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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3 月, 2013 5:01 上午 #23365
真光
参与者历史的见证:“马绍武票” ——南疆边防总司令部军用纸币
来源: http://www.banknotestudy.com
今年《新疆钱币》2006年第一期刊上,上海蒋海明先生著文对“南疆边防总司令部军用钞票”——“油布帖”给予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和分析,笔者拜读后获益匪浅。不过,蒋先生介绍的是军用布币,笔者想说说军用纸币。1997年,我在喀什与泉友交流时,有幸收集到一张纸质的“南疆边防总司令部军用纸币”(蒋先生文中提到过),现刊载。与同好共赏时,也谈点感想。
一
“南疆边防总司令部军用纸币”为小长方形,单面印刷,可能跟军用布币一样,也是用石印技术印制,正面文字书写与军用“油布帖”比较近似,但图案与南疆边防总司令部军用油布帖有很大不同,没有花饰,比较简单。该币长约118-130mm不等,宽约95 -107mm不等;钱面方格中上方为汉文字、下方为维文字,从右向左写有“南疆边防总司令部军用纸币”各一行字;格中右边外侧竖写“通行喀什各属”,左边外侧竖写“凭票取红钱肆拾文”;格中右边内侧冠字号竖写“X字第X号”(阿拉伯数码为两位数),左边内侧竖写“民国廿二年八月日”;币面正中竖写“肆拾文”三个字;格中右上角和右下角写有阿拉伯数码“40”;格中左上角竖写汉文“四十”两字,左下角是阿拉伯文“”(意为:四十)字样;纸币汉字为楷书,维文则是草书;票面上盖有红色方形阳文篆字大官印,内书“南疆边防总司令之关防”,大印左侧有一红色正方阳文篆字小官印,文为“南疆边防总司令”,两枚印章与南疆边防总司令军用壹两“油布帖”上的印章为同一印章(见图)(作者注:笔者藏品品相略次,征得同意后,惠借泉友一张品相较好的纸币照片展出)。
由于这种纸币一个冠字号刻制一种印版来印刷纸币,因此,不同冠字号的纸币字体都有一些差异,而非同一个印版印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南疆喀什正处于动荡时期,且经济条件也比较差,不可能有先进的机器设备,纸张裁剪可能是人工进行,故这种纸币不够整齐划一。
笔者诚请新疆钱币收藏专家和喀什的泉友观看纸币后,其均认为纸币纸张是桑皮纸。这种纸张为土法加工、较薄,纸质不够细腻,不用借助较强光线,置于手掌上看即可以感觉到透明。由于造纸工艺比较落后,这种桑皮纸加工全靠人工在制纸工具上涂刷时控制纸浆厚薄,因此,每次制出的纸张厚薄程度会有一些差异。笔者接触到的这种纸币既有比较透明的,也有不太透明的。
由于这种“肆拾文”(值银一钱)的南疆边防总司令部军用纸币印制时间短(估计印制时间约十天左右,即1933年8月初至8月16日之间),数量少,加上岁月的流失,保存不易,目前已非常稀见。据笔者了解,目前世面上这种纸币存世量最少应有十几张,并集中在很小范围的泉友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纸质“肆拾文”的“南疆边防总司令部军用纸币”可能逐渐会有一些问世,但不会很多。现将笔者已知的“肆拾文”南疆边防总司令部军用纸币列表,供同好了解(见统计表)。
当红钱“肆拾文”
南疆边防总司令部军用纸币统计表
注:该纸币为民国二十二年八月印制
二
马绍武(又名马世英),回族,云南人,是甘肃河州著名阿訇、回族哲合林耶教派(又称新教和小坊)创始人马明心的五世孙,系回教教长马震武之弟,新疆回教哲合林耶派的著名人物之一,新疆回教新教徒奉马绍武为教长。二十世纪20-30年代新疆政局动荡时期,他是军阀中的“四马”之一(马福兴、马绍武、马仲英和马虎山)。在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期,历任疏附、乌什等县知事,和田道尹、喀什道尹等职。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金树仁倒台与盛世才掌权交替一年多的时间里,三任喀什行政长(算是一个奇闻),并任南疆剿匪司令,堪称“三朝元老”。在1924年-1935年的12年里,马绍武成为喀什地区军政界和宗教界的头号人物,1934年,遭到武装人员伏击受伤,侥幸逃生;1935年去苏联学习;1936年任盛(世才)政权新疆民政厅厅长;1937年被盛世才以“阴谋暴动”罪名逮捕关押,后死在狱中①。
南疆边防总司令部军用钞票——也称“马绍武票”,是新疆喀什三十年代动乱时期由马绍武发行的。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3月,马以喀什行政长公署的名义曾发行过喀什行政长公署红钱肆拾文(作银一钱)和壹百文(作银二钱五分)两种纸币,作为筹措军费和应付市场找零需要,与原有的喀票同时流通市面②。到了1933年8月份和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马又印制了军用油布帖,分为“军用纸币”和“军用钞票”两种(蒋海明先生已作了介绍),但在发行军用油布帖的同时,马绍武还发行了纸质的军用纸币——即已介绍的当红钱“肆拾文”军用纸币。
马绍武发行纸币和军用票是有历史巧缘的。1931年初,哈密农民起义反对金树仁的暴政,遭到镇压,到1933年初,反金(树仁)暴动遍及天山南麓,整个南疆战火纷飞,和阗分裂政权和各路军阀在喀什、和田混战,争夺地盘。恰逢其时,喀什驻军师长金树智(金树仁之弟)暴病身亡,新疆省主席兼边防督办金树仁令马绍武为喀什行政长并任南疆“剿匪司令”,出面收拾残局。1933年1月(有些资料写的是3月),甘肃军阀马仲英二次进疆来争夺地盘,时任东路剿匪总指挥的盛世才与马仲英经过一年多次交战,盛几乎败亡,后在苏联红军支援下,盛军反败为胜,马部除小部分逃往甘肃外,马仲英本人及余部则败退南疆。在苏军、盛军和和加尼亚孜的部队追击下,马仲英一直退到了南疆的莎车。马向盛求和无望,被迫交出兵权,离开部队,在1934年7月从乌洽出境去了苏联③。在1933年,省城迪化发生了“四·一二”政变,金树仁倒台,新疆的控制权被时任新疆边防督办的盛世才掌握,随后盛就与马仲英、伊犁屯垦使兼新编第八师师长张培元展开混战。
正当盛世才、张培元、马仲英在北疆拼杀时,1933年11月,南疆喀什出现了一个由英帝国主义扶植的伪政权“东突厥斯坦(过去曾被译作‘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④。这个伪政权仅仅存活了三、四个月,就被败退南疆的马仲英部和坚守喀什汉城(今疏勒县)的马绍武、马占仓(按:焉耆回族首领)部队消灭了。因此,马绍武在这个动荡时期成为了喀什显赫一时的人物,从1933年到1934年的一年多时间里,不仅三任喀什行政长一职,并有机会发行了自己的货币。
三
关于“肆拾文”军用纸币的几个问题,笔者谈点认识。
一是桑皮纸来源
1934年马仲英到苏联后,其残部三十六师由其姐夫马虎山掌管,代理师长一职。根据与盛世才达成的协议,三十六师退出喀什交给省方,进驻和阗。以泽普为中立地带,叶城、皮山、墨玉、和阗、洛浦、策勒、于阗、且末、若羌等九个县为三十六师防区。从此,马虎山开始了对和阗长达三年的统治,直到1937年马虎山再次叛乱,其部被消灭,本人出逃印度为止⑤。马虎山在和阗攻灭伪“伊斯兰共和国和阗政府”分裂政权之后,曾以和阗行政长公署名义成立印刷局,并自行印制发行了红钱一百文、壹两和叁两纸币在和阗地区范围内流通⑥(编者注:在本期刊物中,蒋海明先生亦有叙述),这种纸币(亦称“马虎山票”)是用桑皮纸印制的,但这种纸币纸张较厚。马绍武印制的当红钱“肆拾文”军用纸币虽然也使用桑皮纸,但与“马虎山票”纸质不同,纸张很薄。
据《新疆古代文明》一书记载:在清代,和田办起了桑皮纸作坊,以桑皮树皮为加工原料,所产桑皮纸柔韧光洁,撕不烂,扯不破,是一等的包裹纸,不仅输入内地,还卖到国外。仲应学先生著文《新疆历史上的造纸业》(2006年4月13日《新疆经济报》)说:“民国五年(1916年),杨增新采用行政措施,令和田、于田、洛浦、皮山等处桑树多的地方大量加工造纸,并通令喀什道1 1个县除了上报北京公文用关内纸外,新疆境内文件报表等书写纸都要用地方生产的桑皮纸,用以打开新疆纸的销路。’:谢彬著《新疆游记》一文中说:“自莎车至和阗,桑株几遍野,机声时闻比户,蚕业发达,称极盛焉。(p162)”可见南疆桑树丰盛,不仅造就了桑蚕业的发展,也为造纸业提供了丰富的加工原料。
那么,马绍武印制纸币的纸张是不是也是使用和田产的桑皮纸呢?笔者托泉友请教过喀什有关从事文史资料工作的专家,根据他们曾掌握的信息:在民国期间,喀什地区的叶城县也有手工作坊,土法加工桑皮纸以供应市场,那时学生都使用这种纸写字,而且商业上也用这种纸张办公,油墨印上后不掉色,纸的柔韧性很好,揉成团后打开不会烂,可以平展。笔者将喀什行政长公署“肆拾文”纸币和南疆边防总司令部“肆拾文”军用纸币以及“马虎山票”与“马绍武票”(即“肆拾文”军用纸币)仔细作了比较,纸张都不属于其中的一种类型(喀什行政长公署“肆拾文”纸币为薄白洋纸或横格办公纸)。笔者以为,在新疆南部,人员聚住的生活地理环境、气候、各种物种基本类似,桑树种植在南疆随处可见,原料来源十分充足。虽说和田是喀什的邻居,但距离喀什毕竟有五百多公里之遥,而叶城正好位于两地之间一半的地方,如果叶城能生产桑皮纸,而且路程减少一半,并可以降低成本,是否就无需再从和田进货呢?据此推测,“马绍武票”的这种军用纸币的桑皮纸张可能是皮山、叶城等县一带生产的。由于时局紧张,纸源非常紧缺,马绍武在短时间内根本无法找到关内公文纸,只能用这种桑皮纸发行自己的货币来筹措军费。即使是这种纸在当时也非常短缺,无法满足印钞的需要,马绍武又只好用各种花布来印制发行货币,这就不难解释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九月南疆边防总司令部军用油布帖上为什么会有“军用纸币”字样。
二是关于发行量
从笔者已掌握了解的情况看,“肆拾文”军用纸币已发现的冠字号有:珍、月、收、重、龙、结、皇、淡、张、昆等十个冠字号(见列表),冠字号下面阿拉伯数字是两位数“XX”排列,就是说,每个冠字号纸币发行量应该不超过100张,换算下来如果只发行了十个冠字号,100张“肆拾文”纸币合银10两,十个冠字号就是100两银。在民国前期(1012-1938年),“新疆的币值仍沿用清代银两、红钱平行本位制,大数用银,小数用钱。故纸币的面额多以红钱为单位。红钱400文为一贯,合湘平银1两。”⑦由此判断,马绍武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八月在发行南疆边防总司令部军用票时,不仅发行了若干“壹两”油布帖军用大票,还发行了当红钱“肆拾文”——即发行量大约为100两银的军用小票,以便部队和民众找零之用。
但让人难以不解的是,笔者已知“肆拾文”的军用纸币不仅出现了重复的冠字号,并且阿拉伯数码也相同(见统计表中1号和10号纸币),除尺寸有微小差异外,连字迹笔画都一模一样,说明这张纸币是出自同一印版。这就出现了一连串问题,为什么会有相同冠字号、相同阿拉伯数码的纸币出现(特别是数字重复很让人费解),是否还有同一种冠字号的其他相同数码的纸币?原本就是如此,还是印制工操作失误重复印制所致?如果原本就应如此,那么,不同冠字号的纸币会不会也会相同数码的纸币重复?“肆拾文”军用纸币发行量最低限会不会不止100两银?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冠字号纸币存在?另外,为什么每个不同冠字号的纸币都要重新刻制印版(因为字体有差异),难道印制100张纸币后印版就不能再用了吗?等等问题,由于缺乏资料和未知的实物比较,这些疑问还有待进一步破解。
三是“马绍武票”的发行地点说明和其他
“马绍武票”的印制地点应该可以肯定是在瑞典基督行道会设在喀什的印刷所印制的(见图)。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证明有关这个印刷所记载印制南疆边防总司令部钞票的资料,但瑞典人贡纳尔,雅林撰写的《重返喀什噶尔》一书中提到的该所被迫为伪“东突”政权印制货币的叙述中,能找着马绍武在此印刷所印制货币的线索(请参看香港叶长青先生著文“三十年代新疆喀什的印钞所”《新疆钱币》2000年第二期和上海蒋海明先生著文“新疆军阀混战时期的货币(一)——南疆边防总司令部军用布币”《新疆钱币》2006年第一期)。瑞典基督传教团在喀什印刷所存在的时间是1912年-1938年,韦永生先生著文《喀什货币的演变》(《喀什市文史资料》第九辑1994年9月)一文中提道:在民国八年(1919年),瑞典在喀什的印刷所印制过“油布帖”,面值红钱四十文(值银一钱),作为找零之用。韦先生所说的这种“油布帖”未见实物,有关资料也未见记载,留待泉家破解真伪,但说明瑞典印刷所在前期是印制过纸币的,马绍武在这里印制货币是很自然的事。

雅林在他的著作中叙述,瑞典人的印刷所被迫为伪“东突”政权印刷过货币,但雅林先生对当时伪“东突”印制货币的材料叙述显然有误,因为伪“东突”钞票壹两纸币和壹两布币材料分别是白报纸(或横格办公纸)和白细布印制⑧,用丝绸条印制钞票既没有实物证明,在当时似乎也不可能,布源和成本都不允许。因此,笔者比较赞同叶长青先生对雅林判断有误的分析:“至于印刷所代印‘钞票’的事情是由当时负责的一位传教士乔治·罗本茨告诉他的,可能雅林先生对期间的细节不清楚而有所误会。所以推断雅林先生这段记述应该是指喀什区行政长公署和南疆边防总司令部的两次印钞,文中所指的丝绸条可能是条纹布和花纹布。”⑨由于当时马绍武正在打仗,马在此印制钞票时间非常短,随即逃往汉城,而“东突”在建立分裂政权后也在此印制自己的货币,以至雅林先生将两者弄混了,将“马绍武
票”材质也划归伪“东突”货币中了。
蒋海明先生在本刊(《新疆钱币》2006年第一期)著文说,马绍武印制货币有三次:第一次是1933年3月,第二次是在1933年8月,第三次是在1934年4月。对于印钞次数和时间,笔者也倾向于蒋先生的分析判断。至于蒋先生认为马绍武发行的军用油布帖发行数量至少当在2万两,此说是根据军用油布帖不同的花布种类和预测冠字号来判断的,但还缺乏确切的数据统计和资料证明,其发行量似可再斟酌。
对于马绍武第二次印刷钞票,“肆拾文”军用纸币为何用纸,而“壹两”军用纸币为何用布,笔者在此想多赘言几句。
1933年8月初,马绍武利用和加尼亚孜势力铁木尔和柯尔克孜人乌斯曼之间的不和,使用反问计,暗中策反乌斯曼,结果成功,铁与乌反目火并,乌率部离开回城(今喀什市)退往明遥洛(今疏附县木什乡境内),铁木尔尾随追击,二马(马绍武、马占仓)乘虚占领了回城。马占仓佯装配合铁追击乌,却设伏击杀了铁木尔,马绍武复任区行政长。8月16日,反动势力沙比提大毛拉部、乌斯曼部和铁木尔残部,乘二马立足未稳向其发起反攻,二马不支,被迫放弃回城和行政长职务,退回汉城(今疏勒县见图)并死守⑩。这段时间算下来仅仅不到半月,但马绍武却仍然发行了军用票,真可谓效率之高,堪称历史之罕。

马绍武马占仓死守疏勒县城(袁国祥供稿)
但马绍武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刻制印版并印刷钞票,时间上无论如何是不够的。因为按照一般规律,铸造和印制货币必须先有计划和版模,然后再开铸和开印,很少刻版和印制同时进行,何况马绍武第二次印钞时间是那么的短,而“肆拾文”军用纸币又是多个印版印制的。那么印版是什么时候就刻制好了呢?笔者以为,应是在1933年5月至8月初,马绍武与马占仓退守汉城时就已经将钞票印版准备好了,只是由于回城被他人占据,而无条件印制钞票(注,印刷所在回城内)。因为在5月至8月,回城虽然被铁木尔占据,马绍武丢掉了喀什行政长一职,但马认为汉城还在自己手上,并有一定数量的部队可以支撑,并没有完全失败,所以与马占仓退守汉城后的一段时间里,马绍武即以南疆边防总司令的名义命属下准备好军用票的印版。马的用意是:部队打仗急需军费,应事先准备好印版,只要夺回回城,不仅可夺回行政首脑的位置,还可占据印刷所,同时立即开印钞票让部队及时使用上新钞。而且,从大小两种军用票印制的时间上分析,马绍武是作了印制钞票计划的,即: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八月印制小票(“肆拾文”军用纸币上印制的时间是:民国二十二年八月),九月印制大票(一九三三年印制的军用油布贴壹两“军用纸币”上印制的时间是:民国二十二年九月),但时局紧张,在印制钞票时只好仓促将准备两次印钞计划合二为一。战局的瞬息万变证明了马绍武这样做是对的,因为在1933年8月16日后,马绍武与马占仓重新占据回城不到半月,回城又被沙部和乌部复夺,二马退守汉城,马绍武已没有可能再印制钞票了。所以,马绍武利用占领回城时很短的时间间隙,将“肆拾文”和“壹两”军用纸币同时印制了。而小票用纸,大票用布(大票“油布帖”上有“军用纸币”字样),说明在当时城里纸张确实非常紧缺。按照纸币印版的要求,“壹两”军用纸币应该用纸张来印制,但马绍武找不到纸张,仅有的纸张只能满足小票印刷,大票只好以布代替。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印制的军用油布帖上“纸币”两字改成了“钞票”,正如蒋先生分析,在布上印有“纸币”字样确有不妥,故改之。
结 语
“马绍武票”是一种地区临时货币,是官方货币因时局不稳而无法满足一个地区用钞时采取的特别措施。随着时局很快平稳,省方重新控制了喀什的局面,官方货币又可以满足地方需要了,马绍武作为地方长官再印制自己的货币就有“分庭抗礼”之嫌,肯定不妥,因此,这种货币在喀什进行了短暂流通之后,很快又被省官方货币所取代。军阀货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新疆当局对于局面失控、军阀割据,从而造成货币制度混乱的一种状况。由于马绍武的军用钞票发行量小,流通时间非常短,使用范围仅限于喀什市和疏勒县,并很快退出流通领域,因此它在新疆货币史所起的影响很少。但作为地方割据势力的货币,马绍武的军用钞票为我们了解那段动乱时期历史,提供了最好的实物史料。撰写此文,得到张建功先生和苗永海先生提供参考资料和指教,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并请专家、同好指正。
注释:
①⑩马树康著《百年喀什》
②⑧新疆钱币学会编制《新疆钱币》图册
③⑤刘学杰著《新疆旧事》
④新疆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著《新疆简史》第三册
⑥李吟屏著《军阀马虎山在和田发行的纸币及其流通始末》(《新疆钱币》2003年第三期)
⑦董庆煊穆渊著《新疆近二百年的货币与金融》
⑨叶长青著《三十年代新疆喀什的临时印钞所》(《新疆钱币》2000年第二期)
其他参考书:
1、贡纳尔,雅林著《重返喀什噶尔》,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
2、政协新疆区委会文史资料研委编《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一、二、五、十二、十五辑
3、政协喀什市工委编《喀什市文史资料》第七、九辑
4、斯文,赫定著《马仲英逃亡记》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
5、汤永才著、政协新疆文史资料委编《马仲英在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
6、刘逊、刘迪编著《新疆两千年》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8年
7、包尔汉著《新疆五十年》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
8、谢彬著《新疆游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
26 3 月, 2013 7:36 上午 #225712中道一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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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3 月, 2013 6:09 上午 #225769真道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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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3 月, 2013 12:03 下午 #225845gujin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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