻译、注释的过程中,马氏师徒大量参考、引用了前人的注本。据《天方诗经·例言》介绍,“是诗注解按《海勒补梯注》、《巴珠哩注》及《额补来哥兴疏》,译而成之……”这其中就有上文所提及的巴朱里的注释。与其他译本和注本相比,《天方诗经》以引用经典经训量大详尽而取胜,“其有未备者间以他经助之,如《鲁汉勒摆呀》、《穆哈映低》、《尔巴士》、《哲僚赖依》。拟各真经注疏:《礼法珠玑》、《珠玑正义》、《群河汇海》、《乃赛飞信德经解》、《艾依推登霄录》、《天方纲》及他各经”[6]。与上述西欧译本相比,正如马坚教授所指出的,“(《天方诗经》)这个汉文译本在巴赛的法文译本(1894年)和格赖里(即格布拉里Gabrieli)的意大利文译本(1901年)之前出版,这是值得我们夸耀的”[7]。
可以看出,《盖绥德·布尔德》的译本多数同时带有注释,之后又以“注疏”、“注解”等形式同书刊行,这是因为它的翻译和注释往往是同时进行的,所以该诗的译本和注本并不能截然分开。
《盖绥德·布尔德》在我国穆斯林民间也有流传。据宁夏灵武市郝家桥乡杨家湾清真大寺的阿訇介绍,在回族民间就有一部名叫《布热旦·葛随旦》(当即《盖绥德·布尔德》)的阿文经典。在新疆穆斯林中也流传着一部由伊麻木布赛依里著的《盖绥德·布尔德颂歌释》(阿文),当即《盖绥德·布尔德》之译注本。纳国昌据马安礼《天方诗经》摘选了局部精粹译为白话诗,见刊于兰州的《智慧》期刊,可算是《盖绥德·布尔德》的另外一种不完全的汉文译文了。
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特别是瓦哈比派和赛莱菲耶派兴起后,针对《盖绥德·布尔德》一诗中所涉及的思想引经据典学者进行了大量的反驳,认为这部诗对先知穆罕默德的褒扬过于夸张,以至于跨越了以物配主(阿语shirk“什尔克”,阿拉伯语Shirk音译,意为“信多神”,我国穆斯林习惯译为“举伴主”,杨惠云主编《中国回族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258页。)和泛神论(polytheism)的界限,而这是真主所不能饶恕的大罪之一。支持和反对的学者们互相反驳,由此也产生了大量的驳论性文章,这些文章先是引用《盖绥德·布尔德》的诗句,然后引经据典逐条反驳或确证,也算是另外一种注释了这方面的信息可以参考http://www.sunnah.org。。
在今天的伊斯兰世界,《盖绥德·布尔德》仍然是最受欢迎的赞圣诗歌,用阿拉伯文、英文、德文、法文等各种语言出版的文本仍然屡见不鲜。其中,哈姆扎·郁素福·汉森(Hamza Yusuf Hanson)翻译的英文版本收录了全本的《盖绥德·布尔德》,同时也编入了诗作者蒲绥里的其他一些诗作。经由书法家扎卡里亚(Mohamed Zakariya)书写并作序,由来自摩洛哥的Fez Singers用传统的安达卢西亚调子(Andalusia manner)颂唱,由彼得·桑得斯(Peter Sanders)提供相关图片,经过两年的努力,制作成可连续播放两个小时的三张音乐CD和镶彩边的80页的册子,由http://www.sandala.co.uk出品,在西方穆斯林世界受到广泛欢迎[19]。筛海·哈米德·吉尔(Shahid Hamid Gill)的英文译本,名为Qaseedah Burdah Shareef ,应为内部出版物,可在互联网上阅读与下载[20]。更有美国的穆斯林团体对这首诗加以改编,以音乐剧的形式将它搬上了舞台。在埃及和南亚,它甚至被改编成流行音乐的旋律,在婚礼、入教仪式及莱麦丹月(斋月)进行演唱[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